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阶段，也是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即将成为执政党的起始阶段。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此时最容易出现骄傲自满、居功自傲的不良习气。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等人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因此，他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汲取李自成失败的深刻教训。通过学习，“不做李自成”成为全党当时的共识。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还经毛泽东提议全会作出了体现“两个务必”思想的六条具体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两个务必”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伟大贡献和重大发展，成为跳出“成功——骄傲——腐化——失败”历史周期率的一剂良药，是我们党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思想利器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法宝。“两个务必”的提出适应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党内思想态势，提高了全党拒腐防变能力。这个论断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关头，对自己未来肩负的历史任务的深刻思考。时至今日，“两个务必”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的信念和信仰，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必修课程。
一、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国革命精神的凝结和升华，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它的提出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1.面临“三个走向”
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已成定局。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进而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之，中国共产党将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面临着“三个走向”。
第一，由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早期我们走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子，即武装夺取大城市最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社会各阶级的力量，着重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了科学比较，最后抓住了反动势力最薄弱的环节——农村。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强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农民战争的意义，正如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所言：“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938年1月6日，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又十分明确地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由此，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革命的重心放在了农村，在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大无畏的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目标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中国革命的重心必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因此，必须树立城市领导农村的观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言：“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从农村走向城市，环境、任务、工作方式方法与以往大不一样，这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二，由战争走向和平。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反抗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谱写了一曲曲反侵略、反剥削、反压迫的壮丽战歌。尤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西柏坡时期，正值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夜，革命即将胜利，国内大规模的战争已接近尾声。革命胜利后，党的身份、角色将发生根本转变，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由过去的打碎一个旧世界，转变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理念、工作方式和方法能否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决定着中国今后的走向，决定着中国人能否过上幸福的生活，实现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否华丽转身，这是前进中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过去的28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即将取得执政地位，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是从未实践过的新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军民同心、党群同心，广大党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和残酷的环境中，不畏牺牲，艰苦奋斗，各方面均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今天，全国胜利已在眼前，可以说胜利的曙光初现。和平时期建设的内容及其方式、方法上与战争年代有着极大的区别，工作、生活条件上比战争年代也好得多。因此，执政后，能否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优良的作风，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交出的答卷。
第三，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此，在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断成熟，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如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初步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分两步走的思想。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目的。“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大势已去。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毛泽东还指出，这个过渡要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不像苏联，直接搞社会主义，而必须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全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急躁冒进，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2.党内可能出现各种错误情绪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产生及其危害，从党成立的那一天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防止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渗透和危害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可见党之英明伟大。
党在幼年时期，对马列主义如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比较肤浅，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特点缺乏清醒的认识，这一时期，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家长制作风在党内表现得较为突出。正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此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这一时期，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因此，在井冈山时期，为了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作风，毛泽东同志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认真分析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危害，要求对党员进行正确的路线教育，并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相结合。延安整风是我们党为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作风，对党员进行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期间，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讲话，陈云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些讲话和文章都被列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通过这次整风，使全党普遍接受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注重党员的思想作风教育，革命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则会出现失误，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在西柏坡时期，因为胜利在望，因为即将执政，因为队伍急剧壮大，党内、军队内一些错误的思想情绪逐渐暴露出来。1948年12月，刘少奇在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中，就针对整党期间尤其是整党初期出现的乱抓、乱打、乱斗、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破坏某些工商业者的经营，凭借地位和职权勒索强征，吞没或盗卖公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军阀作风，以及脱离人民甚至打骂群众等现象，十分尖锐地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必须预防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3.对社会历史经验和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思考
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登上全国性执政的大舞台。中国共产党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能否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向人民交一张十分满意的答卷？能否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跳出“历史周期率”？坚持“两个务必”，就是毛泽东对这个历史性思考所得出的科学答案。
第一，从社会历史经验来看。回顾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深知，中华民族虽然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但封建社会却长达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使得历史周期率在中国封建王朝、政权的更替兴衰中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早在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就和毛泽东同志探讨过这一问题。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黄炎培一席话，可以说抓住了这一问题的要害，他道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设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自称始皇帝后，就希冀自家皇位能够传以千秋万世，秦始皇的愿望没能实现，王朝很快灭亡，而且自古至今还没有一个王朝能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率。所以最后黄炎培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西柏坡时期，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经过对未来革命和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深刻思考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革命的一个短的序幕，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修地基，但是要建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的工夫。他在分析了因为胜利，党内“四种情绪”可能生长的前提下，进一步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因此他强调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在毛泽东进京前夕，还反复告诫全党：进京是去赶考，让人民来做我们的考官，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出个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