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并未真正地挨过打。当然，拉乌夫是个例外。我只有一次脸上挨了一拳，因为我顶撞了一位军官。我被这一拳打了个趔趄，往后倒去，脑袋撞到了过道的墙上。我被撞得眼冒金星，晕头转向。妹妹们赶忙跑出牢房来扶我，吓得脸色发青。我站了起来，为了不吓着她们，我便对她们说，我脚下一滑，摔倒了。后来，我向她们承认我被他们打了，但我要她们保证千万别告诉妈妈。我感到非常丢人，至今对此仍耿耿于怀。
令我感到担心害怕的那个人，比波洛还要可怕，他就是伯纳伊什上校，国王的心腹军官，早在塔玛达格特时，他就是个凶狠的打手，对我们管束得非常厉害。他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地让我们不好过。是他下的命令，让把鸽子杀了，是他下令克扣我们的食物……我们很少看见他。我们从空中直升机的轰隆声，从辅助部队士兵们的立正姿势中，能够猜得出他来了。
但是，与此同时，囚徒们与刽子手们之间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来。我们是受迫害者，但是，我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能操纵这帮刽子手。一旦出现僵局，我们找出各种借口来予以化解，而且不露出任何的破绽。
但是，对付伯纳伊什，这一招却不灵；对付波洛只是有困难而已。那家伙骨子里就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有人命令他用刀子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捅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遵照执行的。他只知道服从命令。辅助部队的士兵尽管表现得十分凶狠，毫不留情，但一个个却很愚蠢，稍微耍点小花招，就能让他们晕头转向。
我们在抗争着。
我们每个月有权获得一小车的木柴烧饭。辅助部队的士兵们打开铁皮门，仿佛我是个死人似的大声叫我。我只能走到门边，不可跨过门槛。外面的阳光照得我两眼发花。他们把木柴扔在地上，命令我去捡。
头几次，他们送来的都是一些树枝，有1．50米长。我在漫不经心地捡拾着，把最长的给妹妹们拿。拉乌夫建议我们把它们藏在我们牢房的墙头高处，以便越狱时派上用场州枝可以用作地道的顶部支撑梁。
第三个月，看守们给我们送来的只是一些小块的木柴了。他们大概知道我们想捣什么鬼了。
我们主要的抗争手段就是我们所说的“设备”，那是我们彼此之间交流的唯一方法，是我们得以坚持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拉乌夫用一把小勺和一把小刀，成功地撬开了他床下的一个石板。他把我们最珍贵的收音机用破布裹上防潮，藏在石板下面。夜晚时分，他便将收音机取出来，听听广播，就感到不那么孤独了。后来，他突然灵机一动，利用我们从音响的喇叭上收集的那些电线和几个麦克风，做成一个“广播网站”，在牢房之间传递消息。
床绷上的钢丝就是绝好的导体。每天夜晚，我和妹妹们便从各自的床上取下几根钢丝，将它们接起来，弄得很弯曲，让这条长钢丝线通过阿苏拉和阿利玛的牢房，伸至拉乌夫的牢房里去，因为我们在各自的牢房的墙根处挖了一些可以让钢丝穿过去的洞孔。但是，尽管一截一截地接了起来，但长度仍旧不够，只能延伸至半路。
于是，拉乌夫开动脑筋，把扬声器上的电线接上去，接到他的那个话筒上。我这边也如法炮制。细细的钢丝线便连接上了，从牢门上方的双重铁栏杆上穿过。我们握着我们话筒的正负极。“广播”开始后，还得经常把断掉的电线换掉，不过，声音倒还是比较清晰的。
每当遇到拉乌夫感到有兴趣的广播时，他便立刻把话筒接上。然后，我又把消息传给妈妈和阿代拉蒂夫。为了直接与他俩通话，我利用一截从院子里偷来的浇水的皮管，做成“电话”，穿过护墙。白天，我便将“电话”藏在米丽阿姆的床里。看守们因为害怕她那病犯起来太吓人，所以都不敢去搜查她。他们不懂什么是癫痫病，以为她是灵怪附体了。
通过这些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我们得以整夜整夜地进行交流。当著名歌星何塞·阿图尔或贡扎格·圣布里的歌声穿墙而过，传到各个牢房时，犹如近在身旁，效果妙极了。我们兴奋至极。后来，我每天晚上通过这一办法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再后来，我把我们的“电话”加以改进，不再用床上的钢丝，那太沉，太难弯曲，改用我从我们的手提箱上拆下来的弹簧。不过，材料变了，方法依然。
一到晚上，看守们发动起电机时，我们便在机器轰鸣声的掩盖之下，把我们的“电话”接通。这时，我们感到极大的满足，而且这是我们在这噩梦般的环境之中的唯一的满足。我们的这个办法从未被那帮愚蠢的看守看破。他们一来搜查，我们总是赶快把话筒夹在大腿之间。
最后，只有一只话筒没有受潮损坏，我便将它藏在自己身上了。这只话筒是绝对不能受潮的，它是拉乌夫的命根子，是我们保持联系的唯一手段。
我们穿着破衣烂衫，赤着双脚，冬天冷得哆嗦个不停，夏天热得透不过气来。我们没有了护士，没有了药品，没有了钟表、书籍、纸张、铅笔、唱片或弟弟妹妹们的玩具。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得哀求、乞求狱卒们开开恩，让我们得到一点东西：一支我们视为宝贝的省着用的圆珠笔、我们要用上几个月的几节收音机的电池……这是我们通过一个小老头弄到的，他认识我的一个舅舅，舅舅家乡的一个村的村长。
我们的时间被看守们切割开来。他们一天要进3次我们的牢房，早上和晚上是给我们用盘子送来饭菜，中午只是送些面包来。他们在上午8点半左右给我们送早餐，那是阿苏拉在她那儿的内院为大家做的：一份掺有鹰嘴豆泥的咖啡，搅和得浮起泡沫，像开水似的。我们老远就听见他们那沉重的脚步声，随即便听到那可恶的钥匙串的丁零当啷声。一听到他们走过来的声音，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得赶紧把收音机、电池、“电话”藏好，把墙洞掩盖好……
我的牢房与妈妈的牢房都在拐角上，当他们打开我的牢房门时，我们两人便立刻站到门口去，好彼此匆匆地瞥上一眼。对此，我与妈妈早就不谋而合了。将近晌午时分，我们便听见哨声吹响，说明送面包的卡车来了。然后，到了晚上7点半光景，他们又来了，打开牢门，放下餐盘。
他们从没给过我们喘息的机会，我们也从未忘记过我们被囚于这种悲惨可怕的牢房之中。我们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地受到监视。当我们扒住栏杆想瞥上一眼天空时，看见的只是看守们那鹰隼似的目光，它们时刻在窥视着我们，甚至像是穿过墙壁在瞄着我们。
头几个月里，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早晨，我与妹妹们在“健身房”打排球，我们用破布缝制了一个“实心排球”。情绪好时，还做做体操什么的，然后便去“淋浴”。苏卡伊娜在渐渐地长大，开始在发胖，于是我便对她限制饮食，逼她运动，多出出汗，别让体重任意增长上去。
后来，我们放弃了体育锻炼，因为体力不支，渐渐地，什么锻炼也没有了。
白天实在是漫长。我们看得见它，感觉得到它，触摸得到它，它是那样的可憎可恶，那样的咄咄逼人。最难的是必须去适应它。白日里，只要有一丝风从窗户吹进来，我们就会想起，微风这是在嘲讽我们，告诉我们仍身陷囹圄。
夏日黄昏会令我回忆起往日的温馨梅边一日的结束，喝开胃酒的时刻，朋友们的欢歌笑语，大海的气息，身上沾着的咸味……我在回味着我曾享受过的那点美好时光。
我们无所事事，无聊至极看着一只蟑螂从一个洞钻进另一个洞，打盹儿，胡思乱想。天空逐渐暗淡，白日将近，黄昏来临。每周与每天一样，每月与每周雷同，年复一年，岁岁年年，全都一个样。我在逐渐衰竭。我在学习心如死灰。我常常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黑漆漆的洞里，四周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我仿佛是一只皮球，不停地落入井中，咚、咚、咚地每次都撞击到墙上。
渐渐地，寂静笼罩住了我们。唯有看守们的脚步声、哨子声、钥匙串声、鸟的歌声、一头名叫“柯尔内留斯”的毛驴凌晨4点左右的叫声或者棕榈树叶的飒飒声前来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其他时间，几乎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我们逐渐地忘记了城市的喧嚣、咖啡馆里的谈话声、电话铃声、汽车的喇叭声……所有这些日常熟悉的声音全都离我们远去，让我们思念不已。
我们几个人中，米丽阿姆对时间的判断真的是令人叫绝。她能根据透进我们小窗户的阳光判断出时间来。无论白天什么时候问她“现在几点？”她便从被子里微微抬起点头来，说道，“3点10分”，“4点1刻”，相当的准确，绝对不会弄错的。
我们每个月可以获得一盒“蒂德”牌洗衣粉，用来洗手洗衣洗碗什么的。至于刷牙，我就改用盐了。有这么一段时间，我们竟然突发奇想，想用泥土来清洁牙齿，就像我们有时候用泥土来擦拭盘子一样。有一天早晨，阿代拉蒂夫醒来，嘴肿着，嘴唇发紫，舌头上尽是白斑，我们就没敢再用泥土清洁牙齿了。
当看守们打开我的牢门时，我便立即冲向对面墙上的那个自来水笼头，用“蒂德”牌洗衣粉洗头。一擦，一搓，满头的泡沫。看守们认为我们的头发之所以这么飘逸，就是用它洗头所导致的。
他们彼此间还就此聊上了：
“她的头发真漂亮。我也试过这么洗头，但是一点也不起作用。”
我们曾经用洗发露洗过头，可是，头发掉得厉害，而且还起湿疹……
我们始终穿着同一件衣服，我们戏称为“作战服”。妈妈把我们的旧衣物和床罩收集起来，替我们改成长裤穿。
像是特别安排似的，我们7个女的都是同时来月经。我们没有棉条，没有卫生巾，只好用破得不能再破了的毛巾头凑合着。而且还必须把这些破布洗干净，然后交给阿利玛拿去放在火边烤。大家只好叉开两腿等着它们烤干了之后接着用。
女人隐私的这种无法遮掩让我们仿佛是在受酷刑一般。我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着的：洗漱，如厕，悲伤，病痛，全都在一起。只是到了夜深人静时，在被子里，我们才能哭个痛快，不被别人听见。
不过，我们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我们彼此并无争执，除了几个小女孩之外，我一直在看着她们，不让她们发生争吵。由于妈妈不在她们身边，我便担当起了她们母亲的职责。是我在教导她们，给她们灌输礼仪规矩，尊重别人。
即使是在监狱里，在比尔—杰迪德，在苦役监，我都毫不放松。我要她们吃饭时坐端正，细嚼慢咽，要她们把“谢谢”、“请”、“对不起”挂在嘴边，要她们饭前必须洗手。我要她们仔细地洗手，特别是在月经期间，不管分配给我们的水有多凉多脏。说实在的，特别是大冬天，那水只要一碰到你的手，准冻得你嗷嗷叫，手立刻发红。
我在王宫受到的教育已经深入到我的骨子里了。拉乌夫每每想嘲讽我几句，总要学着德国女管家里埃菲尔的德国腔调。我对此根本就不在乎。当然，精神应该战胜肉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忍受一切，不过，我也没有逼迫大家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我有时特别想把自己打扮得俊俏一点。我不想让自己的脸蛋儿很快就满是皱纹。妈妈给了我柏柏尔女人养颜的秘诀：她们把枣儿蒸熟，捣成枣泥，像面具似的涂抹在脸上。我们在斋月期间有权享有一点枣儿。我把每个人分得的枣儿全都掠了来，蒸熟捣烂，做成面膜，贴在脸上，保持一整夜。结果，老鼠们可就高兴了，在我脸上撒欢，容颜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改善……
妈妈获准保留一把小剪刀，以便为我们裁剪衣服。我们便用这把小剪刀来剪头发。拉乌夫没有胡子，他对此不无担心，特别是我们还专爱拿这一点来嘲讽他以及他下巴上只长着的三根毛。
后来，他终于长出山羊胡子了，他声称，他剃掉胡子的那一天将标志着我们的囚徒生活的结束。
他这么随口一说，倒是一语成谶了。一天早晨，他要求狱卒替他把胡子剃掉，其实他这是硬充好汉，故意找狱卒们挑衅。
“我是个男人，”他坚定地说道，“我不能这么一副模样。”
狱卒们让他到院子里去，替他把山羊胡子给刮光了。
一个月后，我们便越狱了。
饥饿
饥饿让人饥不择食，让人活得人不如狗；饥饿使人忘掉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自己的尊严；饥饿让人变得如同野兽。
我们总是腹内空空、饥肠辘辘的。
每半个月，辅助部队的士兵便把食粮放在阿苏拉的牢房里，让她做给大家吃。她做好后，从我俩之间的牢房墙上我们挖好的小洞传给我。就那么点食粮，她巧做安排，维持到下一次送食粮来为止。可是，每次送到她牢房里的食粮真的是少得可怜。
没有奶，没有黄油，没有水果，只有几粒皱巴巴的枣儿和几个长了霉斑的橙子。一些发蔫了的蔬菜、两碗面粉、一碗鹰嘴豆、一碗槟豆、一打臭鸡蛋、一块变质的肉、几块方糖、每月一升油和一小盒“蒂德”牌肥皂粉，这就是我们全部的供应。我们绝对不敢随便地扔掉什么的。可是……
我还从未见到过成了这副模样的蔬菜，更没想到过这样的蔬菜还能吃。胡萝卜是发绿的，而且根又粗又长。茄子发青，长毛，阿苏拉用它做出来的菜，弟弟妹妹们称之为“日本料理”。槟豆上爬满了小虫子，泡在水里，虫子漂了一层。
食物经过煮了再煮，煮得透透的，烂烂的，大家终于可以忘了它们的怪味和原先的怪模样，好下咽得多了。最糟糕的是，大家都饿得不行，都想多吃一口。与其他一些不断地在折磨着我们的痛苦相比较，肚子饿却更加让人难受。我们对干净不干净已无所谓了，不再在乎什么卫生不卫生了。就连喝水，也不问水好水坏，水倒是让我们喝个够，可是却又咸又苦，越喝越渴。
我发觉阿苏拉和阿利玛串通一气，在食物分配上做手脚，偷偷地给其他牢房多分点方糖和面包。尽管我仔细地把鹰嘴豆数了又数，但总发现数不对，少了一点。可她俩却对我说：“是被老鼠啃啮了，坏了，扔了。”
但我总也不相信她们说的。
于是，我决定亲自掌管食物。待食粮物品等一送到，我便分门别类地登记，并且由我亲自保管。我把送来的东西统统储藏在与我的牢房紧挨着的一个小房间里，放在石板下面临时做成的“食物柜”中。面包则藏在一只手提箱内。我在尽量想法节省，以便熬到下一次送食物来。
我们每天在牛奶咖啡里放少许的糖，那是中午11点左右的一次给男孩的点心，特别是给阿代拉蒂夫的，因为他正在长身体，特别需要增加点营养。我们几个姑娘则吃得很少，早上喝完咖啡之后，便在盼着晚餐的蔬菜了。夏天还好，不怎么饿，因为天太热，也吃不下饭，再说，我们已经习惯挨饿了。但是，到了冬天，胃就不干了，叽叽咕咕得厉害，我们强忍着，不去听肚子发出的响声。
每天晚上，我把做饭的原料交给阿苏拉，她做好后，一式9份，分给大家，每天都是这样。乌夫基尔家的最好的厨娘，总要头顶着墙抽泣好半天。
“玛丽卡，就这么点东西，怎么让这么多人吃饱呀？”她哭泣着对我说道。
她的眼泪并没让我心软。我此时此刻已是铁石心肠。如果要想熬上一个月，就得这么按量分配粮食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