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说道：“这一切都靠爱卿安排了，朕听你的忠谏就是了。不过复辟一事，要卿负责，以速为贵。二贼密布心腹，一旦得知，作好防备，就难办了。”
朱胜非低语道：“已有把握，为防泄漏起见，不敢多言。陛下迁出行宫，届时可以预先躲避。”
高宗就率领妃子前往显宁寺居住。
半个月后，平江留守张浚等联络众将，一起发兵讨逆，向杭州进发。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苗、刘两将慌作一团，只好去和朱胜非商议。朱胜非说：“我替你们着想，只有迅速改正，否则各路大军将到城下，二公将置身何地？”
苗、刘两人想了多时，确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就听从了朱胜非的建议，请高宗复位。
高宗复位后不久，就派人追杀了苗、刘二人。在苗、刘二人兵变，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高宗听从了朱胜非之计，禅位于太子，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又重新登上了皇位。
要知道，在封建时代帝王对于皇位是十分敏感的，有的人即使丧命也不愿放弃皇位，而赵构能将审时度势，适时退让，而所退的这一步竟是让出那万人瞩目的皇位，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气度之博大。
4.有卓越智慧的领导从来不怕改正错误
领导者千万别把自己当成圣人，其实圣人也会犯错误。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皇帝犯的错误还少吗？不然怎么有明君和昏君之分呢？失误的决策造成的后果会很严重，且官位愈高后果愈甚。与其品尝这种恶果的滋味，不如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领导者的形象只会因此变得更加高大。
秦王嬴政亲政后不久，做过一件非常糊涂的事情，这就是他下达了一道违反秦国传统做法和其本人执政方针的命令———“逐客令”，欲将六国在秦任职的客卿全部赶走。不过，在李斯的劝谏下，秦王嬴政最终撤销了此命令，没有对操纵各诸侯国的统一大业造成危害。
是什么原因使得嬴政一反常态，改变了秦国长期奉行的人才引进政策而下达这项命令呢？原来是东方国家对秦国施行反间计的结果。
战国七雄中韩国实力最为弱小，又紧邻秦国，是秦国进行统一战争的首选目标。韩国国君安实在不愿意轻易将祖宗传下来的“锦绣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便把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找来，让他肩负间谍的使命西入秦国，游说秦王兴修水利，企图以此消耗秦的国力，转移秦国的注意力，改变韩国行将灭亡的命运。
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亲政第二年，郑国来到秦国，欲替垂死的韩国尽一点力量。在政治上已经稳固住自己地位的嬴政正想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做些事情，听了郑国的计划，觉得对秦国有利，于是立即征发百姓，由郑国主持在关中东部兴修一条引泾水东注洛河的水渠。
郑国主持修建的这条水渠，计划全长三百多公里，建成后可以溉田四万多顷，工程浩大，确实会占用秦国不少人力、物力，但关中河道则可以改造得更加合理，水渠建成后遍布关中的咸卤地将会变成良田耕地，所以秦王嬴政即便识破韩王安的计谋，他所做出的这项决策也没有错。这项决定也符合秦国一惯的重农政策。
只是韩王安低估了秦国的综合实力。尽管秦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兴修这条水渠，但是丝毫也没有影响秦军的东攻计划。而且，当时在秦国兴修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并不止此一项，譬如秦王嬴政的陵墓就在修建中，这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一直到秦始皇死时都没有完成，它常年用工在十几万甚至更多。
俗话说“夜长梦多”，最后，韩王安的阴谋终于让嬴政发现了，不善制怒的嬴政暴跳如雷，立即命人将郑国抓来，要问刑处死。嬴政气得发昏，朝中一帮长期不受重用的宗室大臣们觉察出这是一个难得的重秉朝政的好机会。因为，长期以来，秦国一直坚持“客卿”政策———至少欲有所作为的秦国君主都施行此政策———重用东方有才之士，或委以重任高位，或任为客卿随时谘问，宗室贵族在政治上都没有过高的地位，本国官吏若无大才也只能充任一般职务，掌不了大权。这项制度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长期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原因，也是秦国最终统一六国的政治保证之一。
看到秦王怒气冲天，宗室大臣们乘机进言，称：“各诸侯国来秦国谋事的人，大抵都是为了他们各自的君主而游说秦国、做间谍的，请您务必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年轻气盛的嬴政犯了急躁的毛病，没有冷静地思考，便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下达了“逐客令”。
李斯的名字被列在驱逐的名单之中。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曾追随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与韩非同窗，学成以后西入秦国欲施展一番抱负。他因建议对东方六国施用反间计，拉拢了不少各国的名士，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被拜为客卿。“逐客令”一下，秦兵立即堵在各宾客的家门口，不许申诉，押送他们即刻离都。在被秦兵押解出境的途中，李斯乘隙写成一部劝谏书，并设法请人送入宫中，向秦王进谏。
秦王嬴政读过李斯的上书，马上明白自己错了，他赶忙下令收回“逐客令”，并派人从速追回李斯，让他官复原职。
嬴政这种知错就改、见贤求教的特点，是其成为中国最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的基础，也是他操纵能力的重要表现。实际上，秦始皇嬴政的残暴只施加于两种人之身：一是百姓，也就是依法家理论根本不用关心、考虑的小人；二是他所愤恨的人，如禣、行骗的方士，还有敌人等。而于他所敬重的人或对其有用的人，则只有威严，不施暴行，所以对茅焦、李斯、尉缭、王翦等，尽管他们多有“不恭”之辞或举动，但嬴政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他们，甚至连累官免职的事情也没有，相反，始终重用不疑。这就是嬴政与众不同之处，后世帝王能做到这一点的几乎没有，包括唐皇李世民，对魏徵不是时有微辞，就是动辄要杀他的头。依嬴政的性格特点看，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嬴政的这一性格特点，是他比同时代的诸侯国君主更具威力的原因之一。
现在，李斯在秦王的脑海中再也抹不掉了。秦王为自己的秦国又有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兴奋不已，也为自己因一时之气而险些将秦国推入不测之地而深感后怕。因此，秦王对李斯言听计从。李斯则平步青云，很快官至廷尉，执掌刑狱，并且在秦朝建立后不久升任为丞相。
“逐客令”撤销了，而对于那个险些使秦王铸成大错的韩国水利专家郑国，秦王嬴政仍不依不饶，非欲处死以泄其恨不可。幸好，郑国也是一个善辩之徒，他对秦王说：此渠修成后，对秦国具有万世之利，关中许多不毛之地将辟为沃野。已经头脑冷静的秦王一听，觉得有理，于是不再加罪，命令郑国继续主持工程。经过数年的艰辛，水渠终于建成，从此关中瘠薄之地变成膏腴良田，灾荒减少，秦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直至最终平灭东方六国。
秦始皇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印象是粗暴、残忍、独断，但是他有着十分可贵的一面，就像撤销“逐客令”一样，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他绝不扭扭捏捏，而是雷厉风行地改正。这是决策者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这样的事在嬴政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
秦王嬴政亲政以后，因太后苟且事败怒而迁之雍城，此事在秦国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举国上下议论纷纷，不赞成的人为数不少。余怒未消的秦王嬴政又下令：“有敢以太后之事劝谏者，乱刀砍死，并以蒺藜（带刺的刑具）划刺其脊背和四肢，尸体堆在宫门外示众。”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对待自己的臣下，年轻的嬴政的确不是善良之辈。谁知自古忠臣不畏死，仍有27位大臣冒死进谏，但都是空有忠臣之心而无善言之口，嬴政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敢于“以身试法”的人统统杀死，27具尸体都堆在宫门外。
杀死了这么多人，仍然有人敢继续以自己的口舌赌命，这次来的人叫茅焦。茅焦原是齐国人，不知何时西入秦国，也不知有何才能，虽被拜为客卿，但在政治上一直未显峥嵘，始终默默无闻，不过这次该他露脸了。与茅焦住在一起的宾客，听闻他进宫上言，吓得卷起铺盖逃之夭夭。
接到茅焦求见的报告，也许是已经杀了27个人使秦王嬴政感到有些厌烦，这回他稍微客气了些，先派使者出殿提醒道：“不许以太后之事进谏。”茅焦回答：“正是为此事而来。”嬴政命使者警告茅焦：“你没有看到宫门外的尸体吗？”茅焦答：“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如今已经死了二十七个人，我来就是要凑够二十八之数。我不是怕死的人！”听到使者的回报，秦王嬴政火冒三丈，大怒道：“这小子是故意来违背我的命令的，速速加热鼎锅把这家伙煮了，我看他如何横尸宫外去充数？马上召他进宫！”说完，按剑而坐，气得满嘴翻白沫。左右全都惊恐万分，为茅焦捏着一把汗。
茅焦进殿，不慌不忙地行过礼，对秦王说：“我听说长寿的人不忌讳死亡，享国之人不忌讳亡国；忌讳死亡的人命不久，忌讳亡国的人不能保全。死生存亡之事，都是圣明之君迫切要听到的，不知陛下是否愿意听一听？”秦王怒容微敛，问：“此话怎讲？”茅焦更加放胆地说：“陛下有狂乱乖戾的举动，陛下自己不知道吗？”闻听如此犯上之言，秦王反倒平静了，他问：“都有哪些？我愿意听你说一说！”于是，茅焦历数秦王的过错，说：“陛下车裂假父（指禣），有嫉妒之心；摔死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于咸阳宫，有不孝之行；划刺谏士，有桀、纣之举。天下人听说这些事情，就会瓦解四散，没人再倾向秦国了。我怕秦国会因此灭亡，所以替陛下感到很危险。我的话讲完了，请用刑吧！”说罢，除去衣服，伏在刑具上。
茅焦把秦王嬴政亲政以来所做事情几乎全都否定了。然而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尽管此时秦国军事力量强大，东方六国已经阻止不了秦国统一的进程，但是人心的向背仍然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它对秦国统一大业起着阻碍或推动作用。为了减少统一的阻力，加快统一的进程，必须尽最大可能争取人心，赢得政治上的主动，这一点年轻的国王嬴政认识得很清楚。所以，虽然怒气冲天但还不糊涂的嬴政听了这一席话，立即转怒为喜。他亲自下殿，一边扶起茅焦，一边说：“赦你无罪！请先生穿上衣服，我愿意向你请教。”随后拜茅焦为自己的仲父，封爵为上卿。
这就是嬴政的特点，只要言语切中时弊，击中要害，只要对统一有利，对他的统治有利，他都会非常高兴，而且百分之百乐意接受。所以，嬴政决不是不会纳谏或拒绝纳谏的君主，而恰恰是会纳谏和善于纳谏的君主。他有残暴、冷酷的一面，也有近人情、通人性的一面。对于能够改正错误的领导者，人们从来不吝赞美之辞，因为那些身处高位的领导者能退而改过，实在是领导智慧战胜统驭者自尊的一种体现。
5.身为“鸡刀”就不要留恋“宰牛”的高位
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也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但是，身为“鸡刀”之人如果登上“宰牛”之位，又有几个安于退回本位呢？
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问刘基说：“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
朱元璋问：“杨宪如何？”
刘基说：“宪有相材，无相器。”又问：“汪广洋如何？”
又答：“器量偏浅，比宪不如。”
又司：“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后来，李善长被赐死，胡惟庸因谋反被族诛。
刘伯温是一位奇人，他所说的“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的话非常有道理。
据说商朝的贤相尹伊曾经在集市中屠牛，并作歌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尹伊自然是牛、国皆可“屠”的大才了，但并不一定每个宰相都有“屠国”之才，否则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的国破家亡之事呢？
因草草北伐失败而大出其名的南宋宰相韩平原，只有鸡刀之才，却用来杀牛，自然就没有那份“牛刀小试”的轻松与潇洒了。
在宋朝的时候，宋宁宗的宰相韩平原在作县尉的时候有个好朋友，是他自己的馆客（私塾先生），此人既十分有见识，又很贤德，所以韩平原十分尊重他。后来两人分别了，一直不通音信。韩平原当了丞相，掌握国家大权后，非常思念他。
有一天，他忽然不请自来了，原来他已经改名换姓，中进士好几年了。韩平原见了他非常高兴，给他优厚的待遇，请他留在馆内，仍做韩家的馆客。一天，夜深人静时，韩平原同馆客喝完了酒，屏退了左右的侍从，两人促膝谈心。韩平原问他：“我才疏学浅而掌握了国家大权，人们怎么看我呀？”馆客叹息说：“您同您的家族现在已经危如累卵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