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它的缺陷之一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不可选择性和最高权力的不受监督。黄巢起义于875年初，即唐懿宗乾符二年。之前的873年，关东地区严重旱灾，百姓生活无着，朝廷却催逼税粮。曹州（山东菏泽县北）流传歌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唐懿宗是谁，此时此刻又在干什么？《资治通鉴》记：
即位了的“上时年十四，专事游戏”又“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直五十缗。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猎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
无论民间如何疾苦，这样的昏君也不会止住他的穷奢极侈。懿宗咸通十二年（公元八七一年）春，葬文懿公主。韦氏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二十馀里……上与郭淑妃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其声忄妻惋，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以絁八百匹为地衣，舞罢，珠玑覆地。
又一年，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春，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四月，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
君昏臣必侫。“上之为普王也，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政事一委令孜，呼为‘阿父’。令孜颇读书，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这种侫臣除了贪赃枉法，又能干什么？“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逢上欺下的田令孜则搜掠有术，请看这一招，比之后来的贪官污吏又如何：“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
这是一个官场极其腐败的时期。唐懿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可是贪官污吏们不想救灾，却以灾为奖：“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贺。”
腐败的朝政之下百姓又如何生存？“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正是如此诸多的不合理，也就证明了农民起义的合理性。
黄巢何许人也？司马光评黄巢是“善骑谢，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如果置立场于公正，这个评价和汉书中对汉宣帝的评价大致相当（见本文“三、汉唐落日”）。不过笔者还是以为黄巢高明，他的帝位是顺乎天理，自己打下来的，司马光也不能否认黄巢“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黄巢称帝是在八八零年十二月到八八一年三月之间完成的。
《唐纪七十》记，“十一月，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也有文章以为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的是王仙芝，是在875年初。而黄巢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是在王仙芝战死后，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起义军。官方认识“天补大将军”的名号，应该是看到了以之发行的文告后才明白的。该文告警告官兵云，“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狂妄自大的朝廷通常是不把民间的事情当回事的，当他们有了感觉的时候，常常是来不及了。
盛大的节日接踵而至。十二月，某日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毋恐。”黄巢的部下开仓济贫，“见贫者，往往施与之。”但是“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这毕竟是人民的节日。
“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辛卯，巢始入宫。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又“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等等，皮日休就在这个时候加入起义军成了翰林学士。
到了公元八八一年三月“贼众上黄巢尊号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这里的“贼众”是司马光的称呼，毕竟“胜者王侯，败者贼。”黄巢是在884年6月兵败自杀的，在位时间是短了些。但是笔者以为，正因为短暂值得想象，如果时间长了，无非秦皇汉武之属。只看“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以牡丹之富贵为念，却以平凡菊花为颂，何等气势，让后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平民的胜利。
立场不同，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也不同。但是，如果进入更高的层面理解农民起义，常常可以得到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国封建制度是以人的生存权为平衡点建立的，形成体制双方的是朝廷――官方和民众――主体是农民。大治之时，官方关注和保证民众基本的生存权，大家满足了，有点升平气象，后人就把它称为盛世。但是，好景不长，统治者逐渐地骄奢淫侈，逐渐地以剥夺民众的生存权来满足自己无限扩大的欲望，最终把民众逼上绝路，也同时把统治者自身逼上了绝路，农民起义就是绝路上的斗争。和西方的民主选举，和******时代的种种运动，和现在的关于“和谐”的主张相似，封建体制下农民的起义是封建制度本身调整社会矛盾的手段。这种调整，无论是起因、过程或结果都太残酷了，这是血与火的搏斗。
这种以血与火的搏斗作为调整手段的制度当然不是好制度。中国历代的知识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种种设计，但是基本上是立足于封建制度本身而进行的探讨。司马光即其中之一，这个圣人级的人物在《资治通鉴》一书中留给后人大量的资料和大量的思考。
司马光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对前朝兴衰的分析是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的，在述评黄巢的农民起义时，同样不吝笔墨。事实上，历史上多数的史论都是把农民起义置于皇朝兴衰这样一个大背景来评论的。在司马光的笔下，黄巢起义并非总是那么风光，作为封建体系基本的、对立的两个方面，以如此尖锐的方式出现，过程是复杂的。在起义的全过程不断出现王仙芝、黄巢等人上表乞官和朝廷招安的事件。起义军没有被收编，只是因为双方讨价还价没能达到一致。王仙芝死得早了，黄巢终于为自己谋到了最大的官。即使黄巢失败了，还有一个名叫朱温的起义军将领完成了自己的交易，并且开启了后来的历史。
农民起义以追求生存权为目的，生存权是封建制度的基点，围绕着这一个基点运作的农民始终没能成为有独立政治主张的力量，他们的牺牲只是成全了野心家们以实现朝代的更换。这是农民的悲剧，是封建中国的悲剧。
司马光记载了农民起义首领们向皇权靠拢的事例：
公元八七六年七月“敕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这一次起义军不卖朝廷的帐，“仙芝陷阳武，攻郑州……”有了一个强硬的回答。
“十二月，王仙芝攻蕲州，蕲州刺史裴渥。王镣在贼中，为仙芝以书说渥。渥与仙芝约，敛兵不战，许为之奏官……”这一次城下之盟是以收买开始的，“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蕲州授之。”但是，虽然 与上一次一样遭到了拒绝，在起义军内部还是引起了争论，“仙芝得之甚喜，黄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馀众安所归乎！’因殴仙芝，伤其首，其众喧噪不已。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乃分其军三千馀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馀人从巢，各分道而去。”
到了公元八七七年十月，起义军似乎开始动摇了。官僚郑畋与王铎、卢携在帝前争论用兵时，畋上言：“宋威欺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这里的“王仙芝七状请降”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是可信的。
“十一月，己酉……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谕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长等请降于复光，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君长等。十二月，威奏与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生擒以献；复光奏君长等实降，非威所擒。诏侍御史归仁绍等鞫之，竟不能明。斩君长等于狗脊岭。”这一节说明了封建官僚的狡诈、残暴和无耻，但是也说明了农民起义首领们的不坚定性。
有一定文化的黄巢显然比王仙芝们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公元八七八年春，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杀五万馀人，追斩仙芝，传首，馀党散去。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让帅仙芝馀众归之，推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遗天平节度使张裼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
但是黄巢和封建朝廷的关系始终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公元八七九年五月“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上命大臣议之……亦不许，乃议别除官。六月，宰相请除巢率府率，从之。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执节度使李迢，转掠岭南州县。”
黄巢最后一次与唐皇权的交往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妻子们代劳的。在战乱中存身的弱女子们的坚强不让须眉。公元八八四年“七月，壬午，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馀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黄巢起义，一阙悲剧。
中国的封建史是战争史和杀戮史。战乱伴随着灾荒和瘟疫，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死亡。西汉末年至南北朝，地处中原的陕西是血与火的搏杀之地。其间陕西人口从340万，终于只剩下20万。“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见之于宋元话本，并非虚言，《资治通鉴》载：公元八八二年“王铎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感寺……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栅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其中的“贼卖人”，有的版本更正为“贼买人”，以证明是“贼”吃人，也是后来腐儒们的俗招，但是总不能改变封建制度“人吃人”的事实。黄巢起义的失败并非这一惨剧的结束，而仅仅是一个更为残酷的时代的开始。
黄巢起义的失败了，灭亡唐朝的是另一个黄巢起义军的将领朱温。公元八八二年二月，黄巢授朱温以同州刺史。但是到了七月，“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九月，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举州降王重荣。温以舅事重荣，王铎承制以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诏……以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这里的“朱”即“朱”。
这个朱全忠是昭宗期间的大人物。公元九零四年“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阳宫室已成，请车驾早发，表章相继。上屡遣宫人谕以皇后新产，未任就路，请俟十月东行……司天监奏：‘星气有变，期在今秋，不利东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元帅，悉收杀之。”
此时的皇家完全控制在朱全忠的手中，“自崔胤之死，六军散亡俱尽，所馀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馀人，从上而东。全忠犹忌之，为设食于幄，尽缢杀之。豫选二百馀人大小相类者，衣其衣服，代之侍卫。上初不觉，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职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典宿卫，皆全忠之腹心也。”在外，朱全忠亦大权独揽，“乙卯，以全忠为护国、宣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
朱全忠可是一个狡诈狂徒。“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
当其时，民生如何？《唐纪七十四》记：“成都城中乏食，弃儿满路。民有潜入行营贩米入城者……然所致不过斗升，截筒，径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馀钱，饿殍狼籍。军民强弱相陵，将吏斩之不能禁；乃更为酷法，或断腰，或斜劈，死者相继而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惧。”在这样的时候，行善而不能“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数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杀而不刑一人，有异志邪？’耕惧，夜，取俘囚戮于市。”蜀地是比较富足的地方，尚且如此。
《后梁纪一》记载了唐亡的故事：公元九零七年二月，唐大臣共奏请昭宣帝逊位。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三月，庚戌，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称臣，下书称教令，自称曰寡人。辛亥，令诸笺、表、簿、籍皆去唐年号，但称月、日。帝（这个帝是朱全忠了）“复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
唐朝灭亡至北宋建立（907年－960年），经历54年，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史称“五代十国”。
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方镇，靠军事割据发展起来的，故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社会经济、文化受到颇大影响，百姓蒙受了极大痛苦和灾难。
皮日休在《读司马法》中写到：“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汉魏尚权，驱赤子于白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而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乎？”。皮日休和柳宗元一样都是以古讽今，不过皮日休比柳宗元更加无奈，死在战乱之中。
汉唐可敬而不可期。不可期的是汉唐制度――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有其辉煌的时刻，文、景、武、宣，贞观、开元即如是。乐其辉煌，亦将邀其不幸，王莽篡政、安史之乱不可免，黄巾、黄巢无可避，还有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为之续。封建制度是一个只能以战乱和衰败作为自我调整手段的制度。
柳宗元的《封建论》评论了封建制度下的过失，以为“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因此他认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就有了结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表达了儒家“天下为公”的信念。所谓公，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皇帝，陈胜如此，项羽如此，刘邦亦如此，没有差别，有德者居之，如同现代西方的总统竞选。问题是：如果说西方总统的竞选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出现，东方皇帝的选举却是以血与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方式来完成的。后者未免残忍了，只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人群的灭绝，促使社会的退化，“公”亦何益？不过，西方的总统竞选同样只是选票的征服，虽然比中国封建制度下皇帝竞选的过程平和了许多，但是选票的征服同样掩盖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于是就有了过去的世界大战、冷战和现代的恐布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