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树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利于教育子女的机会。为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感，宋子文等人还经常跟随父亲参加政治集会。1904年4月30日，上海市民在张园举行拒俄特别大会，抗议沙俄军队霸占东北，声援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宋嘉树认为这是一次开阔孩子政治视野，培养爱国精神的极好机会，便让华美印书馆印出了几千张《爱国歌》，带着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到会场散发。三个孩子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第一次目睹国人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他们幼小的心灵都深深地震颤起来。从张园回家的路上，他们一齐高唱着《爱国歌》。
宋嘉树虽然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并一向把美国看成理想国的楷模，但在中美之间需要他作出抉择时，他会自觉地把砝码加在中国一方。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引发的。1894年美国同清政府订立了一个排华性的“限制华工”的条约。这个条约到1904年期满，但美国要求续订并更加残酷迫害华工。5月，上海市民开展拒美运动。12岁的庆龄、10岁的子文都置身于这场爱国运动的行列中去了。在虹口附近的繁华地段，宋嘉树吹着小号，庆龄、美龄和子文跟在身旁散发传单。回到家中，庆龄不声不响地把自来水笔、书包、文具盒等美国货毫不吝惜地丢进废物箱，宋子文把心爱的美国玩具也扔进了废物箱。上海人民拒美热情继续高涨，少年儿童也组织了“中国童子抵制美货约会”。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是最早加入的一批少年。宋子文他们在虹口美租界挨家挨户地劝大家抵制美货。7月19日，上海各界又在上海西门外务本女塾大礼堂举行拒美特别大会，有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宋嘉树一家的出席引起了极大震动。
严格特殊的家教也无法取代正规的学校教育。宋嘉树夫妇先后把六个子女送到学校读书，接受正规的西式教育。长女宋蔼龄5岁时，宋嘉树就执意将她送到上海教会学校——马克谛耶女子学校住宿求学。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是1892年由美国卫理公会在上海创设、专为外国小姐和上流社会服务的学校。庆龄、美龄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宋子文兄弟姐妹长大后，宋嘉树就送他们独自到美国求学，并告诫他们：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是要将你们造就成为不平凡的人，回来报效祖国。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中断你们的追求。
由于没有马克谛耶女子学校那样的卫理公会男生学校，宋子文跟家庭教师念了几年书，然后进入圣约翰大学少年班。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在旧中国开办的大学。1879年（光绪五年），美国圣公会施若瑟主教将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为圣约翰学院，校址在上海。1890年（光绪十六年）开始设大学课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正式改为圣约翰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立案。1906年设神、文、理、医、工等学院和研究院。当时在中国有许多教会学校，这是外国教会机构以兴办学校、医院等某些社会公益事业作掩护进行传经布道活动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教会学校办学条件很好，但历届毕业人数并不多，主要原因是一般中国人不信任西洋人，不了解西方文化，因此招生困难。教会学校在传播宗教信仰的同时，主要讲授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其课程仿效外国，设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哲学、体育等，提倡德、智、体三育兼顾。
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宋子文宋子文坚持每天从虹口家中步行去学校。他学习非常认真，看书的时候总是眉头紧锁。他记忆数字的诀窍巧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宋子文在学校经常参加演讲会，尽管年龄小、个子矮，平时又有点口吃，但能用英、中两种语言讲演，自然流畅。他的这种讲演天赋也使学校老师大为惊叹。
宋子文度过了从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和大学班的学习生涯，191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是1636年在波士顿办起的第一所大学。波士顿好像一座大学城，马萨诸塞街横贯市中心，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在大街两端，大街就从这两个大学校园中心穿过。哈佛大学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地位，许多美国名人、伟人皆出自哈佛，迄今为止已培育出6位美国总统。文、理、工等许多学院散落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的街道两旁。校园绿树碧翠，建筑古香古色，哈佛大学创始人哈佛的铜像矗立在校园中央。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清华大学在中国的地位。
在宋庆龄的引荐下，宋子文来到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孙中山见宋子文有胆有识，任命他为大本营秘书、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宋子文有声有色地大干起来。
此时，广州商团叛乱，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台”等标语。
宋子文沉着冷静，为孙中山出谋划策，顺利解围。孙中山对此十分高兴，握着宋庆龄的手，感激地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孙中山逝世后，宋子文签名于“总理遗嘱”见证人之首，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步入政坛，并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与他在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权。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这时，宋庆龄便把宋子文引荐给了孙中山。宋庆龄认为，她这个弟弟能够解决国民党所担心的南方财政问题。
宋子文于1923年10月抵达广州，孙中山随即任命他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宋子文由此走上了政坛之路。
由于广东革命政权经费奇缺，因而宋子文向孙中山建议，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财政“紧急措施”。这些措施于1924年初陆续生效。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必须“借给”广东革命政府5~500元；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仪、宗教仪式、人力车都实行征税。
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才干十分器重。1923年10月27日，孙中山准两广盐运使邓泽如辞职，任命伍汝康继任，宋子文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很快，又委宋子文以筹备建立中央银行的重任。
宋子文多方筹措资金，主持拟定了中央银行《条例》、《章程》和《组织规程》等文件。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中央银行于1924年8月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行长。
宋子文就任中央银行行长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中央银行在广东金融界的地位，提高和巩固中央银行钞券的信用。他主张纸币发行须有充足准备、反对随意增发纸币；与同业来往，要根据有关规定办事，不可贪利而涉风险乃至投机营业；革命政权向中央银行借款，也必须有抵押品或切实担保。
广州军政府大门正因为如此，中央银行开业后，各项业务都能正常进行，银行的信誉也非常好。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甚至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国其他一些地方也获得承认。宋子文认真履行银行的保证，逐渐提高了银行的信誉。
宋子文的工作成效给许多国民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些广州的商人、买办和大亨却视他为“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广州商团的许多买办资本家对孙中山同苏联的友谊感到惊愕，阴谋发动反革命叛乱，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1924年10月10日，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由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策划的广州商团叛乱爆发。商团军向参加纪念辛亥革命游行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余人，受伤者百人以上。12日，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民国9年3月发行的“阜丰机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这枚股票因认购股东为宋子文，背面并有宋子文及弟宋子良的亲笔签名而尤显珍贵。政府”，“请孙文下野”，“驱逐孙文”等反动标语。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军进攻广州。
危急的形势，使宋子文面临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反动商团的猖狂进攻面前，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协助制定粉碎商团叛乱的计划。为确保万一，宋子文悄悄地将国民党政府的全部资金搬到“沃罗夫斯基”号船上。他还为孙中山、宋庆龄及各种随从人员、鲍罗廷及其苏联助手等的紧急撤离作了准备。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握着宋庆龄的手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在广大的广州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指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和北伐军向商团军发起总攻，终于在10月15日平定了商团叛乱。也正在这一时期，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被迫于1924年11月2日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冯玉祥还决定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
北京政变后，北方出现了由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支配而由段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中央政权。三者之间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新局面。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途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一个多月，直到12月13日才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劳累成疾，北上途中，又怒不可遏地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谬论，更使病情恶化。他到达北京后，竟一病不起，送进协和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
来到北京后，宋子文同宋庆龄、孔祥熙等人一起，精心照料着身患绝症的孙中山先生。
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先生，在病床上仍十分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时常约见国民党在京的要员，嘱咐他们坚持革命。孙中山对宋子文说，有革命政府一天，须维持一天，勿令所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四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他们有什么话要讲。
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才说：“当1月26日先生入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欲言又止，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甚多，幸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吾等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还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话，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着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迅速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颤动，无法自持。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用英文签字。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首先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在参加了孙中山的治丧事宜后，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
这个时候，广东革命政府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了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壮大了革命力量，广东革命根据地也开始获得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形势的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其理财筹款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长的兼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