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妹妹玛丽卡住在街对面。我早就认识她了，她年轻时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我父亲还在当全国安全首脑时，她常到我家来给我的小弟小妹们上点辅导课。她现在嫁给了一位企业家，是一家之主。
我没抱多大希望，决定去碰碰运气。我来到了那座大楼前，等着她回来。大约12点半的光景，我看见一辆汽车停下来，一位胖妇人走下车，后面跟着她的4个孩子，像只老母鸡领着自己的鸡雏似的。玛丽卡大概每生一个，就长了10公斤的肉。
我向她走去。她凝视着我，面部像是凝固了。我越往前走，她显得越慌乱。
最后，她的脸在扭曲，往后退去，哭出声来。
“你干吗专找我呀？”她号叫着，“干吗这么对我呀？你没权力……孩子们，快回屋去，”她号着号着，都快要疯了。
她双手伸出，像是在挡一个麻风病人似的在挡着我，一边继续往后倒退着。
我们回到了市中心，去邮政大楼寄信。我们发了20多封信，给政界人物和艺术家，其中包括阿兰·德龙、西蒙娜·希诺雷、西蒙娜·韦伊、罗贝尔·巴丹泰尔、约瑟·阿迪尔……我们还想打电话。我们走进电话间，可是却不知道如何拨号。
每当有人走过来时，我们便急急忙忙地逃出电话间，好像有人在追捕我们似的。尽管心里非常害怕，但是我们还是因此而笑得很开心，这使得我们暂时忘记了我们是逃亡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一个电话也没拨成。
情况变了。时过境迁，我们必须找地方躲起来。只剩下儿时的伙伴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其中有一位名叫瑞达，是拉乌夫的好友，当年就住在公主街，我家隔壁。要去瑞达家，得从我们家的旧居前面过。我一直答应阿代拉蒂夫有一天要指给他看看我们家的老房子。他早已记不起来了，但却喜欢听我们怀着感伤、念旧的心情谈论它。
今天正是一个机会，否则就别想再有机会看看它了。
我与拉乌夫和玛丽亚约好在瑞达家门前碰头，我要先带阿代拉蒂夫去看看我们家的旧屋。
我害怕会看到我们的旧屋被新的屋主人给改变了模样。我的房间是否还在游泳池和桑拿浴室中间？花园呢？我非常喜爱的那些花还都在吗？新主人是不是把房屋布局全给改动了？
到了大门口，我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原先的赭红色的大别墅，四周围着一大片总是绿茵茵的草坪，可现在却成了一片荒地。我们走后，别墅被洗劫一空，从前的朝臣们各取所需，有的拿家具，有的取油画，有的抢地毯，有的夺妈妈的首饰，有的要相册，有的拿小物件、衣服、纪念品……一扫而光！
然后，哈桑二世便把它推倒了，铲平了。它已不再存在，如同我们已不再存在一样。哈桑国王通过这一手，把我们弄得一无所有，一文不值。
我义愤填膺，怒火中烧。这座房屋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当我深居宫中的时候，它是我魂牵梦绕的中心，是一个祥和幸福家庭的象征，是我渴望着的平静的避风港。
在蹲苦牢的这些年里，我天天牵挂着它，脑海里总活灵活现地浮现出它来。每天夜里，入睡之前，我便会神游旧居的各个房间，仔仔细细地检查着角角落落。它是我的生命线，是我与我父亲，与逝去的幸福时日的最后的纽带。
它这么一消失，我的生命坐标立刻便不复存在了。我感到自己变得肮脏不堪，被人强暴，被人弄死了。我又一次地孤孤单单地活在了世上。什么都没意思了。为了不让阿代拉蒂夫伤心，我谎称我迷路了，找不到旧居在什么地方。阿代拉蒂夫相信了我的谎言，没有不高兴。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瑞达家门前。门口站着一个园丁。
“瑞达？”园丁像是对着一个幽灵似的对我说道，“瑞达他已经结婚了，不住在这儿了……他父母？他们现在在法国……”
经我一再追问，园丁终于极不情愿地告诉我说，瑞达住在扎瓦小区。于是，我们便又上了出租车，心里沉甸甸的，浑身乏力。在小区大门口，看门人拦住了我们，一脸狐疑，一再地盘问我们，一看就知道此人与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喜欢告密的人。
我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瑞达家在哪儿。然后，我便像是在战争期间一样，小心谨慎地向瑞达家的大楼走去。我仿佛是在穿越一条危险的边境线，随时都可能有子弹向我射过来似的。
我按了一下门铃。一个女仆给我们开了门。瑞达刚刚出去，她不愿意告诉我他是否回来吃午饭。我向她要了一杯水，并央求她让我打个电话。
我想给法国电台的约瑟·阿迪尔打电话。在我们身陷囹圄期间，他的广播一直陪伴着我们，所以他肯定会帮助我们的……但是，那女仆并不答应，让我们赶快离开。
我正准备死命地纠缠她，突然听见天空中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我便一把拉上阿代拉蒂夫，向外跑去，在小区门口等着我们的拉乌夫和玛丽亚，也拼命地往外跑。
电话机就在不远处，老远就能看到，但是却有几个士兵坐在屋里，冲锋枪就横放在怀中。我们拼命地跑，藏到柏树后面，兄妹4人紧挨着，浑身直哆嗦。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外祖父也住在该小区，警方已开始在这一带搜查了。
拉乌夫顿时有了一个新的主意。这是他的又一个主意，在我们当时的处境之下，什么主意都是好的。在扎瓦家旁边，还有其他几个童年伙伴家的别墅，比如法籍摩洛哥人帕特里克和菲利普·巴雷尔。我们从前与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们非常喜欢他们的父母，尤其喜欢他们的母亲，她真的是一个贤妻良母，一心扑在儿女的身上。
走了几分钟之后，我们便看到了他们家的房屋，小巧玲珑，周围全是树木和草坪。
一个女佣为我们开了门。
“我们要见巴雷尔夫人。我是玛丽卡·乌夫基尔，这是我弟弟拉乌夫。”
女佣关上了门。我们等候着，心里七上八下的，很有可能被视作窃贼，被撵走、被痛骂、被羞辱一顿，说不定还会被报警。我们已经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无精打采，沮丧绝望，连再往前迈一步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突然听见走廊里传来奔跑声，门随即打开来。蜜雪儿·巴雷尔热泪盈眶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她已泣不成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张开双臂，把我们紧紧地搂在怀里，嗫嚅道：
“我的孩子们，我的宝贝们，真高兴又见到你们了。”
她把我们领进屋里。越狱之后，我们这还是头一次感到安全了。
她当时正在与她丈夫一起喝咖啡。她让我们4个跟她进去。她丈夫吕克·巴雷尔是木材厂的老板。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宫中已经很有名了。他站起身来，拥抱了我们。他见到我们似乎感到很惊讶。我告诉他说我们被放出来了。
“怎么回事？电台、电视台怎么都没报道呀……”
“这你也知道，就是这么干的。当我们失踪的时候，不是也没人作过任何解释吗……”
我的回答合情合理。有多少曾经“失踪的人”，不也是突然有一天莫名其妙地就又出现了吗？我接着往下编着，说妈妈很快也要出来的，属于第二批。出来时，我们领到了点钱，作为盘缠。
我在讲这些谎言时，还是很不自在的。我清楚地感觉到吕克·巴雷尔是将信将疑的。
可我，在扮演被释放者的角色，装作一切都很正常，一时又理不清头脑中的纷乱情绪，真的是好费心劳神，费劲乏力啊！他们的客厅整洁明亮，窗明几净，家具上精心地摆放着一些可爱的小物件，让人心情舒畅，可我却想在这里大声吼叫，道出真相：我们是越狱潜逃的，正被通缉；我们因为我们并未犯下的一个罪行而蹲了15年的苦牢；妈妈、苏卡伊娜和米丽阿姆仍被关着，也许正在遭受酷刑，逼着她们说出我们逃到哪儿去了……
我心里很不好受，恐惧、焦虑、反叛、罪恶感、愤怒攫住了我。没有我们的出现，生活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的出现扰乱了世界的良好运转，甚至让曾经非常爱我们的人都感到惶恐不安。15年间，我们成了幽灵，人们都在闭口不提我们的姓氏，或者偷偷地、悄悄地提一提，生怕遭到迫害。
我也一样，我也是什么都不能说，只能笑而不答，装傻充愣，说些套话，把我们所遭受的痛苦掩饰过去。
吕克·巴雷尔向我们表示歉意，他该去上班了，这让我们感到一阵轻松。他一走，我们就无需假装，无需强颜欢笑了。他妻子是相信我们的话的，而且在厨房里忙里忙外，为我们送来好吃好喝的，还一个劲儿地说：
“我可怜的孩子们，我真高兴……”
我们就这么舒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又吃又喝，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松警惕。不过，找点闲话聊聊，不谈正事还是对的。蜜雪儿·巴雷尔告诉了我们一些老朋友的情况。她跟我们讲述了我们家的房屋是如何被夷为平地的，朝臣中谁是洗劫我家的急先锋……我听了之后，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
她还告诉我，十来年前，我勇敢的外祖母玛姆玛·卡迪扎是怎么死的。外祖母生前骑着轻便摩托车为我们送信，送包裹，交给塔玛达格特的警察。我外祖父在外祖母死后不久，就同一个十分年轻的女人结婚了。
她还告诉我们说，她的一个儿子，菲利普，已移居法国，现正与他妻子，也是他高中时的女友雅妮娜路过摩洛哥，小住几日。他若见到我们，会很高兴的。
我的心一直悬着，生怕我们几个中有谁说走了嘴，露了馅儿。当蜜雪儿·巴雷尔打开电视机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来。我们除了在电影院看过彩色片外，还没看到过彩电哩。大屏幕彩电上出现了动画影片，阿代拉蒂夫立刻全神贯注地盯住荧屏，不再听我们说话，也不再看我们，完全被动画片给吸引住了。他又像是3岁的小孩了，一见到有点滑稽的影像，立刻便咯咯地笑起来。我非常紧张，非常不安。他一下子生吞活剥地灌进了太多的新东西。我担心这会引起蜜雪儿·巴雷尔的怀疑。我是不想让她看出任何一点的破绽来的。
我们这么随便地闲聊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越来越紧缩，心想迟早会露出马脚来的。那么一来，只有死路一条了。再说我们已经决定，实在走投无路，也就只有以死相对了。不过，在监牢里，横下心来，一死了之，并非难事，而今，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再要是死了，心有所不甘，下决心赴死也较难。
临近傍晚时分，吕克·巴雷尔回到家里。他不想上当受骗，他压根儿就不相信我编的瞎话，一再地追问我们相同的问题，对我们的回答始终也未感觉满意。他妻子在一旁倒是一再说他，叫他别问个没完，让我们安静一会儿。
“你看得很清楚，吕克，这几个孩子经历了一个噩梦……我一想到所有那些对他们那么冷漠的人，我就……”
我们在试图转移话题，问他们一些其他人的情况，但是，吕克·巴雷尔说着说着又转到原来的话题上来。他最后声称，既然如此，应该对我们获得自由好好庆贺一番。他提议给我外祖父打个电话，让他高兴高兴。要是不让他这么做，必然引起他的更大怀疑，这如何办是好呢？
“外祖父年纪大了，”我说道，“当他得知我们落到这步田地，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刺激的。我想，我们还是先休整一下，恢复恢复，再打电话给他，那样的话，他见到我们也就不至于太伤心了。他是我们唯一的亲人了，我们不想让他再受打击了。”
我敢肯定，外祖父的家和电话一定被警方严密地监视着。一打电话，我们必定被捕无疑。
蜜雪儿·巴雷尔帮了我们一句：
“行了，让孩子们先歇歇，喘口气，恢复恢复，明天再让他们去看他。你们去之前，我会先告诉他的，我将亲自给他打电话。”
我们正要上桌吃饭，突然大门开了，只听见走廊里有个人在抽泣。是菲利普·巴雷尔，他得知我们来了的消息，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来看我们了。他哭着把我们紧紧地搂抱住。
他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这不是真的，简直是一场噩梦，怎么能这么对待你们呀？”
然后，他逐渐平静下来，对我们说道，能够与我们重新相见是生命所能赋予他的最美最美的事了。
这顿晚餐是我一生中最为奇异、最为艰难的一顿。菲利普时不时地哈哈大笑，或者傻乎乎地盯着我们微笑。但是，过了不一会儿，他又会暗自落泪，抽抽泣泣。我们尽量地装着若无其事，但是，内心深处却是心潮起伏，难以抑制，我们是真的心力交瘁，难以自持了。
晚饭后，蜜雪儿·巴雷尔带我们看了楼上的客房。我礼貌地拒绝了她提供给我的那一间，借口我想独自一人睡。她同意我自己挑一间，我挑了一间有电话的房间。吕克·巴雷尔也跟上楼来，递给我几片安眠药，让我们兄弟姐妹能睡个好觉。我接过药片，向他表示了感谢，待他转身出去，我立刻把安眠药全给扔在马桶里了。
我的偏执狂在逐渐增强。
我们轮流洗漱。阿代拉蒂夫第一次发现洗澡用的浴缸。我是最后一个进浴室的。我脱裙子时，发现怎么也拽不动。我不得不狠命地一拽，裙子倒是脱下来了，但也顺带着扯下大腿上的一块皮来，因为大腿上的血沾在了裙子上。
我是从地道里往外爬时受的伤，当时并没感觉到。这么一脱裙子，疼得我龇牙咧嘴，更糟糕的是，我的鞋子也脱不下来了。
我闭上眼睛，数了三下，猛地一脱。我咬住了嘴唇才没喊出声来。我的脚指甲全都给拽下来了，顿时血便流了出来，流了满地。
我吓坏了，环顾左右，四下里找东西来擦拭。这时，门开了，我赶紧把身子埋进浴缸里。蜜雪儿·巴雷尔看见了地上的血。
“你怎么了？”她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我关门时夹着手了。”
她感到害怕。情况不妙。她出去了，我凑合着洗了两下，擦干身子，把地上擦干净。蜜雪儿·巴雷尔拿了一件无袖长衫让我穿着睡觉，但是，我的脚疼得厉害，睡不着，坐在椅子上整整待了一夜，怕把衣服、床单弄上血迹。
我坐在那儿写了一夜写了一封信给让·达尼埃尔，写了几首诗，又写了几封求救信。凌晨4点光景，我拿过电话机，轻轻地摘下话筒。
吕克在他的房间里竟然听见了动静，问我需要点什么。
“不，我听到电话铃响。”我回答道。
“你做梦了……”
6点半左右，这个星期二的早晨，我站起身来，穿好衣服，然后，去找弟弟妹妹们。他们全都醒了。我让他们赶快穿好衣服，然后，我下楼进到厨房里。
蜜雪儿·巴雷尔正哼着小曲在准备早餐。桌子已经支好，房间里飘逸着烤面包和热咖啡的香气。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可我们离这种正常的生活已经很远很远了。
我吻了一下蜜雪儿·巴雷尔。她关切地问我晚上睡得可好。我忍住了泪水：她的温情真的让我放松了警惕。这时，我突然发现吕克·巴雷尔不在家里，甚是惊奇。
“我拉不住他……你知道他这个人是从不听人劝的……他开起车来就走，去通知你外祖父了。”蜜雪儿·巴雷尔对我说道。
我立刻奔上楼去通知拉乌夫事情不妙。然后，菲利普来了，同我们一起吃早餐。拉乌夫把他拉到一边，问他能否开车送送我们。
“没问题，你们要去哪儿？”菲利普爽快地答应道。
“到时候会告诉你的。”拉乌夫对他说。
我跟蜜雪儿·巴雷尔说，我和拉乌夫同菲利普出去走走。
我们头天晚上已经探知瑞典大使馆的位置，离菲利普父母家不太远。这是我们寻求政治避难的最后一个希望了，只是我们并没抱太大的幻想。我们告诉了菲利普怎么走，到了地方，我们便让他停下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