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浔阳文化
九江（浔阳城），山拥千嶂，江环九派，“士高气清，富有佳境”。自古以来就是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通都大邑。九江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襟江带湖，背倚庐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
九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九江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中“九江孔殷”、“过九江至东陵”等记载，后据《晋太康地记》记载，九江源于“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即赣江水、鄱水、余水、修水、淦水、旴水、蜀水、南水、彭水）入彭蠡泽也”。九江称谓的来历有两种，一是“九”为古代中国人认为的最大数字，“九江”的意思是“众水汇集的地方”，“九”是虚指；二是“以为湖汉九水（即赣江水、鄱水、余水、修水、淦水、旴水、蜀水、南水、彭水）入彭蠡泽也”，即九条江河汇集的地方，“九”是实指。长江流经九江水域境内，与鄱阳湖和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百川归海，水势浩渺，江面壮阔。
九江开发历史较早，夏、商时期，九江属荆、扬二州之域，春秋时九江属吴之东境，楚之西境，因而有“吴头楚尾”之称。九江作为行政区划最早出现在秦朝，此后九江又有柴桑、浔阳、汝南、湓城、德化等古称。但主要以九江、柴桑、浔阳、江州著称于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为36郡，设有九江郡。西汉时，九江始建县，称柴桑，即现在的九江城，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车骑大将军——灌婴在此凿井筑城戍守，称位城，又称灌婴城。三国时属东吴，隶武昌郡。唐时，改九江郡为江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河阳郡，至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江州，五代十国时，江州是南唐道德教化之地，故改浔阳为德化，废江州，宋时，复置江州。元代改为路，元末陈友谅自称皇帝，以江州为都，明代，改路为九江府，清沿明制。辛亥革命后废除帝制，1914年设道领县，将九江府改为河阳道，共领二十县，其中德化县因与福建省的德化县同名，于1914年改为九江县。1917年设九江市，1921年3月，设九江行政厅，次年改设市政府。1932年2月，设立行政区制。1936年又改为九江县，1949年5月7日九江解放。7月19日设九江专员公署，原九江县的农村划九江县，原九江县的市区划分为九江市。1968年4月，成立九江专区革命委员会。1971年2月，改为九江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改为九江地区行政公署，1980年九江市从九江地区划出，升为省辖市，市辖浔阳、庐山、郊区三区，1983年7月27日地市合并，同时实行市管县体制，现辖九江县、武宁县、修水县、永修县、德安县、星子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等九县，瑞昌市、浔阳、庐山两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共青开发区和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九江有着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历史上一直是南方一大都会，是赣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江西乃至全国的商业重镇。魏晋南北朝时期，九江的商业经济已有一定基础，东晋早期镇守湓口的江州刺史刘胤“不恤政事，专殖财货，商贩百万”。到唐代，“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则成为我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沿江一带形成了一些集市，城内货肆行铺林立，初步形成了一座商业港口城市。宋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九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贮粮实仓，酿酒盈缸，行商坐贾，积贮倍息”，成为著名的茶市、鱼苗市场。九江在明代即已设关，是长江上的唯一钞关。明清时，九江为全国贸易中心，以粮食为大宗，是全国“三大茶市”之一和“四大米市”之一。近代开埠，九江被列强辟为沿江最早通商口岸之一，从此走上了近代化道路，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纵观九江商业文化的发展道路，集中体现在它的地域性、多元性和开放性。不仅有“美酒、香茗、鲜鱼、嫩笋”地方特产，而且有瓷器、夏布、纸张、百货在这里进出。相容并包，海纳百川，“诚招天下商，誉从信中来”。
庐山文化是九江文化最为靓丽的色彩。庐山位于九江境内，素以风景名山、文化名山、教育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美庐、庐山会议旧址）、科技名山著称于世。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选择庐山为活动场所，一座又一座地兴建寺庙，多达380处，成为中国佛教中心之一。东林寺、西林寺和大林寺，有庐山“三大名寺”之称；秀峰寺，海会寺、万杉寺、栖贤寺和归宗寺，共誉为庐山“五大丛林”。最著名最典型的当推东林寺，被尊崇为净土宗的祖庭，代表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趋势，对佛教的广泛传播起过重要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有深远影响。庐山又是道教名山，在道教的《云笈七签》中被列为第八小洞天。庐山东南紫霄峰下的简寂观，为南朝刘宋著名道士陆修静创建和修道的地方。庐山现存道教的胜迹还有不少，如仙人洞，传为唐代吕洞宾修仙之地，位于牯岭西北的悬崖绝壁上，是一深约十米的天然石洞，洞后面为千年不涸的“一滴泉”，石壁上刻有“洞天玉液”等。洞门有石刻对联：“仙岩翠壁蓬莱胜地；池中玉液阆苑洞天。”洞口的“纵览云飞”等，都是著名的景观。洞北有观妙亭，亭下巨石为朱元璋访周颠仙人的“访仙石”。白鹿升仙台，在仙人洞西北锦峰，传为周颠乘白鹿升天处，朱元璋为之在这里建亭立碑。庐山的儒学文化，是庐山文化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庐山成为佛、道名山和旅游胜地的同时，儒门学者也以之为隐居、读书、讲学、著述的好地方，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书院。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儒学大师，都和庐山的儒学文化密切地联系着，特别是白鹿洞书院最具有典型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纷纷登上庐山，而且在牯岭建起了新型的云中山城。德、美、俄、意、日、澳、瑞典、芬兰、挪威、葡萄牙等25个国家的外侨纷至沓来，形形色色的别墅依山傍溪就势而起。1905年，庐山已有外国人的别墅147幢。1917年，增加到了560幢。到了1927年，已发展到887幢。同时，建起了基督教堂、天主堂、医院、学校等，整个别墅区的总体风格已基本奠定。这里成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撞的见证。随着庐山牯岭外国别墅群的崛起，中国国内的达官显贵和富人们闻风而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庐山牯岭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这里，又掀起了第二次别墅建造热。
二、豫章文化
豫章文化
南昌，古称豫章，自西汉初年筑豫章城算起，已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唐代才子王勃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这里的豫章、洪都，讲的是同一个地方，大致是指今天的南昌地区。故豫章文化，狭义上是指以南昌为中心的，包括南昌府历史上所属的丰城、高安、靖安、奉新等地的区域文化。两千多年来，豫章文化形成深厚的积淀，展现出独特而隽永的美。
南昌地处北纬28°，东经26°。境内地势平坦，平均海拔仅在25米左右。南面沿抚河东岸多为丘陵；东北地势较低，多有湖泊分布其间；西面有西山屹立，距城西三十里有梅岭，是西山最险峻的山峦，山势峻峭，有“小庐山”之称，是南昌市郊避暑胜地。南昌城郊河道湖汊纵横，并与环绕外围的江河互相沟通，所以郊外渡口、驿站众多，水运交通发达。南昌的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夏季长而冬季短。因地势低下，有鄱阳湖口北来冷风吹入，形成全年温度差别很大，给人有夏季湿热、冬季干冷之感。
南昌负江依湖，南临五岭，北接宣扬，西控荆楚，东翼闽越。南朝豫章人雷次宗描述这里的地理形势说：“豫章水陆四通，山川特秀，咽扼荆淮，翼蔽吴越。”唐代的王勃更以其惊人的才华，优美的辞藻，高度概括豫章的地势：“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确，南昌踞赣江、抚河下游，处江湖之间，平原绵延，江河交流，在我国东南各省中，可称为一个中心城市。正因为有着这样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南昌被誉为“物华天宝”，指的是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物产。南昌位于赣江沿岸，赣江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豫章城因此百业骈集，工商兴旺，一直是江右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是东南一大都会。早在南朝时期，南昌就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粮仓所在地。唐代，南昌地区的经济更加繁荣。唐末五代以来，南昌地区的经济一直居于江西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宋代，由于鄱阳湖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南昌地区的经济更加发达，成为著名的“粮仓”，输送的漕粮数量为天下之最。明代，南昌地区农田面积进一步增加。明清时期，南昌商业发达，商贾云集。
南昌自两千多年前建城，创建最早的南昌城以来，一直是豫章、洪州、南昌等郡州府治所，是江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内涵丰富的豫章文化，正是在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地理区位中孕育出来的。
南昌是豫章文化的中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考古资料显示，五六千年前，南昌就建有若干个原始居民点。至三千年前，南起青云谱北至艾溪湖，形成了古代南昌居民的聚集区。春秋战国时期，南昌地区从属曾发生多次的变更。当时南昌处于楚之东，吴之西，故有“吴头楚尾”之说。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后，恐占据南越（今两广及安南一部分地区）的赵佗窥视中原，于是令颖阴侯灌婴率军“定吴、豫章、会稽郡”，并设南昌县，将其列为豫章郡十八县之首。南昌县的得名，寓意“昌大南疆”和“南方昌盛之地”。灌婴除了安定社会秩序外，还开筑了南昌城，即俗称灌婴城或灌城的土城，该城方圆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门，遗址在今南昌火车站东南约四公里的皇城（黄安）寺附近。这是南昌建城史的开始，表明豫章文化至少应上溯2200多年的历史。王莽的新朝改豫章郡为九江郡，东汉复故。晋属江州。南朝梁称豫章王国，南朝陈复为豫章郡。隋开皇九年（589年）罢豫章郡，置洪州，大业三年（607年）复为豫章郡。唐武德五年（622年）复洪州，贞观初洪州属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属江南西道，天宝元年（742年）又改洪州为豫章郡，至德元年（756年）豫章郡更名为章郡，乾元元年（758年）再称洪州。五代南唐中主交泰初年，升洪州为南昌府，后又将都城从建康迁往南昌，号“南都”，南唐中主死后又迁回建康。宋开宝八年（975年）复名洪州，天禧四年（1020年）属江南西路，隆兴元年（1163年）为隆兴府。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隆兴路，二十一年更名龙兴路，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改为洪都府，次年更名南昌府。明洪武三年（1370年）南昌、新建二县同城而治。1914年为豫章道。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开始设市。撤道，析南昌，新建县，治置南昌市，由省直辖。1949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南昌政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江西省辖市、江西省人民政府驻地。
自汉高祖设豫章郡之后，南昌就是江西地区的政治中心，其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长期作为江西地区政治中心的历史事实，使南昌很早就接触中原的正统文化。早在汉代时，南昌附近地区就开发得相当成熟了，史书记载，东汉豫章郡人口数就占全国各郡第二位，即以口粮数而论，豫章郡是全国粮食产量最多的一个地区，“洪州窑”是唐代的八大名瓷窑之一。五代和南唐，江西战乱相对较少，南昌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至宋元时代，南昌地区的社会经济全面繁荣，一度成为江南的冶炼、纺织、造船中心和商业都市。与经济发展成就相应的是人文的兴盛。南昌人文兴盛，自古便享有“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美称。早在东汉，南昌就出现了徐孺子这样的高洁之士，后来又涌现了五代南唐的丹青家董源、宋代词宗晏殊、元代散曲作家刘时中、航海家汪大渊、明代天文学家欧阳斌元、明末清初“四大画僧”之一的八大山人（朱耷）等杰出人物。历代许多名士文人，如王勃、张九龄、孟浩然、韩愈、白居易、杜牧、欧阳修、苏辙、朱熹、辛弃疾、陆游、杨万里、文天祥、唐寅、汤显祖、宋应星等，都在南昌留下了足迹和千古传诵的诗文。
总结起来，南昌既是农耕文化最浓厚的地区，江西的省会，其本身又兼具商业都会的性格：既是开化较早、儒家文明影响较深的政治中心，又因为地处“吴头楚尾”而带有楚国好巫的民间大众文化特点。
豫章文化不仅有厚重的古色文化内涵，而且有鲜明的红色文化特色。南昌被誉为“英雄城”，这一称号源于1927年的南昌“八一起义”。“八一起义”，或称“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爆发，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从此诞生了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崭新的人民军队。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并为创建人民军队打好坚实的基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位于南昌市区中山路与胜利路交界处，古万寿宫与洗马池之间。旧址原为江西大旅社，建于1922年。旅社大楼外观呈银灰色，坐南朝北。主体建筑共四层，原舍九十六个房间，平台屋顶的中央有两层小楼和一根旗杆。旧时为中山路最高建筑，站在楼顶，可凭栏鸟瞰全城。“八一起义”塑造了现代南昌的城市精神，提升了豫章文化的层次，极大地丰富了豫章文化的精神内涵。
三、庐陵文化
庐陵是赣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庐陵文化是江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历史时期代表江右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重要的区域文化。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的古称，位于江西省中部。吉安位于江西省中西部，赣江中游。从地势上看，属罗霄山脉中段，扼湖南、江西咽喉孔道，地势极为险要。秦于公元前221年置庐陵县，属九江郡；西汉属豫章郡；东汉末设庐陵郡；隋初废庐陵郡设吉州；唐时复名吉州；宋时又复称庐陵郡；元为吉安路，寓“吉泰平安”之意；明初改吉安府，辖9县；清乾隆八年（1743年）增置莲花厅，领9县1厅。2000年撤地设市，辖吉州区、青原区、吉安县、吉水、峡江、新干、永丰、泰和、遂川、万安、安福、永新、井冈山市，总人口为476万。今吉州区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
庐陵文化的繁荣，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庐陵位于赣江中游，东、南、西三面山峦高耸，向赣江倾斜，依次为丘陵、岗地、河谷平野，全境形成了一个北面开口的巨大盆地，像是微微蜷缩的手掌，其中河川网布，穿流于丘陵岗地之间，形成无数个形状大小不一的盆地。这里雨量充沛，日照适宜，地广林茂，是适合人类生存的风水宝地。五口通商以前的赣江作为全国交通大动脉，带动了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而赣江从万安的良口入境到新干的三湖出境，纵贯庐陵地区，全长260多里，此段河床较宽，水势平缓，利于航行。赣江航运运走的是吉安的粮食、矿产、木材、茶叶、陶瓷、蓝色染料及柑橘水果等大量土特产品。到明、清时，每年8万余石大米也由赣江“运止于淮”，通过南北大运河，转运到京郊通州。江西三分之一的漕粮出于庐陵。同时，作为江西腹地的庐陵，在清以前虽也受过一些影响，但战患祸害较少，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安居乐业，经千百年来人民的开发，赣中大地逐步变得富庶安康。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相对安宁的环境，加强了与外界的交往，加强了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庐陵文化。
这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壤，既有可与中原文化媲美的以新干商代墓葬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又有以青原山佛教禅宗青原派系为主体的宗教文化；既有以吉州窑黑釉天目瓷为标志的陶瓷文化，又有以人才辈出的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既有钓源、渼陂、卢家洲等众多古韵犹存的古民居文化，又有节庆、灯彩、饮食等多种风情独特的民俗文化。
新干商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和兵器，特别是象征权力的特大铜钺、伏鸟双尾铜虎、兽面纹虎耳方鼎、神人兽面形玉饰、青铜人面具和双面神人头像，以及吴城出土的陶片上压印的笔画端正、风格与殷墟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等官方文字相一致的“臣”字。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为江南出土青铜器之最。其中的青铜大钺为至今全国出土同类青铜器中最大的一只，青铜犁和镰也属首次发现。青铜文化成为江右文化的象征。
以青原山为代表的庐陵宗教文化更是庐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庐陵的山川形胜为道家们潜心修炼提供了理想的“洞天福地”，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江西通志·胜迹篇》载，江西最早在东吴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年）建造的道观中，就有吉安市泰和的崇道观、永丰的梅溪观、冲虚观等，证明道教创立不久，很快就传入庐陵并落地生根、发芽。
安福境内武功山，海拔近2000米，终年草木摇翠，云雾缭绕，最高点的金顶白鹤峰泉流不涸，是脱尘离俗的理想修炼场所，东汉末就已成为著名道场，传说魏晋时著名道家学者葛洪曾到山中修炼。西晋末年，道教上清派的祖师魏夫人因其儿子刘遐出任安成（今安福）太守，随子入籍安福，传播道教。太守高堂亲自布道，其权位效应、名人效应，无疑是对道教的有力推介。
与土生土长的“治于身”的道家宗教不同，来自西域印度的“治于心”的佛教是早于道教形成的。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三国东吴的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年），庐陵已有相当数量的佛寺，僧人啭啰尊者携西域宝镜来到庐陵城西的天华山传教，将“天华院”更名为“宝安寺”，泰和塘洲、冠朝，永新的曲江、沙市当时也分别修建了“崇福寺”、“絮桐院”、“尊胜寺”、“松林寺”等。这些佛事所发生的年代与我国历史上记载的佛教最早传入的年代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相距仅250年左右。
庐陵东南方的青原山，对佛教禅宗的弘扬起过特殊的作用。行思禅师作为禅宗南宗始祖慧能的首席弟子成为了禅宗南宗青原行思系创立人，被尊为禅宗七祖（实为禅南宗二祖），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回到吉安故土，入住安隐寺，弘扬最得禅宗心传的“顿法”，把佛教从单纯的学问修行引入到道德修行，主张洞察本质，直指人心，我心即佛，别向他求，摒弃了许多烦琐的佛规，直接便当。这对于试图摆脱苦难的下层人民和不愿放弃优裕的世俗生活的达官仕宦同样具有吸引力，大大地弘扬了佛法。唐开元二十八年（741年）十二月十三日，行思禅师升座圆寂于青原山，葬于寺院毗庐阁后山。次年，唐玄宗敕建“七祖塔”，唐僖宗又谥其号为“弘济”，并亲题“弘济禅师归真之塔”，以表彰其对佛学的贡献。
清原行思的禅法后来传入日本、朝鲜、东南亚，使青原山作为“七祖祖庭”而名扬海内外。行思圆寂后不久，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唐永泰二年（766年）被贬为吉州司马，游青原山时题写“祖关”二字。唐天宝八年（749年），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这位为中日友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伟大僧人第五次东渡日本受阻，从广东折回，曾到青原山拜谒七祖祖庭，其得力的大弟子祥彦病故于青原山。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敕题“净居寺”，沿用至今。
吉州窑的天目瓷则代表了庐陵的瓷文化。吉州窑始于唐，经五代、北宋极盛于南宋，终于元末。至今有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是一座举世闻名且规模庞大的古代综合性窑场。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现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庐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州窑自古以生产黑釉瓷和彩绘瓷为主，也产白釉、黄釉、绿釉陶瓷。黑釉瓷中的木叶天目纹、兔毫斑纹、玳瑁斑纹、鹧鸪、斑纹、剪纸贴画、刻花等器皿历来受到文人茶客及民众的广泛青睐。它的彩绘工艺对景德镇青花瓷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吉州窑和景德镇窑是宋代并驾齐驱的两个大窑，且有“景德镇窑工多永和人”之说。产品器型繁多，有碗、钵、碟、瓶、壶、罐、炉、杯、盘、盏、玩具、各种动物、人物、神像等，釉色丰富，装饰独特，工艺精湛，实用与艺术相融合，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和民族特色。
而今勤劳智慧的吉州天目窑员工，以继承中华传统技艺，弘扬庐陵文化为己任，相继掌握了吉州窑传统制瓷工艺，并发展创新烧制出了孔雀翎纹、各种禽鸟羽纹、豹纹、狼毫纹、蛇皮纹、蝴蝶纹、龟背纹、皮革纹、异形花纹等多种仿生釉色瓷器，这些瓷器花纹美妙绝伦，有些看去像你记忆中有印象的东西，却又一时想不起确切的对象。窑变是吉州窑瓷器的一大特色，釉色奇妙，魅力无穷，为吉州窑素有“独树一帜”的美誉再次注入了新的内涵。这些瓷器足以与传世品相媲美，堪称稀世珍宝，被当今海内外众多名士青睐和收藏。
流传至今的吉州窑产品十分珍贵，英国收藏的凤首瓷瓶被视为世界级珍品，日本收藏的几件瓷器被当作国宝。吉州窑集南北名窑之大成，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的说法。据《景德镇陶瓷录》记载，景德镇自元朝以来所创的青花瓷，是从吉州窑彩绘中脱颖而出的。
农耕与水利是庐陵文化的基础。自唐、五代至宋、明、清，吉安市的丘陵，山地垦殖面积不断扩大，“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禾谱》序）就是说，在宋代，吉泰平原就已成为赣中粮仓。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时任泰和县令的黄庭坚曾深入山区，考察民情，作诗十余首，有“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句；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诗人张孝祥进入清江、新淦境内，见“沃址百里，黄云际天”，感叹“他处未有也”，并赋诗：“野水弥漫欲涨川，稻云烘日更连天……黄犊眠处高树荫，白鸡啼时远炊烟。”
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宋哲宗时泰和人曾安止撰写了农学专著《禾谱》。仅从残存书稿来看，就已记录当时吉泰平原栽种的50多个水稻品种。苏轼贬往岭南，过泰和，得见此书，惜其只记农作物而未记农器具：“过庐陵见宣德郎曾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翔实，惜其所缺，未谱农器也。”于是东坡先生将他在湖北武昌见过的农器具秧马描绘一番，并作《秧马歌》附《禾谱》之末。到南宋时，曾安止侄孙曾之谨“追述东坡作歌之志”，撰《农器谱》与《禾谱》配套，并寄给当时大诗人陆游，陆游赋诗感叹农艺农事不为世人所重。曾氏祖孙能在那个重功名仕途的年代总结农业科学，并因此与当时文坛大家建立友谊，是吉安农耕文化的骄傲！
南唐西台监察御史周矩与其子周羡，用竹筏拦江，修筑了槎滩陂。为江西省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经历代维修，新中国成立后，在陂上又扩建了水电站，灌溉良田4万亩，使用至今，已有1000余年。
书院与士文化则是庐陵文化的特色文化，也是庐陵地区历来重视科举的结果。庐陵全境有序庠与学宫，民间有塾馆、义学与书院。家藏诗书，人多儒雅，序庠相望，弦诵相闻，山间茅屋也闻琅琅书声，人谓“茅屋底下出公卿”。唐代贞观年间，吉州通判刘庆霖在其治所创建了篁寮书院，开吉州书院讲学之先河。山间学士，纷纷仿效，于是，山乡闾巷大办书院，名流学者讲学其中。自宋至清，庐陵大兴理学，布衣野老也来参会，所以有“江西理学在吉安”之说。自南宋至明清700年间，庐陵城的白鹭洲书院成为江西四大书院之冠。
白鹭洲书院，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九江都昌人江万里，任江西提举兼吉州知州，他见赣江中流的白鹭洲绿树点点，白羽飞飞，真是读圣贤书澄明心境的好地方，于是在洲上构筑精舍，创办书院。初创时，这位后来官至宋朝宰辅的硕儒达官自任山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后延请吉安永和的大儒欧阳守道出任山长。守道主持书院10年，白鹭洲书院成了“国家级重点”学府。庐陵地区历代一共考取进士近3000名，就一个州、府而言，为全国之最。
“青原会馆”因以王阳明为代表在青原山讲学而得名。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浙江余姚人、儒家理学大师王阳明，初贬贵州龙场驿丞，后改任庐陵知县，他在余暇之际，继续潜心于他的理学体系的建构，常与安福邹守益，泰和罗钦顺、欧阳德，永新颜钧，吉水罗洪先，永丰聂豹、何心隐等与他学术见解相近相似的读书人，到青原山去大讲“良知之学”。这位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王阳明，借助“青原会馆”，深刻影响了吉安市的文化发展。清代文学家施闰章曾以“圣域”比称“青原会馆”，以与禅宗七祖“祖关”对应。“青山青水一幅美景留天地，原才原道两篇奇文冠古今。”这副对联道出了青原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青原山志》不无几分夸张地写着：佛禅、理学在此“寝成中国文化动脉之基”。
“西原会馆”位于庐陵高峰坡，是唐代“诗圣”杜甫的祖父、唐上元年间贬任吉州司户参军的杜审言创建的“相山诗社”遗址。宋时，庐陵的读书人为纪念这位开庐陵一代诗风的杜老爷子，建成了“诗人堂”，到明代，改作书院性质的“西原会馆”。这里每季有小会，月有大会，四方诗人、学者上千人在此聚会，讲学游学，以文会友，一时多少文人雅事。
书院的盛行，孕育了众多读书学子，自科举以来，庐陵就是科举大区。庐陵历代状元有16名，占全省的近三分之一。历代进士3000多人。“隔河两宰相”、“一门六进士”、“百步两尚书”、“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等的描述，至今传为佳话。
庐陵还是“文章节义之帮”，出有大批有影响的文人墨客。《全宋词》中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174人，占12.5%，居全国第二；吉安有52人，占全国的3.7%，占江西的29.9%。《哲学大辞典》收江西宋明时哲学家50人，其中吉安10余人。他们有的是全国一流的哲学家，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追求理想奋斗不息。庐陵还培育了许多史学家、地理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等。他们博学多识，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欧阳修、文天祥、胡铨、杨邦义、解缙、李时勉、刘球等，是庐陵先贤中的杰出代表；还有不少清官、义士、烈女等，他们饱读诗书，受到“忠君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熏陶，都很讲忠义，讲气节。这种精神影响到庐陵的文风、士风以及民风，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代代相承。
庐陵还是“江南望郡”。西晋的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大量汉人南下，在给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古庐陵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自北方而来的移民大多是以大族移民而来，因而在庐陵保有大量的世家望族，至今还保留着古村民居的遗迹。庐陵古村落中保存完好的现有吉安县的渼陂、钓源古村，吉水县的湴塘、燕坊、双元古村，泰和县的大江、爵誉古村等。通过对庐陵古村落的历史文化考察，可研究庐陵古民居建筑的美学价值与内涵。
四、临川文化
临川，是块多彩的土地——山明水秀，物阜民康；临川，是块神奇的土地——人才迭出，灿若星河。为此，唐人王勃留下千古绝句——“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也为此，临川誉满海内，素有“才子之乡”的美名。
临川文化是指由武夷山环绕的抚河水系，以临川治属为核心而涵盖周边县市的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它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建构江右文化的重要支柱，是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
临川自古文风昌盛，英才辈出，临川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近年发掘的考古遗存，临川文化孕育于远古新石器时代晚期，萌芽于夏商，生成于楚越，发展于秦汉，成熟于魏晋隋唐，鼎盛于赵宋一朝，绵延于元、明、清季，低落于清末民初，影响于现、当两代。临川文化是华夏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华光异彩，名扬四海，美誉诱人。
临川文化区位于江西东部，约介于东经115°35′至117°18′，北纬26°29′至28°30′之间。东邻福建建宁、泰宁、光泽、邵武；南接石城、宁都；西连永丰、新干、丰城；北毗贵溪、余干、进贤。南北长222公里，东西宽169公里。总面积18816.92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1.27%。
历史上临川文化区建置归属：夏禹时地处扬州域；春秋时为百越之地；战国时属楚；秦时属扬州九江郡；汉改九江郡为豫章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4年），建南城县，属豫章郡；东汉永元八年（96年）分南城一部置临汝县，县治临川古邑，仍属豫章郡；三国时为吴地，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两晋、南朝相沿，南朝梁陈时，以今之崇仁、丰城、永丰、新淦等县增置巴山郡。临川郡初属江州，汉武帝时与巴山郡同属高州。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郡扩州，以临川郡并巴山郡之一部置抚州，隶属洪州总督府，抚州从此定名。唐朝抚州属江南西道。五代时，属杨吴，升为昭武郡。宋起，分为抚州和建昌郡，属江南西路。元朝时改为抚州路、建昌路，另置南丰州，同属江西行中书省。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改抚州路为临川府，不久易名抚州府。同年二月升建昌路为肇县府，九月改为建昌府。明洪武初，仍设抚州府、建昌府，南丰降州为县，属建昌府，均隶属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湖东道。清时仍称抚州府、建昌府，属南抚建道。
临川文化区域的地理环境从地形上看，全区东南西三面环山，武夷山脉逶迤于境东南，雩山山脉绵延于境西南，地势南高北低，由北向南渐次向鄱阳湖平原地区倾斜。境内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岗地、谷地广布，河谷平原开阔，土地连片集中，江西第二大支系抚河水系网及全境。临川文化区属中亚热带季风型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四季分明。春季冷暖空气活动频繁，阴雨连绵少日照。夏季多偏南风，初夏多雨，盛夏干旱炎热。秋季常受变性高压控制，秋高气爽多晴天。冬季盛行偏北风，寒冷干燥。全区年平均气温17.6℃，是适宜人类生存的风水宝地。
临川文化区地形可分为四类：一是北部抚河冲积平原与丘陵区。包括临川市、东乡县和崇仁县以及金溪县大部、宜黄北部、乐安西北部等地，土地面积6765.72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35.96%。二是西部中低山与丘陵区。包括宜黄县的大部分、崇仁县西南部、乐安县东南部、临川南部、南城县西部、南丰县西部、广昌县西北部等地，土地面积4553.7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24.2%。三是东南部中山区。包括金溪县东部、资溪县全境、黎川县东南部、南丰县西南部、广昌县东南部等地，土地面积3879.3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20.6%。四是中南部丘陵区。包括南城县、南丰、黎州县的大部分、广昌县中部等地，土地面积3618.2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19.22%。
临川文化区资源丰富，既有许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长，特别是毛竹蓄积量丰富。野生动物资源种类繁多，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有金猫、云豹、豹、华南虎四种，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的有猕猴、穿山甲等13种，还有数量可观的药用动物和皮毛动物。全区有色金属矿主要有铜、铅、锌、钴、钡；稀有金属主要有铀、钨、铌、钽、稀土金属等；非金属矿有高岭土、瓷土、重晶石等。其中，钨、铜、铀等矿最为丰富，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临川是江西省著名的才子之乡。临川自古文风昌盛，英才辈出。早在唐朝，王勃在他所写的传世名作《滕王阁序》中，就发出过“光照临川之笔”的由衷赞叹。至宋，又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民间大众俗称为“才子之乡”。
临川自东汉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由于历史的机缘，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诗人谢灵运、戴叔伦，词人冯延巳，文学家刘义庆，文学评论家钟嵘，史学家杜佑等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对临川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才子文化”是临川文化主脉。临川民间有“临川才子金溪书”之说，其文化昌盛可略见一斑。王安石、曾巩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两家，王安石、陆九渊还分别为“荆公诗派”、“理学诗派”的首领及重要人物。晏殊和他的儿子晏几道等人开一代词风，树“江西词派”的大旗，两宋时期867名词人中，抚州籍即占44人。“临川四才子”谢逸、谢过、汪革和饶节，均系“江西诗派”前期的代表人物。大戏剧家汤显祖以其戏剧珍品《临川四梦》，被后人誉为“东方莎士比亚”。临川二陈（陈郁、陈世崇）、临川二危（危稹、危和）、宜黄二乐（乐史、乐黄目）、金溪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临川四王（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雱）、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抚州八晏（晏殊、晏几道、晏颖、晏富、晏京、晏嵩、晏照、晏方）、临川四才子（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等数百位文化名人，均以其丰厚的著述丰富了我国文化艺术宝库。
临川文化名人，在地域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临川籍客居外地的，一是居住在临川本土的。他们或在文学创作，或在艺术创作，或在文学研究，或在文学翻译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为繁荣临川文化作出了贡献。
宋代的科举制度，导致临川人才激增。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至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临川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205人考取贡士，525人考取举人，446人考取进士。进士中，北宋138人，占32.58%；南宋308人，占67.42%。中榜人数之多，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尤其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一次考取12人，宝庆二年（1226年）一次考取18人，咸淳元年（1265年）一次考取22人，占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4%、6%和7.33%。董震在《东发日钞》中记载说：“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
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节度使，4人官拜御史，17人官任尚书、侍郎，10人担任知府、刺史，俱政绩显著。特别是晏殊、王安石，不愧为“临川才子”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同一时期，还有王安礼、王安国、王安石（世称“临川三王”），谢逸、谢过（世称“临川二谢”），危稹、危和（世称“临川二危”），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和汪革、饶节、邬虑、欧阳辟、俞国宝、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诗、文、词、赋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祐中，临川谢无逸过黄州关山可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诸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曹植七步成诗，诸君七步为词’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阙于壁：‘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飏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标致依水，情乎俱妙，遂以‘五步成词’闻名江南。”谢逸与谢过、汪革、饶节并称为江西诗派中的“临川四俊”。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春秋论》、《春秋类史》、《古今姓氏书辩证》等370余卷，在姓氏考证上成就尤高。
南宋，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这就是一代名医陈自明。他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又敢于创新，主张外科外敷内服，辩证施治；敢于突破禁区，最早从事“乳岩”（乳癌）的观察和研究，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灸名医席弘、法律专家张绍和地理学家朱思本。
明朝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重新兴旺发达。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364人录取贡士，302人乡试中举，166人进士及第。通过考试，先后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史4人，巡抚总督1人，尚书、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总兵、守将11人，担任同知、知县的，则多达136人。入仕人数是宋代130人的2.9倍。职官中，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文臣，有武将；有内政，有外交；有义士，有诤臣。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比之两宋，有过之无不及”。（李绂：《临川县志》序）前有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四人饱读经书，博学多才，所作时文风靡一时，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邱兆麟与祝微、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邱作诗才思敏捷，用词造句，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别开生面；祝的文章师从王安石，劲骨奇姿，博大精深；帅机作赋即景生情，妙笔生花，所作“两颂”（《平西夏颂》、《出阁讲学颂》）、“一赋”（《南北二京赋》），深为明神宗赏识，“公卿竞相传抄，纸为之贵”。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他的巨著《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世称“临川四梦”。三百多年来，一直受人称赞，久演不衰。《牡丹亭》已被译成日、德、法、英、俄等多种文本。在历史和天文学领域，也众星璀璨，引人注目。著名文史学家徐奋鹏花了半生的精力写成可与《资治通鉴》相比美的《今古治统》20卷。传到日本后，被视为“佐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作用。著名天文学家吴昊，通过细心观察，精密计算和反复实验，纠正了旧浑天仪的误差，制成星象位置更准确的新浑天仪，其制作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明代，临川还出了许多正直、爱国人士。“一朝诤臣”傅朝佑疾恶如仇，先后6次上书弹劾奸相周延儒、温体仁；爱国商人朱均旺，身居日本，情怀祖国，前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回国，密报军情，使明朝得以预先准备，及时调整部署，援助朝鲜，取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胜利；傅朝佑坚持真理，朱均旺受罪爱乡，获得了“正气在临川”的声誉。
清王朝建立三百多年间，通过各次科举考试，临川有187人考取监生，306人考取贡士，202人考取举人，101人考取进士。录取进士的人数是两宋的25%，明代的66%。入仕后，有37人担任朝官（御史3人、侍郎4人、内阁中书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121人担任地方官（知府5人、知州3人、同知3人、知县73人），武职（总兵、把总、镇守）9人，合计167人，比两宋多28%，比明朝少56%。这一时期，临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但大都才华出众，为世人瞩目。一代名臣李绂，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官广西巡抚、直隶总督及工、户、吏、礼、兵5任尚书，敢于请命，弹劾贪赃枉法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敢于快刀斩乱麻，疏通津沽漕运，缓解京城粮荒，政绩显著，获得清世宗“奉国罄心”的奖励。一代才士李来泰，“博学多识，工诗善文”。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力挫来自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硕学，夺得高奎，任四川会邡知县时，“兴利除弊，发展生产”，深受当地士民爱戴。清官马汝良，任山西黎城知县，巧断大案、要案。铁面无私，为受害者申冤解恨，时人称“马青天”。爱国志士黄维翰，任吉林呼兰知府时，“雷厉风行查禁罂粟，力阻外轮驶入呼兰内河”，保护了人民利益，维护了国家主权，“东北舆论，交相称许”。南丰人吴嘉宾，“学文于梅曾亮，得桐城派义法。其文‘博厚而密，深精而远……务求其至诣’，其诗‘思致甚幽，气势甚豪……不摹仿古人，亦不随逐时人’”。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为桐城派在江西的重要代表之一。吴嘉宾一生著述颇丰，存有《求自得之室文钞》十二卷、《尚纲庐诗存》两卷、《丧服会通说》四卷、《周易说》十四卷、《书说》四卷、《诗说》四卷、《诸经说》等，至今并行于世。
临川学术界有“理学盛于南，文学兴于北”之说。李绂、纪大奎都是临川理学名家。前者著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学谱》、《阳明学录》，力图调和朱、陆的学说；后者也很有影响。李宗翰、李联、李瑞清则是北临川诗文高手。李宗翰、李联，文学韩愈、欧阳修，摇曳生姿；诗宗李商隐，沉博绝丽，是当时江西文坛上的佼佼者；李瑞清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他善于以篆作画，以画入篆，画花卉惟妙惟肖，绘人像更是栩栩如生，日本书画界不惜重金求购，誉满东瀛。
从宋代到清代，临川儒学得以持续传承当与众多的大儒学者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在临川社会的传播紧密相连。一代代的临川才子用他们耀眼的成就激励着一代代的临川学子，才子之乡的儒学传统因而得以在一代代人的承接中延续至今。
临川书院文化盛行。临川的举业兴盛、人才辈出与其良好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临川地区淳朴的民风、完善的教育机构及良好的学术氛围形成了孕育临川才子的文化环境。
临川百姓崇尚文化，因而读书之风盛行。境内各县百姓大多读书习文，风度翩翩。明代文献《江西舆地图说》称抚州府“风俗淳庞，士操节气，耕桑四野，冠冕一路，盛矣……惟是弦歌机杼声，犹达乎四境属耳，文昌堰合人以为祥。盖自王介甫文章风概，陆子静道学英明，迄于今士君子之厉节持论者，翩翩流韵弗泯哉。”“山川环耸，水洁而浅。故气高好胜多情慷，质美好文而少才蓄。”“崇仁子弟士尚文雅，弦诵之声，无间于井社。”“黎川子弟士君子敏而好学，文而有礼。”崇尚诗书，弦诵不辍，到处都是风度翩翩的谦谦君子，可见临川是一个崇尚文化的地方。临川人崇尚文化，因而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宗旨的教育机构——学校兴盛全境。临川的学校分官学与私学两种。官学即官办学校，如县学、府学等。私学即书院和私塾。临川境内众多完善的教育机构为临川文化的传承积蓄了重要的力量。
江西书院的兴盛之风同样影响了临川地区。同治《临川县志·学校志》的序中有段话，记述了临川地区战乱之后通过恢复文教事业以达到整顿社会秩序的施政理念：“创立书院，乐育人才，经义治事，体用兼该。临川讲席，兵燹为灾。汝阳移建，重门洞开。乘时桃李，化雨滋培，青云在望，待辟污莱。”
宋代以后，临川兴建书院之风大盛。据统计，清代临川境内共存有书院16所。而江西清代全省书院才72所。临川书院数占全省书院数的22%。其中抚州10所，建昌6所。规模较大、影响广泛的书院有兴鲁书院、槐堂书院、临汝书院、鹅峰书院、崇儒书院、兴贤书院、青城书院、碧涧书院、红泉精舍、青云书院等。
兴鲁书院，位于香楠峰，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曾巩所创立的书院和讲学之处，原为曾巩所居之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曾就读于此书院，后废。清高宗乾隆五年（1740年）知府刘永锡复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知府陈朗重修，道光二年（1822年）知府郑祖琛，知府耿维佑、郡人礼部郎中扬护署、临川知县刘绳武捐修，位于同治年间的县学明伦堂左边。
兴鲁书院原规模较大，现残存遗址面积只有160多平方米，书院坐北朝南，内原有讲堂学馆及梦欧亭等，彩亭后院，名花异草，绿树辉映，大殿与后殿连接成一四合大院，为砖木结构，呈清代建筑形式。
槐堂书院。在郡学西，宋州守叶梦得建，祀陆象山，后废。清时在其基建郡学明伦堂。
临汝书院。位于府城西南二里，又名南湖书院，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以朱子尝临是邦，故立书院祀之，规划悉仿学制，元延祐二年（1315年）毁于火，官命重建，山长黄镇同知马合睦新之，至治二年（1322年）9月毕事，后南湖为旁近居民侵占，至正元年（1341年），照磨王坚孙，山长张震，按民所侵南湖地，复入书院，重修殿宇，讲堂门庑斋舍，焕然一新，明初兵变湮为田，书院废。
除书院外，临川的教育机构还包括官学。官学为宣扬儒家学说，供生员读书的场所，故又称儒学。临川的官学除了各县县学、府学之外，还有社学、乡学和义学。仅以临川县一县为例，就有清仁社学、龙津社学、培风社学、金台社学、龙津乡学、临江乡学、刘公义学等官学。
除了成熟的教育机构及当地对教育的重视之外，丰富的藏书、印书的资源也为临川的莘莘学子提供了丰厚的学习资源。北宋是临川文化开始蓬勃兴起的时期，临川出现了众多以文化著称的大家族。众多的名人的潜移默化，为临川这种知书识礼的文化之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宋代兴盛的科举制度，最大地激发了临川人对于仕途的热忱，读书藏书之风也随之兴起。“临川才子，金溪书。”这句赣东民谚显示出临川读书之人与书的紧密联系。临川的藏书大多藏于书院的藏经阁或者私人的藏书楼。这些楼、阁就相当于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对于教育的普及和推广十分重要。
临川历史上的私人书室颇多，据《临川县志》载：北宋后凡出举人、进士的文苑，儒仕、官宦、名臣的家中都有书室，收藏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名人专著、经史子集，百家诸子和地方文献，金石碑帖及名人爱好的理学、儒学、佛学等皆在藏书之列。较有名气的私人书室有：半山园、林秘孙书屋、灵经轩、玉湖别墅、太史书室、清轩、程氏山房、瓜园、隐鹄园、玉茗堂、太乙山房、慎斋室、金柅园、秀水园等。
毗邻临川县的金溪县，是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雕版刻书业中心。县内民风淳朴，尊师重教，藏书、刻书之风尤其兴盛。所刻的书籍种类繁多，范围广泛。上至《历代名臣奏议》、《太平寰宇记》、《佩文韵府》及为应试备考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下至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均有刊刻出售，因而能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金溪县藏书始于唐宋，兴于明清。唐中和二年（882年），何仙舟建书山书院。两宋时期，金溪的藏书楼增多。南宋时，尤以陆氏兄弟建造的槐堂，及梭山老围两座藏书楼最为著名。明代的金溪藏书楼在数量上大量增加。阳谷书院、明谷书堂、东石书屋、宝山书屋等均是当时备受读书人追捧的藏书之处。清代金溪著名的藏书楼主要有：王有年研山楼、蔡上翔存是楼、徐氏砚雨楼、王丽南见山楼、赵氏红杏山房、谢氏旧学山房、吴氏三让堂、余氏大文堂。
完善的教育机构和丰富的藏书资源，为临川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宋明时期，是临川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宽松的文化氛围为优秀学者的讲学活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学术场所。众多学术思想在临川的书院中碰撞出火花的同时，也为临川的学术传承培养了力量。临川是著名的理学之乡、哲学之乡，许多在哲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都出自临川。如北宋南城人李觏创立的“旴江学派”，以临川人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学派”，以南宋金溪人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元代崇仁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以明代吴与弼为代表的“崇仁学派”，以及清代谢文洊建立的“程山学派”等。
临川是著名的戏剧之乡。临川的戏曲活动，从有确切记载的汤显祖创作，上演《临川四梦》算起，至今已有400来年的历史。
“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俯津阛阓。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自宋真、仁来，文章经术，显铄百代，人乐吟讽，家贵图史。”“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达，临川戏曲事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据载，元末临川就有戏曲的萌芽——勾栏。明万历元年（1573年）临川人黄文华编写了青阳腔剧本选集《词林一枝》、《八能奏锦》。在此之前，青阳腔在明万历元年之前已在临川广泛流传，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邓坊乡厚源村的“黄作牌坊”上的一组精致的戏剧石雕也足以说明当时临川戏曲活动已很兴盛。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十九岁的汤显祖从浙江遂昌县令职上弃官还乡，居临川玉茗堂，潜心于戏曲活动。汤显祖以其卓越才华，三年中相继完成《牡丹亭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3部剧作，与其前期创作的《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并按海盐腔曲牌为宜黄戏而作。清初熊文举作诗称颂：“知是清源留曲祖，汤词端合唱宜黄。”每戏成卷后，汤显祖亲自指导排练，“每谱一曲，令小史当歌，而自为之和，声振寥廓”，甚至“自掐檀板教小伶”，“自踏新词教歌舞”。玉茗堂内建的“四梦台”，既能操教新曲，又常上演新作。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成功，吸引了大批外地艺人到临川活动，“玉茗堂”成了当时戏曲活动中心，培养了一批优秀戏曲艺人，当时临川和宜黄等地的戏曲艺人中就有许多擅演“四梦”的名伶，戏曲班社遍及抚州。汤显祖的“四梦”创作和演出，极大地推动了临川戏曲的繁荣，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万历三十年（1602年），汤显祖还亲自为宜黄县清源庙题写《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在汤显祖的戏曲艺术影响下，临川艺人们沿着面向乡土的路子，各路声腔纷至沓来，昆腔渐占优势。同时，外来声腔开始与本地乡音交融汇合。到了明代，临川便有了自己地方特色的戏曲形式——“土班子”，又称“大班戏”，并建有一批戏台。临川还涌现出明末戏曲作家吴拾芝、戏曲编纂家黄文华，以及清初的吴士科等名家。吴士科的作品有《红莲案》、《合欢图》、《没名花》、《锦蒲团》等。
采茶戏是在茶灯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经历了三角班、半班等阶段。茶灯戏形成于清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明末清初之际。临川盛产茶叶，明朝的杂贡以茶叶居首位，康熙《临川县志》卷七载：“明进杂贡，若岁进茶芽、药材、白蜡、杂皮、野味及翎毛、弓箭、弦之属。”采茶妇女一边劳作一边唱采茶歌，以去劳动疲乏。这种歌后吸取民间舞蹈，在张灯时节，由幼童扮演游戏，演变为茶灯戏，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时，茶灯戏活动已盛行。乾隆年间，湖北大批灾民进入赣北赣东，带来了黄梅采茶戏的“三角班”，从而促进临川茶灯戏很快脱离灯彩阶段，形成了一旦一丑一坐堂的早期“三角班”，演唱着尚无完整情节的单台戏，到了乾隆后期，这种三角班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逐渐丰富了情节，增加了小生行当，成为正式的“三角班”。
采茶戏讲地方语言，唱民间曲调，因而深受当地百姓欢迎，迅速在乡间发展。
傩舞。在临川区域传承了几千年，始终保存着一整套“起傩”、“演傩”、“搜傩”、“圆傩”的宗教仪式，是对古代傩祭的继承和发展。临川傩具有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类别、粗犷刚劲古朴神秘的武文化特色、有违一般运动规律的动力特征、质朴奇异的傩面具艺术、戏剧化的表演及震人心魄的乐曲伴奏等特征，同时又蕴含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傩是古人戴着面具模仿诸“神”、诸“兽”驱鬼逐疫的原始宗教仪式。傩作为一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当今，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包括陕、甘、川、黔、桂、湘、赣、皖的傩文化。其中赣傩文化为我国傩文化圈中的重要一环，而赣傩尤以抚州的南丰、乐安为代表，本地人素称南丰为文傩、乐安为武傩。临川位于江西东部，世代临川人依山傍水，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临川文化，临川傩舞便是临川文化园地中一枝独特的奇葩。
临川傩舞起源于上古氏族社会图腾信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傩的意思是超自然的社会意识，是原始宗教观念的物质，又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时至今日，仍在临川区域的南丰、乐安、宜黄、广昌、崇仁、南城、东乡等地广泛流传，且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尤其是南丰石邮村的跳傩是最典型、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传统傩舞之一，含有极其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誉为中华古文化的“活化石”。据南丰石邮村《新建傩神殿碑序》中记载：“南丰的跳傩既载周礼，夏志鲁范，延今历三千余年，传递勿递。”乐安武傩及其他地方的傩舞也有近千年的历史。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融合了民俗、宗教、雕塑、彩绘、舞蹈、戏剧、武术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珍贵资料。
随着社会的发展，傩祀活动仪式从宫廷传到了民间，并形成了全国上下一起举行的重要仪式“大傩”，其目的是驱鬼逐疫，祈求来年的平安。这种仪式从远古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然而，驱鬼逐疫的本来意义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了，傩舞也成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民间艺术活动，特别是“在独立的舞蹈艺术趋于衰落的明清时代，‘傩舞’逐渐发展为‘傩戏’，成了戴着面具表演的戏曲形式”。临川傩跨越了人类社会多个朝代的漫长历史，在不断地舍弃、吸收演变和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点，又蕴含着极深的文化内涵：1.图腾文化的反映，祈福纳吉，消灾避祸的观念强烈；2.以魁星为崇尚，将魁星作为区域文化的主宰之神来祭祀。《临川县志》所载：“文昌在斗而北，谓主抚州。”从古人星象分野的角度来看，是文曲星主治。文曲星又名魁星，传说专司人间科举进士，倘若文人被魁星朱笔点到，他年一定榜上有名，魁星因而成为临川文化图腾的主要神灵；3.反映崇尚生命，繁衍子孙的生命礼俗内涵。总之，正因为临川傩具备以上内涵，其社会功能才得以认可，所以传承时间较长而方兴未艾。同时临川傩诸多的特征，显示了其对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宗教学研究的巨大价值。临川傩的生成与发展，对中国傩文化，尤其是对湘、桂、黔傩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临川的宗教文化也是临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道教及天主教在此都有它的文化场域，且影响至深至远。
金山寺大雄宝殿是江西省最大的佛教和朝拜圣地。金山寺位于江西省临川市境内的金山岭（又称“金峰”）上。该寺背倚金峰，俯临抚河，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秀丽的山川景色，再加上交通便利，金山寺已然成为弘法一方的佛教圣地和重要的旅游区。
金山寺具体创建年代不详，但最迟至唐宋年间即已建寺。北宋名臣王安石为临川乡贤，他曾多次登山拜寺，游览抒怀：“重经高处寺，一与白云亲。树木有春意，江山如故人。幽轩含气象，偏雨落风尘。日暮临归去，徘徊欲作神。”朝代更迭，世事沧桑，金山寺几经兴衰。宋、元两代，数次毁于战乱，明初盛极一时，明末又罹于战火，再度衰败。此后三百余年，金山寺凋零冷落，有名无实。1936年，南湘普净和尚云游至此，塔起闻经茅棚传灯阐教，使金山寺重现生机。抗战期间，印空法师始住持山门，次年间始复殿宇，至1947年建成。同时，在乡绅桂汝丹的支持和帮助下，恭迎西康贡噶活佛临寺传法，寺名为“中华贡噶寺”。1949年后，该寺创办中医传习所，培养了一批德技兼备的人才，并有数人参加抗美援朝救护伤员。后又创办尼众织布厂，实行生产自养，成为全省典型加以宣传。至“文革”中，该寺再次夷为平地，众多僧侣被迫还俗。
20世纪80年代中期，耄耋之年的印空法师自广州返金山寺住持山门，毅然挑起修复金山宝刹、再振禅风的重任。此举得到当地群众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如今，金山寺崭新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寺内天王殿、大雄宝殿、伽蓝殿、玉佛殿、千佛楼、藏经阁、钟鼓楼、客堂、斋堂、寮房、教学楼、图书馆等十数幢宏大建筑相继竣工，最高达六层。殿宇布局紧凑，错落有致，雄伟巍峨。寺内佛像栩栩如生，不计其数。藏有经书二十余万册，其中稀世珍宝《大藏经》两部。1993年佛像开光盛况空前，各地善男信女及港、澳、东南亚华人弟子两万余众慕名蜂拥而至，蔚为壮观，誉为赣东“佛教城”。
金山寺现任住持印空尼师，78岁，江西省临川市人，临济宗第四十五世传人，1949年初，主持创办金山寺中医传习所及尼众织布厂，成为全国佛教界自养典范。1994年创办全省唯一一所江西尼众佛学院。
正觉寺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区文昌桥东面。据载创始于唐开元年间，为高僧马道一禅师弘法“第一道场”。该寺唐代名为“开元寺”，元代名为“妙觉寺”，清初赐名“正觉寺”并一直沿用至今。
清初，观庵和尚在此大兴土木，扩大规模，使之成为声播赣东的一座名寺。清咸丰十年（1860年），石达开的一位部将在此剃度为僧，法名“法果”，经过数年募化，集资建成殿宇数栋，又订立清规，乃初具寺院规模。后经了尘、圆光、圆明、昌月等法师的不断续建，正觉寺遂成为一座清净幽雅、庄严壮观的完整寺院。寺内有殿堂19栋，房屋三百余间，占地近两万平方米，僧伽多达百余人。每年春秋雨季敦请大德法师升坛讲法，香火甚是旺盛。该寺为培育后昆、绍隆佛种，还三年一次开期传戒。1949年以后，正觉寺日趋冷落。至“文革”中殿宇、佛像被毁，僧众遭遣散。1984年临川市政府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决定将原址西侧堤内的建昌会馆改为正觉寺，并拨出专款用于重修。短短几年之中，建成天王殿及钟鼓楼。从1993年起，在政府及四方信众的捐助之下，陆续建成大雄宝殿、观音圣殿，又建造了一座包括斋堂、法堂、藏经楼及千佛楼在内的五层殿堂。寺中另有进一步建造客堂、禅堂的计划。正觉寺如今已成为抚州地区重点寺院之一。寺内现有常住三十余人。正觉寺现任方丈戒慧法师，79岁，江西省南丰县人，1936年出家，毕业于中国佛学院，兼任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临川市佛教协会会长。
道教在南城的发展历史悠久，早在汉昭帝时期（公元前86年～前74年），道教神仙浮丘公及其弟子王、郭二人就在南城麻姑山修炼。东晋葛洪（284～364年）也在南城麻姑山设炉炼丹，并将麻姑写入《神仙传》。道教宫观除麻姑山仙都观之外，还有株良乡祥岗山的万寿宫。每年农历八月十九日是“万寿宫”的祭祀日。
江西南城麻姑山，位于抚州南城县西部，距县城建昌镇4公里，是我国东南道教的胜地。唐开元年间，因本山道士邓紫阳奏立麻姑庙而得名，为道教的第二十八洞天和第十福地。唐大历六年，大书法家颜真卿登游麻姑山并撰写了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的《麻姑山仙坛记》。北宋思想家、教育家李觏曾在麻姑山“读书林”讲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就是在这里学习过并取得卓越成就的佼佼者之一。杨万里、晏殊等名家都曾登临和吟咏过麻姑山。李纲、文天祥被贬时都曾主管过建昌军麻姑山仙都观。宋朝共有八位帝王对麻姑仙女和仙都观有诰封。如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封麻姑仙女为“清真夫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封为“妙寂真人”，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封为“真寂冲应元君”，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封为“真寂冲应仁佑妙济元君”等。特别是到了明朝，麻姑山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山上除了有仙都观、三清殿等道教活动场所，又有云门寺、碧涛庵等佛教寺庵，另外还有一些祭祀的场所，如十贤堂、三忠祠、岳王庙等以及育英堂、又元堂等一些学习的场所。官方也规定每年的七月七日必须祭祀麻姑，麻姑及麻姑信仰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麻姑传说流传到全国各地，在江西、安徽、山东、四川、湖南等地都相继出现了不少麻姑遗迹。如江西南城麻姑山、安徽宣城麻姑山、山东牟平昆箭山、四川灌县青城山的麻姑洞等等。道教在这些以麻姑为名的修炼之所建坛立庙，祀奉麻姑，从而确立了道教的麻姑信仰与崇拜。若单从麻姑崇拜这一点来看，在上述道教诸名山洞府之中，尤以江西南城麻姑山声誉最著，在全国影响最大。
临川天主教圣约瑟大教堂，位于江西临川市文昌桥东头的灵芝山路，为中国第三大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918年竣工。整个教堂占地面积385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9平方米，教堂为西洋哥特式建筑，呈十字形。
教堂外形以尖拱、尖顶为合成要素，并用青砖和经过精工细凿的红石、白麻石镶嵌而成，轻灵的白色线条统贯全身，色彩鲜明。教堂正面两侧各有一座钟楼和一座塔楼，钟楼高达28.4米，中间则有一大门、两小门。大门上首有尖顶高窗，还有大型的白玫瑰花，负荷着铜色十字架。大门上首和塔楼楼身还设有石刻神龛，神龛中分别挂有耶稣、圣母玛利亚、约瑟、天使塑像，庄严肃穆。教堂后部东西两面各有一门，门首均建有两座塔楼，南北相对。钟楼顶部饰以白色幡带。
整个教堂，风格典雅，雄伟壮观。教堂内矗立着58根红色科林斯柱，粗壮挺拔，穹顶离地面15.3米，拱顶骨架筋从其顶部散射而出，犹如空顶覆盖着整个内部空间。教堂中央的神台上，悬挂着约瑟、耶稣、圣母玛利亚3座塑像。教堂四壁墙面被14200块红、黄、蓝、绿异型玻璃花窗占满，最高花窗为13.5米，充分体现了12世纪以后，人们追求光明的心绪。
抚州天主堂是抚州天主教总铎区的总堂，隶属余江教区，管理乐安、宜黄、崇仁、临川、东乡、金溪等6县教务。创办有震华小学、德华小学、真光中学、老人堂、育婴堂等慈善教育事业，还在临川县（今临川市）上顿渡创办圣约瑟女修道院。
抗日战争时期，教堂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以后长期失修，表面锈蚀，穹顶腐损，门窗破烂，钟楼倒塌。1951年秋，天主堂美国籍神父黄克爱违抗中国政策法令，被驱逐出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内祭台、神像全部被砸，先后被工厂、学校挤占作为仓库、教室、礼堂，建筑又多处损坏，破烂不堪。1982年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教堂归还天主教教会。1985年10月，国家及省、地、市四级有关部门拨款进行修葺，1987年11月全面竣工。同年12月8日，举行隆重的复堂仪式。
古村古镇。明清时期的临川地方社会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敬宗收族”的环境。如东乡县“邑望姓无多，然族各有祠有谱，远派近支，数百年秩然不紊，虽迁居远出，昭穆皆可考，凡冒不韪之行者，以祖法治，故谨愿者恒知自爱，即子弟无赖，亦惴惴惧为所摈，此虽不行宗法，而宗法寓焉”。又如乐安县多世家大族，文化上的认同性是维系家族内部复杂关系网络的基础。族规、修谱、建祠堂，是联系血缘家族的三大纽带，是保持本族内部认同的有力手段。族规是为了在思想上控制族人，是保障家族内部家族秩序稳定的手段。现今保存下来不少古村古镇，临川文化区已登记的古建筑有近3900处，大多散布于两百余个古村落。这些村落古建筑群从其内涵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耕读传家村落，如乐安流坑、水南、湖坪，东乡浯溪、上池等；另一类是以商业、手工业繁荣而聚集的村镇，如以经营夏布闻名的宜黄棠阴镇，以中药炮制经销而兴盛的南城上唐镇，以雕版印刷而发达的金溪浒湾镇和竹桥村，以商业流通而繁荣的广昌驿前镇等。从抚州古建筑的个体来看，多为江南传统民居，与徽派建筑同源，属于硬山顶屋面、马头墙围护成的一个封闭院落，屋内阴暗狭小，采光不足，居住条件与现代建筑比较差。据丁潮康分析，散布在抚州各地的民居古建筑沿袭了江南“四水归堂”式住宅的建筑风格，所有屋面落水都集中在天井排放，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总体来说，抚州民居古建筑消防隐患较大，但其采用的马头墙起到了防火隔断的作用。乐安流坑村被誉为“千古一村”。作为我国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流坑村始建于五代南唐时期，延续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现今保存了明、清建筑及遗址297处，其中明代的建筑、遗址19处。流坑传统建筑均为砖木结构，村中古建筑群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历史、科研和艺术价值。
五、客家文化
客家，是五代以后在我国南方出现的新兴民系，是汉民族一个系统分明的分支。他们散居于华南各省，人口在四千万以上，约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四。客家不仅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而且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他们的语言、民性、风俗、习惯，他们在中国历史进程的许多重要关头所起的巨大作用，近一百多年来，受到中外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文化学界的广泛注意。
据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中的介绍，客家先民迁往南方，以及迁居南方后，再度搬迁扩散，其大规模的迁徙有五次。
第一次迁徙，起因于五胡乱华和八王之乱。客家人先祖，多居于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河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即所谓中原旧地。客家人可归为三大支派，分别进入广东中部西部、上溯赣江，进至粤闽赣交界地或太湖流域。这些南渡的人民，在政治方面，支持了东晋以至宋齐梁陈各朝，使华夏汉族正统政治中心第一次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使长江流域工农商各业日见繁荣，经济水平很快赶上并超过了黄河流域；在民族方面，促进了中原人民同南方百越诸部落的交往与融合。
第二次大迁徙，起因于南诏的内侵和接踵而至的黄巢造反。经过这次迁徙，其近者多到达赣东赣南各地，其稍远者多抵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远者（少）已达广东惠、嘉、韶等地。宋太祖统一中国，结束了五代纷争局面，陆续南下的汉族移民始得稍稍安适。
第三次大迁徙，宋高宗南渡，元人入侵，迫于外患，客家先民不得不开始第三次大迁徙。自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南渡，即位南京，继而迁都临安（今杭州）。客家先民流入粤东北。
直至南宋末年至明朝中叶，才构成足够大的移民运动，在闽粤赣三省边区特别是粤东北山区，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具有特殊文化特征的社会区域，才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这样一个特别的新兴民系。自此，汉族在其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新形态的分支——客家。作为一个新兴民系，在新的侨居地，在朱明一代相对安定地生活了两百来年，后来又经历了两次大的迁移运动，即客家史上的第四、第五次大迁徙。
第四、五次大迁徙，是在清朝入主时，适逢明末清兵大举入侵。岭南一带持续了将近四十年的反清斗争，特别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甲寅之变，人民无法安居；又因为闽西粤东一带人口密度过大，清顺治年的迁海更使这一带“人稠地窄，米谷不敷”，必须另谋生路；而清朝廷在初步平定之后，为发展生产，也大力募民垦荒。于是，以广东嘉应州为中心的闽粤赣交界地发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他们向东迁至浙南山区及闽粤沿海，向南迁至广东中部腹地及珠江三角洲，向西迁至广西及湖南、四川，向北迁至赣南、赣中山区和赣西北山区。这些移民在广东被称为“客家人”，广西被称为“新民”，在四川被称为“土广东人”，在江西和浙江被称为“广东佬”、“麻棚”、“棚民”、“怀远人”。吴宗慈的《江西通志稿·江西棚民始末记》记载：“明嘉靖以后，赣浙边缘各省山地有闽粤两省无业之民相继来居，搭棚栽种苎麻，土人名之‘棚民’，或曰‘麻棚’，所以示分别于土著之民也。”他们在江西的迁徙路线是“自闽粤出发，越山至江西东南部，如石城、瑞金、于都、寻乌、会昌，而西进至赣南上犹、酃、郴，再循谷北上，进至赣西之吉安、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相属醴陵、浏阳、平江，再北至铜鼓、修水”。这次移民，初步形成了客家人在江西、乃至在全国的分布格局。
江西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江西南部赣州地区的赣州郊区、赣县、南康、大余、崇义、上犹、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乌、会昌、于都、瑞金、兴国、宁都、石城等18个县市。吉安地区的吉安、遂川、泰和、井冈山、永丰、万安、永新、宁冈，宜春地区的靖安、奉新、宜丰、万载、铜鼓，萍乡市的莲花，九江地区的修水、武宁，抚州地区的广昌，上饶地区的横峰等地都有客家人。此外，贵溪、铅山两县的畲族乡也属客家方言岛。客家人有统一的语言，称“客家方言”，是江西的第二大方言，使用人口800余万，江西境内的客家方言既有被称为“老客家”的赣南本地话，又有明末清初从闽西、粤东迁来的移民带来的客籍话，所以有很强的代表性。江西境内客家话的内部差异，与居民的迁徙时间、来源、路线有密切的关系。
客家文化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畲、瑶等土著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客家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它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和务实避虚的精神。与闽西、粤东相比，赣南客家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内容丰富而为世人所瞩目。它包括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方言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艺等。因此，客家文化是多元而独树一帜的文化。对于客家文化的形成，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源于中原文化在赣、闽、粤地域的传播并与当地土著相互杂居，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与自然条件下，与土著民相互融合，创造出的一种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与周边文化相区别的地域文化——客家文化。
其一，宗族文化。儒家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崇祖先、重教育以及守旧与变革的两重性方面。客家民系的形成正是宋代理学盛行的时期，客家文化受到理学家崇祖思想的影响较深，忠实地继承了儒家的崇祖文化。其中，客家祠堂集中地体现出客家人的崇祖意识。在传统的客家社会，客家宗族不论家族势力大小都要建立自己的宗族祠堂，而祠堂的主要功能就是崇颂祖先和祭祀活动。很多祠堂在大门两侧、厅堂的墙壁及柱子上，都刻着对联，对联内容则大多数是颂扬祖宗功德的。现在赣南各地仍然保存着很多明清时期的祠堂，如赣县夏府村的戚氏宗祠，宁都洛口乡灵村的丘氏宗祠，南康凤岗的董氏祠堂等等就是代表。这些祠堂不仅规模宏伟，建筑风格别致，而且文化内涵深厚，是研究客家文化的最好的实物资料，同时又是海内外客家后裔寻根问祖的精神载体。赣县夏府戚氏宗祠，祠堂大门气势雄伟，还有精美的石刻砖雕，祠堂内庭则书以家训“忠、孝、节、义”四个大字，体现了儒家文化精髓，客家文化还突出体现了儒家重视教育的精神。客家人利用祠堂众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办起了一所所的学校。据粗略统计，客家祠堂曾经成为办学场所的有数千座之多！而客家人除了办祠堂学校外，还出资帮助家族内一些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同时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客家之所以人文兴盛、人才辈出，与其弘扬儒家的重教精神，积极办学、助学与奖学是分不开的。客家文化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儒家守旧的一面，表现为客家人重视传统，习惯因循，性格偏内向；但另一方面，客家文化又发扬了儒家变革性的特点，客家人勇于变革和革命，这方面自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及中国革命及解放战争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客家人都表现出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关心国家、关心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气概。
其二，移民文化。客家人重视传统，不忘本源，他们将其宗族之渊源以及其先人南迁的概况，郑重其事地写进祠堂的楹联、族谱，用以昭示后代。这些楹联和族谱，一方面成为人们研究客家先民南迁及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客家人重传统、重宗族、重本源的观念，表现出了客家文化的移民文化特质。
其三，山区文化。客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形式之一就是山歌，客家山歌广泛流传于客家地区，不但内容贴近生活，语言生动，而且情意真切，神韵自然，堪称是民族艺术的奇葩。而客家山歌能得以产生和流行的原因，还要归功于客家人世代居住在有山有水的山区丘陵地带这一重要的客观事实。客家山歌是一种原生态的山区文化，它突出地表现出客家文化的山区文化特质。另外还有赣南客家的茶文化也显现出山区文化的特色。如擂茶、采茶戏以及采茶歌舞等，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赣南客家茶文化，而这种茶文化的根基和土壤都在山区，也是山区文化特质的一种体现。客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十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意识，正是移民在离开祖居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原有文化的眷恋。同时，也正是由于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以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
其四，客家方言文化。客家方言被学术界称为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据统计，我国各地的方言共有7种，即北方方言（官话）、楚地方言、湘、赣、闽南方言、广东白话、客家方言等。但是，在客家方言中，赣南客家话比闽西和粤东客家话更有特色，更具研究价值。因为，第一，赣南是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交汇点，因此，从赣南客家方言中更容易体现客家方言和赣方言之间的联系和差别。第二，赣南的客家方言既古朴，又呈同一的多样性。古朴，是因为这里自唐宋以来的世居客家姓氏较多，因此方言中保留中原古韵的成分就较多。说它呈同一的多样性，是因为在明末清初时期，粤东、闽西的客家人又大量回迁赣南，使赣南的客家方言不像粤东、闽西那样统一，而是同中有异，县与县之间不一样，甚至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也显出差异。因而，赣南的客家方言也就更具特色。
其五，客家民居文化。客家文化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客家民居建筑。现存赣南客家民居建筑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府第式厅屋组合”民居和“围屋”民居。其分布形式：“组合式”呈由东北向西南发展逐渐减弱的状况；“围屋”则呈由西南向东北发展逐渐减弱的态势。其中围屋是最具特色的客家民居，它不仅被建筑学家们誉为民居建筑史上的奇葩，而且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更使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诗人、艺术家们乃至一般游客为之陶醉。客家聚居建筑不论是艺术造型，还是其体现的文化精神和环境理想，都反映出客家民系丰富而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情感追求，鲜明地显示出客家聚居建筑的美学品味。一是独具一格的建筑造型，客家聚居建筑的实用功能防御性、整体性、秩序性、宗法性等等在客家聚居建筑中一一呈现，给人以强烈的感受。二是礼乐相济的文化精神，从客家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思想来源的关系来看，客家文化更多地融入了儒家文化的特质和风采，传承并透射出儒家文化中礼乐相济的文化精神。三是天人合一的环境理想，客家聚居建筑效法风水义理而采取的建筑布局表达了对上应苍天，下合大地的吉祥祈求，体现了开发人居环境的实践经验以及关于人居环境的审美认识和心理欲求。即“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之谓也。追求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天人相合的融洽之境。赣南的客家围屋，主要分布在龙南、全南、定南三县全境及信丰、安远两县的南部以及寻乌县，总数约有五六百座，其中龙南最集中。赣南的客家围屋多为方形，与闽西圆形的土楼和粤东内方外圆的围龙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南的关西围，此围建于清朝嘉庆年间，主围占地约达8000平方米，是赣南现存500多座客家围屋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其围内主房结构是客家民居特色中三进六开而形成九栋十八厅的典型建筑。围屋工艺精细考究，并有大量的木雕石刻，是赣南地区最有特色的珍贵的客家民居建筑。其正厅大门前有一对雕刻精美栩栩如生的石狮，显示出工匠精湛的雕刻技艺；大门框上八卦中乾、坤两卦的圆柱形石雕，厅内多根大木柱下的石墩上都雕刻着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或文字。厅堂偏院以及厢房都镶嵌有许多龙、虎、麒麟、凤凰等木雕，造型生动，雕刻精美。此外，遍布赣南各地的“上三下三”、“九井十八厅”等府第式民居也很有特色，隐约还有徽派建筑遗风。如赣州灶儿巷的董府、赣县白鹭、石城的九十九间半等。总之，不论是“府第式厅屋组合”民居还是“围屋”民居，其建筑设计风格、建筑美学特征以及建筑中大量精美的木雕、石刻、绘画、对联、词句等都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艺术韵味，体现了客家文化的深刻内涵。因此，围屋又是客家文化艺术的综合载体，成为客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性形象。
其六，客家服饰文化。赣南客家先民的传统服饰朴素大方，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独特的形式美，是我国服饰艺术的一枝奇葩。江西理工大学的张天涛教授在《赣南客家传统服饰的礼制特点和色彩文饰》一文中介绍了赣南客家服饰的色彩大多是以蓝、黑、灰、白、暗红为主，且以素面为多。客家服饰和当地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服饰相比，没有当地服饰的色彩斑斓、多姿和绚丽，而是以朴素、简洁见长。客家人的内衣多为白色，其外装均为蓝色、黑色、灰色，但头帕和围裙却是由红、绿、蓝、白、黑几种较鲜艳的颜色交织而成，围裙上另加“颈链”、“腰链”和“牙牌”、“手镯”等饰物，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另外，在婚嫁喜庆节日之际，客家女子服饰也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例如传统的客家婚嫁中新娘服饰的装饰物“绣片”和“子孙袋”就非常有特色，其色彩华丽，气氛热烈，图案美观大方。归纳起来，客家服饰在装饰纹样上有几何纹饰、吉祥文字、植物花卉纹饰及禽鸟纹等几种类型。几何纹样有波浪纹、螺旋纹，以及方胜、金线单纹等；花草图案如梅、兰、竹、菊、桃花、牡丹、莲花等，用花草图案装饰是借花之德喻人之德；禽鸟图案如龙纹、凤凰、鸟、兔、鹿、蝙蝠等，这些纹样主要是表现富贵、福、禄、寿及对生活美好的愿望。这些装饰纹样为沉暗的客家服饰添上了亮眼的一笔。
其七，客家民俗文化特色。客家民俗文化以其古朴和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为世人所瞩目。客家民俗活动一年四季均有举行。如春节至元宵期间有龙灯、蛇灯、鲤鱼灯、摆字灯、马灯、狮灯等各种灯彩的表演，各种灯彩艺术不论是造型还是色彩和装饰纹样都极具特色，饱含了各种吉祥、祈福的美好意愿，比如鲤鱼灯中头灯为龙头，尾灯为鳌尾，中间是七个鲤鱼灯。其中头灯和尾灯装饰非常精美，图案有祥云纹、金钱纹、牡丹、梅花、桃花、龙凤、蝙蝠纹等，表现形式有绘画及剪纸等多种。各种图案纹样都代表了丰富的吉祥寓意及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另外，还有端午节的龙舟竞赛，中秋节的“放孔明灯”等活动。除上述具有汉民族一般特点的节日民俗活动外，赣南还有一些其他汉族地区（包括客家地区）所不见的大型民俗表演。如上犹“九狮拜象”、宁都竹篙火龙节、于都唢呐等等。另外客家的民间文艺也很丰富，如兴国山歌，赣南采茶戏、歌谣等都极具客家民俗文化特色。
其八，客家饮食文化。赣南客家的饮食文化也丰富多彩、富有特色。赣南客家的饮食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家常菜；二是宴席菜，特点是咸辣辣、“麻麻达达”、“糊糊嘎嘎”。另外，广大乡村一年到头家家户户都酿有醇美的糯米酒。还有客家人一入冬月，便有腌制腊货的传统，将各种肉类用香料、酱油、盐等腌制后经太阳晒干，食用时或蒸或炒，风味独特，作为年节待客上品。以腊肉、板鸭、香肠、猪肝、猪舌头、鸭五件、牛肉巴等为多。客家饮食中还有用酒娘蛋、擂茶招待贵客；宴请和逢年过节吃“四盘八碗”共十二道大菜的传统。特色菜肴有荷包肺（肉）、鱼饼、白斩鸡、蛋皮、菜干扣肉、粉蒸鱼、捶鱼丝、三杯鸡、酿豆腐、炒东坡、小炒鱼、红烧狗肉等等。地方风味小吃有嗦粉、烫皮丝、凉粉、艾米果、芋包子、薯粉饺子等。特色食品则有丁香李、酸枣糕、生姜、花生巴、柿饼、南康辣椒酱、兴国红薯干、会昌豆腐干、信丰萝卜脆等等。众多的客家美食构成了客家饮食文化内涵深刻、乡土味浓的特点，甚至有些菜肴和食品已饮誉海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