中国在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中国纸张的西传非常早，敦煌及甘肃西部都发现过汉代的原始纸。可以肯定，至少在7世纪时，中国纸已在撒马尔罕等地广为使用，在印度则不晚于8世纪。造纸术传入中亚通常被认为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约751年前后）。唐朝的造纸工匠最先在撒马尔罕造纸，这里从此成为中国境外的造纸中心，在整个中世纪都名震欧洲。贞元十年（794）在大食（阿拉伯）首都巴格达也办起了纸厂，并聘中国技师进行指导。此后，造纸厂相继出现在也门、大马士革等阿拉伯城市。9世纪末，中国造纸术传入埃及，不久便淘汰了当地的“纸草”。12世纪，造纸术从北非传到西班牙与法国，德国的纽伦堡也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建造了第一家造纸厂。纸的发明与西传对促进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而阿拉伯无疑起到了媒介作用。
印刷术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具体地说是在7世纪后期至8世纪上半叶。现在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书是敦煌发现的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金刚般若婆罗密经》，上面标明的印刷年代是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即唐懿宗年间。但是，雕版印刷术西传的过程则要晚得多。清光绪六年（1880）人们在埃及发掘出的阿拉伯文印刷品，其年代被推断在唐末至元末间。据推测，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很可能是在其后的宋元之际，通过蒙古人的西征或其他契机传到了中亚、西亚，进而传到北非与欧洲。14世纪初伊利汗国宰相、史家拉施德丁在《史集》中记录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方法。由于蒙元时代中西交往的频繁，很可能14世纪末活字印刷方法已传到欧洲。活字印刷特别是金属活字印刷在欧洲发扬光大后又于15世纪传回中国。
欧洲人用作导航的“罗盘”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虽然中国人对磁石指南性的认识，在战国《韩非子》、东汉王充《论衡》中已有记载，但将它用于航海导航，大约是在11世纪末。北宋末年朱彧的《萍州可谈》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此事的著作，书中谈那些往来广州的舟师们懂地理，在海上航行时，“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从阿拉伯文献提供的材料可知，在13世纪初，阿拉伯海员已经使用罗盘，宋绍定三年（1230）成书的波斯佚文集《故事大全》中记载了一个用指南鱼探寻航道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指南鱼与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水浮针法有类似之处。元至元十八年（1281），阿拉伯人的《商人宝鉴》问世，书中说从埃及亚历山大城到印度洋的水手都懂得将磁针安置在浮于水面的木片上，用来辨别航向。又提及用磁铁制成鱼形投入海中，以指南针的头尾指示南北。显然，这些方面都显示出他们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四、阿拉伯文明对世界及东方古国的影响
大约唐天宝九年（750）起，自然科学和哲学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繁荣发展，与此同时欧洲却陷入到中世纪的黑暗之中，“阿拉伯科学黄金时代”始于这一时期。阿拉伯学者广泛搜集古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文献，并将这些文献翻译成阿拉伯文。由此，他们掌握和保存了当时世界上最丰富的科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发展。阿拉伯语也成为当时国际上的通用语言之一，阿拉伯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的优势地位保持了500年之久。直到十二三世纪时，这些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重新被译成拉丁文，再次传入西方，直接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因此，阿拉伯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贡献被形容为“保存了人类文明精华的火种，并成为文艺复兴的灯塔”。权威的科学史学家的评价是，纵向来看，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腊、罗马）启后（文艺复兴）的作用；横向来看，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在“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的《科学史导引》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公元750至1100年（阿拉伯科学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杰出的阿拉伯伊斯兰的科学家有：天文学之父——阿尔·比卢尼，他发明了便携的观星仪，并早于伽利略600年计算出地球的半径；数学之父——阿尔·花剌子密，将“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介绍给西方的数学家，首次将代数理论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化学之父——查比尔·伊本·哈彦，他科学地叙述了化学上的两种主要操作：煅烧和还原，还改良了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化学实验方法；医药之父——伊本·西拿，他撰写的《治疗论》和《医典》直到16世纪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教科书；光学理论之父——伊本·海赛姆，他研究光的反射和折射，说明光在同物质中是在一条直线上传播的，著作《论光学》，奠定了光学的基础。
阿拉伯人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保全了古代希腊的文化，而且根据自己辛勤的长期劳动，加以补充修正，发扬光大。阿拉伯人是好学深思的，他们愿意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而且善于组织，用逻辑的方法，把各种学问组织得有条有理。他们最擅长的是分门别类，列举条目。二是阿拉伯的科学家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以经验阅历为知识的基础，各科的理论，必须以经验作根据，他们才肯接受。他们治学的方法是：试验观察，获得知识；欧洲人的方法，直到10世纪时候还是：熟读书本，谨记师言，造就学问。罗哲·培根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之后，以试验观察为治学的方法，以代替严守师承，固执书本，欧洲的学术才获得了解放。三是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和印度的糖、稻米、棉花等传入欧洲，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欧洲各国人民的生活。
五、唐朝时期中阿交往的历史意义
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东临太平洋，西到葱岭的广阔天地。阿拔斯王朝（750-1258）东起葱岭，西临大西洋，南至撒哈拉，北迄高加索山，形成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国，中国史书说：“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公元7至13世纪是中阿两大文明的极盛时期，当时中阿双方都是世界上的大国和强国，各自沃野千里，雄兵百万。中阿之间军事上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当时整个东方世界的局势发展。事实上，中阿双方数百年间和平、友好、文明的交往，不但推动了中阿双方的繁荣和兴盛，而且有利于当时整个东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唐朝时期，正值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当时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阿拔斯王朝时期把中亚、西亚、北非和西班牙连成整体，形成统一的经济区。中阿陆上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海上香料之路也是“苍宫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当时的中阿之间可以说是“海舶来自天方，丝路通向大食”。唐朝时期，中阿双方长达数百年的友好交往，使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好处，中国的广州、扬州、泉州等地发展成为繁荣的港口城市。另一方面，阿拉伯的巴格达、巴士拉、苏哈尔、亚丁等也成为重要的港口。阿拉伯国家在与中国的和平交往中也获益匪浅，为伍麦叶王朝（661-750）、阿拔斯王朝的繁荣、兴盛、从外部提供了条件。
唐朝时期的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驾齐驱而名列世界文明的前茅。阿拉伯相对先进的天文、历法、医学、制药、制糖、建筑等技术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阿拉伯地区各种农作物如胡桃（核桃）、胡荽（芫荽）、胡豆（蚕豆）、胡麻、胡瓜（黄瓜）、胡蒜（洋葱）、胡萝卜、芹菜、菠菜等种种蔬菜，椰枣树、刺桐、茉莉花、曼陀罗花（洋金花）等多种植物的引进与种植，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和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阿拉伯手工艺品如香料、药材、珠宝、乐器等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伊斯兰教的传入，给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带来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在阿拉伯文化东传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也西渐阿拉伯地区。以“四大发明”、丝绸、瓷器等为主的中华文明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国家，尔后转往欧洲，其影响可谓深远。
中国是以儒佛道为主的中华文明，阿拉伯国家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是融绿洲农耕文明、沙漠游牧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于一体的文明。两种文明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它们思想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生命力持久旺盛。数百年间，两大文明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共存共荣，使各自不同的文明、文化在异域文明的地区得到了尊重与发展。唐朝时期中国政府在穆斯林聚居区设立“蕃坊”，尊重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委任穆斯林领袖担任蕃长，管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解决穆斯林内部矛盾。同样，阿拉伯国家也尊重到阿拉伯地区学习阿拉伯语，学习阿拉伯医学，考察阿拉伯地区社会状况的学者和旅行家。唐宋时期的中阿双方虽然文明不同，但都能尊重、学习对方的文明、文化，可见当时中阿之间的交往有利于构建多元共存的世界文明秩序。
结论
唐朝时期中阿双方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两大文明相互吸引，政治交往极其频繁。无论是官方交往还是民间往来都是和平友好的，其目的都是在于加强联系，传达一种和平的信息，希望成为睦邻友好的伙伴关系。中国的造纸术、针灸学、脉学、炼丹术、临床科学经验也源源不断地输入阿拉伯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不仅对阿拉伯、波斯产生了影响，而且通过阿拉伯人传向欧洲，对中世纪“黑暗的西方世界”产生了影响，促进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唐朝时期，中阿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贸易上频繁往来，两国密切经济联系在于互通有无，目的是为本国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服务。中阿密切的经济交往不但为两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推动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而且还促进了彼此的了解、加深了友谊，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