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台阶，下台阶，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见到了尤斯菲、法国本土警戒局局长阿拉布什和3名警官，他们在等着我们。
如果把这个场面拍成影片的话，那么导演肯定会加上几句旁白，以突出激动的境况。或者，导演会制造出监狱囚犯们的欢叫声，以庆祝我们的胜利。
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我们是在一片寂静之中到达的。
那真可谓是一片死寂，以致激动的心情都给凝固住了。但是，我们还是经历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时刻。这5个人都是政府的忠实雇员，可他们却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了不起！”尤斯菲说，“你们可真的是胜利大逃亡！”
他仍在继续恭维着我们的勇气。但是，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只是盯着地上。
“别这样，别这样，”他对我说道，“你刚到还不到两分钟，就已经把地上的青石板研究了一遍，以便逃走。逃一次就行了，你说是不？
我们立即向他们打听我们亲人的情况。他们让我们放心，说她们都挺好。我们马上就能见到她们了。尤斯菲在叫一个年纪大的人。他步履蹒跚，足蹬木屐，是负责给囚犯蒙上蒙眼布的。
这人手提一根木棍，每走到一间监房门口便要吆喝一声。这时，有一间监房门启开，我们走了进去。
一位弓着身子的老妇人正在喝汤。
是妈妈！
绝食、自杀未遂、我们的越狱引起的焦虑，让她过早地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了。我眼前的是一个矮小的女人，瘦骨嶙峋，满脸皱纹，佝偻着身子。她像个老女人那样，动作缓慢地、一勺一勺地喝着汤。
她缓缓地抬起头来，两只大黑眼睛望着我，眼里满含着无尽的忧伤。她目光空泛。她没认出我来。
我们4人你挤我拥地跪倒在她面前。她的手开始颤抖起来。她把勺子放在桌子上，低声嘟囔着，我们几乎都听不见：
“孩子们……你们是……孩子们。”
我们的模样大变了，她一下子没有认出我们来。这并不完全是我们换了一身新衣服的缘故。4天的自由生活使我们的目光中闪烁着一丝我们原以为已经熄灭了的生命的光芒。我们已经在大墙的外面了，而妈妈却还在苦牢里艰难地苦熬着。
妈妈头上裹着一条头巾。她和苏卡伊娜曾经立下誓言，如果我们12小时内不被逮捕，她俩就把脑袋剃光。她们信守了诺言。米丽阿姆面色如白灰一样苍白。阿苏拉和阿利玛两眼茫然无神。
最初的一阵惊愕过后，我们全都紧紧地、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我们又笑、又叫，在地上打滚。
“我们得救了。噩梦终止了。我们不再在比尔—杰迪德了。”
妈妈与女儿们是4月21日星期二被带到本·舍里夫警察局的。她们是在我们越狱3天之后到的。开始时，拘押条件非常可怕。
她们被勒令并排立于墙边，身着军服长袍，两眼被蒙住，风帽盖住了脸，几个小时不许动弹，听着在隔壁房间遭受严刑拷打的波洛的惨叫。只听他一个劲儿地在大呼冤枉，不是他把他们放跑的。她们已经多日没有进食了：苏卡伊娜身体本来就虚弱，站久了，支持不住，昏了过去。给她们吃的只是狗食，黏黏糊糊、脏兮兮的，也不知是什么玩意儿。
审问时，妈妈被逼迫着，要她说出我们的去处。她并不知道向大使馆求助的计划失败了。她以为自己在把他们往错误的道路上引，便回答他们说我们会去丹吉尔。
他们当然不信，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远离比尔—杰迪德。我们顶多是跑到对岸，朝西撒哈拉去了。但是，我外祖父的朋友的女儿胖玛莉卡揭露了我们，说我们在拉巴特。
这一下，他们才恍然大悟，知道我们跑到摩洛哥全国各地都是有可能的。他们搜查了拉巴特，然后，又搜查了丹吉尔，目标集中在我们可能逃出境的各处关卡。
在我们来到本·舍里夫警察局后的两小时，对我母亲她们的虐待停止了，终于给她们送去较为像样的食物，甚至让她们用碟子吃饭，而不再用一个白铁盒吃了。妈妈知道我们又被发现了。这一消息稍后不久便为法国本土警戒局局长阿拉布什所证实。
我们不厌其烦地把我们胜利大逃亡的细枝末节讲给她们听。她们睁大了怀疑的眼睛看着我们，但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她们非常为我们自豪。当我们在叙述的时候，妈妈不停地站起身来，摸摸我们，亲亲我们，老是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我的宝贝们，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的努力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是呀，变化确实是大呀，可我们心中却不免在隐隐作痛，我们先获得了自由，而把她们撇在苦牢里受到更大的折磨，总感到有一种愧疚，仿佛我们彼此之间不再是个整体，而一分为二，成了两拨人了。
于是，我们便聚精会神地听妈妈和苏卡伊娜讲述她们在我们逃走之后的痛苦遭遇，仿佛是在对我们所享受的而没有她们的那份“自由”进行补偿。
越狱之后
那个星期一的上午8点30分，看守们像每天早上一样，走进妈妈的牢房，给她送来阿苏拉为她烧好的咖啡，并开始进行搜查。
妈妈非常镇静。妈妈她们5人一夜未眠，都在担心我们的安危，特别是听见野狗在狂吠时，更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了。见我们并未回来，她们就慢慢地把久悬的心放了下来。
看守们在妈妈的牢房里又翻又敲的。厕所的门虚掩着。
“我儿子病了，”她对他们说，“他这一夜光跑厕所了。你们不妨进去看看。”
尽管妈妈请他们进去，但他们却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们走了出去，把妈妈的牢房门锁好，走进我们的牢房。苏卡伊娜已经把青石板盖好，掩饰好了。他们对苏卡伊娜对他们的主动态度有点惊讶，因为平常都是我走上前去与他们说话的。
苏卡伊娜非常镇定。她从我们的成功之中汲取了力量，敢于与他们抗争了。
“玛丽卡和玛丽亚来月经了。”苏卡伊娜对他们说道。
这句话足以让看守们不再往前来了。苏卡伊娜事先已将我们的床铺弄好，好像我们仍睡在床上一样。米丽阿姆像平时一样把头蒙在被子里。在他们离开牢房时，她便叹了口气，让他们信以为真。
她们的这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与其他的办法一样，都是事前经过周密计划的。看守们来到有地道的那间牢房，又翻又查又敲墙。但是，他们的短帮大皮鞋却一次也没去敲地道口上的青石板。
他们走进阿苏拉和阿利玛的牢房，只是例行公事地看了看，因为他们觉得她们没有什么可让人怀疑的。妈妈和苏卡伊娜在自己的牢房里盯着他们。她们听见他们随便说了两旬，然后就听见钥匙串响：他们走了。
妈妈既激动，又为这帮可怜虫感到难过。他们天天这么“陪伴”着我们，可我们的成功越狱肯定会让他们遭殃的。
当他们刚要走进拉乌夫的牢房时，妈妈便死命地敲自己的牢房门。看守们转身回来，问她有什么事。
“我忘了告诉你们很重要的事了，你们进来。”
看守们倒是很听话，把牢房门又打开了。
“喏，”妈妈说道，“玛丽卡、玛丽亚、拉乌夫和阿代拉蒂夫逃跑了。”
他们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她便一个一个地摇他们。
“你们进厕所去看看就明白了。阿代拉蒂夫不在里面。你们去我女儿们的牢房，去拉乌夫的牢房找找看，掀开被子看看，在床底下找找，到处检查检查……我说了，他们越狱了。”
不到10分钟工夫，他们那懵懵懂懂的脑袋瓜儿就明白我们确实是逃跑了。妈妈在大喊大叫，他们都在怜悯地看着她，仿佛她突然间疯了。
“您镇静一点，乌夫基尔太太。您平常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但是妈妈不听他们的劝。她在牢房里转来转去，把垫子掀起来，到厕所里去看看，没个停的时候。
“你们让我如何放心得下呀？我的4个孩子不知现在在哪儿……
看守们开始跟在妈妈屁股后面找起来。然而，一无所获，他们面面相觑。阿代拉蒂夫不在牢房里，哪儿也没有。顿时，一片死寂。他们又走进我们的那间牢房。他们知道我们几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会不会阿代拉蒂夫成功地溜到我们的牢房里藏了起来，好吓吓他们？苏卡伊娜微笑着迎接了他们。
“你刚才跟我们说了，她们都在，还睡着呐，她们来月经了，我们看得出是这么回事……”
“不，”苏卡伊娜说道，“她们不在。你们自己看吧。”
他们把被子都掀了开来。在我们的床上，苏卡伊娜在被子里堆放了两堆衣物。他们往床底下找，找来找去，什么也没发现，只好又跑到拉乌夫的牢房里，也找了个遍儿，但仍旧是一无所获。
他们一时间急得都要发疯了。我们的成功越狱，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死罪。他们找来了十字镐，在我们的房间里刨，把青石板撬了起来。然后，又走到有地道的那间屋子里，又掀掉了几块青石板，但也没发现有地道。他们一时间抓了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搞的。他们非常害怕，又喊又叫，往外跑去。
接着，他们又进到阿苏拉和阿利玛的那间牢房，狠狠地打她们，逼着她俩说出我们都跑哪儿去了。他们不敢碰妈妈和我妹妹。这时，妈妈看不下去了，敲击自己的牢房门，要跟他们说话。他们已经急疯了，根本不听她的。妈妈只好大呼小叫地才让他们听见她的话。
“你们冷静一点，”妈妈胸有成竹地在劝他们，“你们别把什么都给毁坏了。你们是了解拉巴特的那些人的。他们就会到的，会说你们是同谋的。”
可怜的看守们闻听此言，吓傻了，都快要瘫倒在地了。
“您说得对，我们马上恢复原样。”
“不，太迟了，”妈妈说道，“不如赶快报告上司。”
看守们心烦意乱。波洛不在，每个星期天他都不值班，而是回去看自己的孩子，要到第二天很晚才会回来。星期一上午，看守们只好自己讯问我们。他们从来没有负过这么大的责任，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他们倒是听从了妈妈的建议。我们越狱的消息被直接传送到了总参谋部和内政部。
还没到一个小时，可鄙可恶的波洛就来了。他从前可是个凶神恶煞，拿一节葡萄藤威胁妈妈，用他那两只血红的小眼睛像只猩猩似的瞪着我们，为自己能在我们面前摆威风而洋洋得意。可现在，他面如土灰似的站在我妈妈面前，脑袋垂着，不敢看妈妈的眼睛。
妈妈心中好不欢喜，故意什么都不跟他说。
在他看来，我们是不可能越狱的。他认为我们肯定是躲藏在哪儿了。他命令手下人爬到屋顶上去看看。当然，他的这一番搜查是一无所获的。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妈妈，声音发颤地对她说道：
“他们越狱了。”
不到一小时工夫，他便老了有20岁。他的傲慢、嚣张、凶恶、轻蔑，全都不见了踪影。他步子拖沓着，跟着妈妈和苏卡伊娜走到牢房门口。他活脱脱一个被人押往绞刑架的死刑犯。
看守们关上了牢房门。妈妈和苏卡伊娜待在牢房里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她俩听见天空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抬头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片，无数架直升机飞了过来，降落在田野上。一些身着闪亮军服的高级军官拥进了军营。
监狱的大门打开了。警察们牵着凶恶的德国大牧羊犬奔了进来。他们拿走我们的破衣物让它们又嗅又闻，然后，把它们放开，去四处搜寻。妈妈她们非常害怕。辅助部队士兵被调走了，换了一些态度更加粗暴的宪兵。
他们把妈妈的眼睛蒙上，她被带出牢房，他们把她推坐下去，口气很严厉，看来不好对付，不像先前的看守们那样可以操纵，也不像我们已开始了解的波洛那么好蒙骗。军官们说起话来非常生硬，冷酷无情。他们将要因我们的大胆而严厉处置波洛。
妈妈吓得身子在哆嗦，但她仍咬紧牙关坚持着。审讯者刚提了一个问题，她便立刻打断了他。
“本·斯里马纳将军，”她说道，“别装腔作势了，我听得出是您的声音。”
那个审讯者腾地站起身来，让另一个人替换他。妈妈虽然眼睛被蒙着，但她仍能感觉得出他们的尴尬。他们全都与我父亲很熟，妈妈在家里款待过他们上百次。第二个军官得到的回答与本·斯里马纳一样。
“你甚至连面对我的勇气都没有，”妈妈鄙夷不屑地说道，“你还是个军人哩。你难道只好这么蒙住我的眼睛审问我吗？不管你们怎么干，即使是到了天涯海角，我也能认出你们这帮人的。”
她不想告诉他们任何情况，尽管心里挺害怕的，但她始终挺着胸膛，不卑不亢地面对审问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