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越收越紧。其间，银监会对德隆的背景作了调查，德隆的一些控股计划未得银监会批准。2003年年底，“德隆系”的股价开始下跌。2004年3月，唐万里接受媒体采访时终于表示，德隆进入银行业的时机并不成熟。
此时，银监会向各地银监局正式传达风险提示，称有德隆等10家企业（其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运用金融手段过度膨胀，可能会给银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据银监会调查，德隆通过关联公司互保、股票抵押等方式，在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额高达200亿~300亿元。如果再加上银行资金通过委托理财、证券公司三方委托贷款等渠道等为德隆所用的部分，德隆占压的银行资金总额高达四五百亿元。
事后在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唐万新承认，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发生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证券营业部等事件，为了应付危机，唐万新等人每天都要开“头寸会”，根据每天下属金融机构的日现金余额排列解决危机的顺序，能拖就拖。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对股权贷款有着严格限制，但德隆私下里就是要不声不响地做成大局。德隆就是要做大，大到“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大到不能死。“我借1000万我是孙子，我借1000亿我就是大爷。”在中国，许多人信奉这个，世界人民也信奉这个。虽然长投短融是德隆的致命伤，但这同样是银行的致命伤，大家绑在了一起。德隆不是在做企业，而是在整合行业；不是在整合行业，而是在行使政府功能。那么，问问政府同意吗？
德隆做大的一个象征是，此前的2002年12月，唐万里当选中华全民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2003年年底，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
2004年3月，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唐万里提交了一份关于产业投资基金的提案，“加快从目前处于私募状态下的产业投资基金向公开化、透明化的公募形式转变，对监管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对投资者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就在4月中央电视台的一期《对话》节目中，唐万里还对坐在台上的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像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既没有国企的资源优势，也没有跨国公司及合资公司的资本优势，希望工商联能在制度安排上作一些突破。”
但接着，4月13日，合金投资跌停；4月16日，新疆屯河跌停，同日湘火炬跌停。到6月30日，湘火炬从1月30日的每股15.31元跌到每股3.33元；新疆屯河从1月30日的每股14.42元跌到每股3.30元；合金投资从3月31日的每股26.95元跌到每股4.36元。
王世渝曾任德隆高管，他讲了德隆最后的故事：2004年4月18日，他和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见面，冯仑说他以民生银行董事的身份提议召开民生银行董事会，提出由民生银行与德隆进行战略合作的方案，并在人民大会堂把这个消息发出去，让所有的债权人放心，这样德隆的资金链就缓和下来，信用得以恢复，到时候再谈重组。其后多少天大家都在忙这个事，中间还有员工们用自己的钱支撑德隆老三股股价的壮举，老三股逆市而上，惜乎半天就被打回原形。在4月的倒数第二周中，德隆与民生银行的合作几乎谈成了，唐万新几乎说动了民生银行的高管接受他的合作方案，甚至准备好了新闻发布会，此时，在民生银行大楼里，突然有人告诉唐万新，警察来抓他了，就在楼下。唐万新慌了，当即仓皇而去。此前，在各个地方，已有各路债主带着各地警察要抓唐万新。
德隆全面崩盘，德隆倒下了。
2004年4月，唐万新逃亡缅甸，唐万里留在北京与政府沟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唐万新必须回国，德隆必须自救，国家在德隆自救的基础上适当出面帮助化解风险。在唐万里的劝说下，2004年7月18日唐万新回国，接受政府调查。此刻，树倒猢狲散，德隆高管们纷纷内讧。唐万新对此深感失望，他曾幻想力挽狂澜，提出了重组德隆计划。然而，托管德隆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有自己的想法，态度冷漠——德隆已不是你唐万新的家当了。年底，唐万新被关进武汉看守所，学考古学，这里没有讨债人。
“原以为唐万新会像托普软件的宋如华和达尔曼的许宗林一样，跑到国外当寓公，没想到他却回来了。”是什么原因使唐万新回国？一位德隆员工说，从唐万新的性格来讲，他有一种英雄情结，喜欢被人仰视、被人尊重，他不大可能像宋如华一样夹着尾巴逃亡一生。
唐万新说：“我决定回来就有进去的准备，只要保我一条命，10年以后出来还是一条好汉！”
德隆这只倒霉的蝴蝶将风暴也煽到了德国。
2004年10月19日，德国飞机制造商仙童多尼尔有限公司因为被失败的728型支线客机计划拖累，宣布破产。仙童多尼尔公司成立于1922年，曾经在二战中生产过水上飞机、轰炸机和战斗机。2002年，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2003年，德隆集团表示了收购728系列研制项目的意向。仙童多尼尔公司非常兴奋，德隆不只是一根救命稻草，而且可能是仙童多尼尔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金钥匙。
随后，德隆宣布将正式启动收购728项目，并调拨了几千万欧元作为先期投入。此事曾在德国经济界轰动一时，中国媒体也欢欣鼓舞。但是很快，德隆就出事了。其实，德隆在收购仙童多尼尔公司时已经在走下坡路，但德隆仍然决定出重金击败俄罗斯对手，收购仙童多尼尔。
谈到当时收购仙童多尼尔公司的原因时，德隆欧洲分公司原总裁朱家刚说：“像飞机这种大强度的投资，一般都有国家的支持，但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融资问题从始至终都没有解决。”
唐万新的八字胡被剃掉
2004年6月，国资委和银监会组织央企开了个会，要求有能力的企业参与德隆的重组，德隆的资产确也不是一无是处，之前也有一些企业买走德隆旗下产业的股份。但不知为何，两个月后，德隆还是走上了破产之路。
此前德隆与民生银行谈合作偿债的方式是债务重组，在德隆正常经营的情况下用投资银行的技巧进行债务重组。2004年8月26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德隆签订《资产托管协议》，华融将全权行使“德隆系”4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权利。德隆被华融托管后，采用的是清算式偿债，先进行债务登记，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再出售德隆资产，用变现资金清偿债务。如此减值运作必然清偿率低，是一个多输的局面。
德隆国有化算政府的某种拯救？
《中国企业家》杂志对德隆的结局颇悲观：中国企业只有20多年的市场化生涯，其间有过所谓企业失败、企业破产的案例，但是鲜见大企业拯救案例，即使有，基本上也是国家伸出援手托住大国有企业或金融机构，或托管或重组，以防金融系统出现大的动荡，保全政府信誉，比如海南发展银行、南方证券等。而对大的民营企业，一旦出事，要么坐视不管，要么直接以司法问罪，企业家锒铛入狱，身后的企业只能四分五裂或颓然倒地。
《经济观察报》评论道，在炫目的光环下，没人能够清晰地说明伟大的德隆故事的真实状况，而当危机出现后，德隆又被简化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对于德隆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赤裸裸地映衬我们时代的社会哲学：成者为王败者寇。
民间的评论更为直接：唐氏兄弟干的事算不得创举。做庄？吕梁早玩过了。非法融资？沈太福那年就有了。再看德隆的盛衰史，挺自然就会联想到“格林柯尔系”、“张海系”。其实这些年出事儿的民营企业大鳄基本都是一个路数：初期发展——快速扩张——快速地短期资金融通——再扩张——资金链条紧张——危机——溃败。德隆跟这几位并无本质不同，顶多算是集大成者，胆子更大点，股票炒得更高点，涉及金额更多点，撑得时间更久点。
2006年1月19日，德隆案开审，怎一个由天分、狂想、贪婪和“老鼠会”构建的商业帝国？唐万新神情轻松，标志性的八字胡已被剃掉，以往那种桀骜不驯的霸气也似乎随之而去，没有胡子的爷。唐万里坐在旁听席上。
唐万新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两宗罪：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亿元并造成172亿元亏空，涉嫌动用近2.5万个账户操纵股价并累计赢利近百亿元。
当日公诉人魏号国以一当十，面对一字排开的10多位辩方律师，形成对垒之势。魏号国对德隆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指控是：从2001年6月5日至2004年8月31日，被告单位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组织金新信托、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大江国投、******国际信托等公司，采取承诺保底和以1.98%~22%不等的固定收益率与不特定社会公众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35890份，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02亿元，其中未兑付金额为172.18亿余元。
到底是委托理财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辩方回应：“非法吸存在现行法律中找不到依据，只能靠人大常委会司法解释，而不是法院的判定。”
关于股票操纵，控方认定：截至2004年4月14日，被告单位新疆德隆、德隆国际，累计买入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A等老三股金额为678亿元，累计卖出金额为621亿元，余股市值为113亿元，余股成本为162亿元，按移动平均法计算共非法获利人民币98.6亿元。起诉书称：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A复权股价最高涨幅分别为984%、1941%、1736%，“严重背离企业基本面”，并“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唐万新的辩护律师陶武平称，他对比计算了老三股1996年和2003年的年报后发现，这三家上市公司股价之涨幅与企业效益的增长基本成正比。“德隆一直在持续吸货，很少抛盘。”德隆一高层说，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外面叫德隆“傻庄”的原因。
唐万新在庭上一口咬定，他20世纪90年代就咨询过知名律师事务所，知道委托理财个人不能做，机构则都在做。至于采取保底方式，“只知道是违规的，受过三次行政处罚，但不知道算不算违法”。唐万新在自辩时认可起诉书的大部分事实，在最后陈述里他说：“（我）负罪感强烈，完全服从法院的判决。”
2006年4月2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德隆总裁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处罚金40万元；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这比唐万新自我定位的10年要少。加上假释，唐万新5年就可以出来，又是条好汉。
向宏舌战郎咸平
德隆占用银行资金的胃口超过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简称江苏铁本）20倍，而银行部门对江苏铁本的宏观调控也更早。但是，此前更早，已有一个人对德隆进行了“宏观调控”，此人便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
2001年4月，《新财富》杂志发表郎咸平、《新财富》主编张信东和副主编周宏波联手的封面文章《德隆系：中国独特的类家族企业敛财模式》，提出“德隆系”概念，这种分析方式获取了广泛影响力，郎咸平并由此迅速成为中国最当红的经济学家之一。
郎咸平的文章惹恼了另一位民营企业研究人士向宏，他相信德隆已经创造了某种新的商业模式，这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整合、价值再造的方式，将迅速帮助中国企业克服技术、资本与管理上的瓶颈。此后，向宏加入了德隆，成为董事局执行主席，成为仅次于唐万里与唐万新的德隆第三号人物。但向宏没能救下德隆。
2004年6月19日下午，在长江商学院会议室，向宏与郎咸平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辩论。郎咸平认为德隆是一个失败案例，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无法做大做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没有大企业基因，中国社会环境也不适合。
而向宏则相信，即使德隆失败，也应看成是一个值得挽救的遗产，德隆的全球产业整合的思路，以及这个思路背景所形成的一整套有价值的制度安排，可能为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提供模式上的启发。向宏甚至将对德隆实践的思考置于中国和平崛起这样一个大命题下，他相信未来中国要靠这批大型企业去获得全球市场与全球资源。
另有投行人士认为，中国当时的产业环境、投资机会对于整合而言是比较成熟的，但德隆这样的民营企业并不见容于中国当时的金融环境。出身草根的德隆纵是所谓的资本运作高手，其掌控和筹资能力也难免捉襟见肘。而偏偏德隆自视甚高，对高风险、激进财务始终抱有浓厚的偏好，自信可以通过精妙复杂的资本安排，生生在短时间内搭建出一个可以支撑自己产业雄心的资本王国。德隆就这样进入了理想和现实的错位。
德隆之倒下，最根本的原因是触犯了金融监管的天条。你一家民营企业，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居然或明或暗地控制了20多个金融机构，如果任其做下去，岂不成了金融寡头？这是马克思曾严厉批判的对象。而且，在2004年的中国，监管层对金融混业是非常忌讳的，认为这将摧毁金融管理的基础。不要说银行搞证券，金融资本参与产业项目，就是在保险企业内部，产险都不能与寿险混杂，保险业的大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被强行一分为三。当然，如今混业经营早已放开，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全混在一起了，大托拉斯了。看看中国平安吧。
如果德隆诞生在今天，如果德隆是国有企业，唐万新就是优秀企业家，然后到******当个部长，或再往上升，那也说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