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股票发行分定期收回和不限期收回两种。定期收回的规定发行年限，分次或一次由发行单位偿还本金，收回股票；不限期收回的由投资人持有股权，发行单位不收回股票。
6.每年年度终结，股票发行单位根据税后利润情况，可提出一部分按投资比例分红。每年分红的金额一般可占股票面额的3%~5%。
7.股票持有者如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8.股票均以现货交易为限。
今人看这《暂行管理办法》要笑了：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发股票？老企业不行？国有企业不行？民兵探路解放军断后？上海第一个公开发行股票的“小飞乐”是家多大的企业？员工总数只有50人。
上海人是小心谨慎的。当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其斌回忆说：在最初讨论如何实行股份制时，当时的市委常委******和黄菊就不止一次来过飞乐电声总厂，每次来都悄悄地，很神秘，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1984年11月18日，上海《新民晚报》在第一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没有署名。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18日开业
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本报讯】本市出现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它对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记者今天上午在武夷路上飞乐音响公司见到公司董事长兼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他透露说：将于本月18日开业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采用集体、个人自愿认购股票形式来筹集资金。对全部个人股票实行“保本保息”的优惠办法和自愿原则，即“自愿认购，自由退股”。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发行股票。当个人或集体认购股票后，不论金额多少，均为公司股东，享受平等权利，有权参加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向董事会提出项目，或参加公司组织的其他活动。每年年终，根据公司税后赢利情况，董事会拿出部分利润按股东认购股金份额分发红利。
据了解，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任务是经营成套音响设备，并承包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等音响设施设计、安装工程。
今天大家怎么纪念这条消息都可以，事后的评论永远是聪明的。但当时上海人并没拿这当回事，就像红军1935年来到贵州遵义，在一个逃走的敌军旅长的家里开了一个会，不就是个会嘛——至少在当时，与会者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有那么多的人把这个会称为历史转折，有那么多的人要来看看这幢小楼。
但当年还是有人注意到了这条消息。日本《朝日新闻》先登了一大块文章讲“小飞乐”，接着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董事长伊藤正则满大街找上海同行切磋。资本家总是为股票发狂。
看这条消息，今天再没知识的股民也会笑的：股票自由认购是没错，但什么叫保本保息、自由退股？这太社会主义了吧？等股价跌了，咱要求保本保息自由退股胜利大逃亡了，咱敢情乐了，人家干吗？
“小飞乐”的定向发行在登报时已大功告成，静悄悄全找好了下家。上海人没留意也就罢了。1个多月后，1985年1月14日，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时，可了不得了，上海人都醒了。延中实业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代理发行，当时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呀……延中实业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元，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元。可到中午12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350万元。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元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470万元，不敢再发了，马上来个急刹车。”
这静安“柜台”值得一说。
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市南京西路1806号——一家被盘下改造的10平方米理发店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上午9时整开盘，牌价挂出，飞乐音响买进卖出价都是55.6元，延中实业买进卖出价54元。人们涌到柜台前，抢着要“代理购入股票委托书”。飞乐音响的700股股票，在开业两小时内出售一空；延中实业的1000股股票，到下午4时15分收盘时，也售出了840股。
据《文汇报》当时的报道，在拥挤的人群中，第一个购进股票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男子，他带了1000元人民币，买了18股“小飞乐”。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但说曾了解过飞乐音响公司的底细：“飞乐的产品正走红，我吃准了才向它投资，不会吃亏。”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给个临时收据，容“秋后算账”。
蜜月火暴过后是平淡，平淡过后是冷淡。美国人见笑了，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股票。”
当时的情形是，在静安营业厅里有两张长椅，通常都坐不满。凑巧有人想买点股票或国库券玩玩，两人私下谈好价钱，然后到柜台办手续，前后不过10分钟。这种冷清局面延续了很长时间。1986年第四季度，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成交量只有共1367股，每日交易维持在30股左右。
但静安“柜台”挺住了。就是从这里开始，成就了日后足以影响世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物】万科王石青涩执拗
王石诉苦书记不语
王石做梦都琢磨着怎样挣开组织的怀抱。多年后，王石仍不避讳对组织关怀的反感。2000年8月11日8时34分22秒，王石打开电脑，拨号上网，进入万网景，点击管理论坛，敲道：
昨天（2000年8月10日），深特发公司（指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简称深特发）和万科同时公布，原深特发持有的万科股票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消息是通过报纸公布的，集团的信息滚动条是在11点钟才发送的，反显得滞后，敲打证券网查看万科A、B股的即时表现，却进不了网，占线占线占线……
1984年成立的万科，开始同母公司还相安无事，只是1985年因母公司欲强行调万科账号上的800万美元，开始了控制和反控制的名（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1999年。记得1988年万科欲进行股份化时，深特发的董事长说：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万科如常进行了股份化，说上述话的董事长却因经济问题辞职了。万科不是孙悟空，却感到一只无形的手掌摊在下面，随时可能收拢。在第16年头，万科总算彻底脱离深特发。
本来一肚子的牢骚，在脱离的昨天却瞬时消失全无。回想风风雨雨，面对深特发大厦，默念着：再见了，老东家！
1986年深圳政府就下达红头文件，在国有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当时国有集团公司的日子很好过，没有危机感，大家说：搞股份制设置董事会又增加了个婆婆，多此一举。所以没有国有企业响应。我看到这份文件很兴奋。当时万科在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留成比例、人力和资金调配等方面和上级主管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有很大的分歧，万科正处在十字路口，我意识到：股份制改革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
当深特发得知万科管理层的想法时，断然拒绝。为什么断然拒绝呢？你王石在我的全资公司还不听招呼，改制后你还不要骑到我的脖子上啊！当时提出股份化改制的还有金田和原野两家公司，同样遭到上级主管公司的拒绝！
多亏市体改办采取了欢迎态度。岂止是欢迎，简直是喜出望外！总算有三家国有企业愿意试点搞股份制改革。万科、金田、原野成了体改办的宝贝，但同时遭到上级公司的反对，又成了烫手的山芋。
我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班子，他们理解万科的处境，帮万科疏通渠道。当时的********兼市长李灏同志特意安排他的秘书唐火照不定期地约见三家公司的老总，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属于********的秘密渠道，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渐渐地，万科同深特发的矛盾公开化。当得知市政府准备下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深特发）派了一个请愿小组到市府办公厅，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办公厅只好暂停下发同意万科股改的文件。
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李灏求援，也就是所谓的告状吧。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李灏对话。********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我们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
当时我年轻气盛，不满意********原则性的回答和含蓄的批评，现在回想姜还是老的辣。
文件在政府办公厅耽搁了一个多月，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做深特发老总的工作，老总终于同意。
1988年12月，万科发行股票2800万股，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后更名为巨田证券）和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两家公司作为包销商和承销商各承担了600万股，剩下的一大部分是万科的一些老客户购买的，其余的就靠万科招股队推销了。1个多月后，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包销的600万股中还有150万股没卖出，只好自己买下来。
在公司内，万科招股队被戏称为打狗队。他们摆摊设点，有时可以看到万科股票在菜市场和大白菜摆在一起卖，此外他们还分成小队，走街串巷，上门推销，对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就和今天的人寿保险推销差不多。王石本人曾跑到蛇口工业区，上台演讲做推销。有一次请个体协会出面开会，宣传股票的投资价值，最后个体户不耐烦了，说：“不用说这么多了，该摊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与此相对应的是，万科的1000万股境外发行的股票却被一抢而空。
香港人抢，热热闹闹；深圳人捐，委委屈屈。漆云生当时任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总经理，他回忆道：万科是第一家向境内外同时发售股票的大陆企业，王石说要按国际惯例办，说说容易，但马上就碰上具体杠杠，比如向外卖的那部分股票如何派息？也就是调汇问题。深圳市外汇管理局也犯难，国家对直接投资有规定，对股票投资就没说法了。最后，外汇管理局还是开了绿灯，据说没经过北京。
此后，万科一次次扩股，股权一次次稀释分散，大股东深特发虽然仍是老大，但在万科总股本中也不过才占8.11%。深特发不愿再投资，王石的不满也日益浮上台面。终于，2000年，王石送走了老东家，迎来了新东家中国华润总公司。
万科永动机的不竭动力
万科每一次大扩张，每一次度过危机，都仰仗于资本市场。
1988年万科首次发行股票2800万股，每股1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仅1324万元。1991年，万科第一次配股，从股市上筹措资金近1.3亿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
5000多万元。有了这个1.3亿元，万科才能够拿出9000万元去上海开发西郊花园，从而进入上海市场。
1993年在宏观调控前两个月，万科发B股拿回了4.5亿港元，这笔钱使万科得以度过宏观紧缩的三年寒冷岁月，此后万科才真正开始走专业化道路。在这之前，万科和当时的大多数新兴企业一样，相信东方不亮西方亮，商贸、工业、房地产、文化四面出击，想闹个综合商社。有那么一天，在筹划发B股过程中，一位香港基金经理的一句话让王石明白过来了：“你们万科到底是做什么的？”自那以后，万科卖掉了深圳怡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了深圳万科工业扬声器制造厂和深圳万科供电服务公司，埋下头来盖房子。
1996年，万科经营吃紧，当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同比猛降21.68%。1997年万科增资配股募集人民币3.8亿元，之后的1997年、1998年和1999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65.37%、15.33%、27.90%。1999年万科再次配股，募集资金近6亿元，得以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2006年第三季度，万科资产负债率达72.1%，比2005年年底提高11.1%，气喘吁吁。之后，2007年年底万科借高价增发成功募集近百亿资金，使得万科在2008年房市低迷时仍大举拿地，全年新增项目17个，总规划建筑面积422.8万平方米。
当初搞股份制并进入资本市场，王石想得更多的是摆脱组织的“关怀”，其后给他更多支持的却是资金，这是万科快速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