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四”之后出现的文化新人中，对妓女持肯定赞许态度的名士很多，持否定态度者倒不怎么闻于世。周作人同样是对妓女持全面肯定态度的——
总而言之，卖淫足以满足大欲，获得良缘，启发文化，实在是不可厚非的事业。若从别一方面看，她们似乎是给资本主义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说是为道受难，法国小说家路易菲立（Louis Philippe）称她们为可怜的小圣女，虔敬得也有道理。
（见《娼女礼赞》）
自然，与“知识分子妓女”交道的男子，不是社会中的性饥渴群体，恰好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是些倦于在家里应付三妻四妾的“性冷淡”者。可以想象，一群文盲或半文盲妻妾，除了谨守女德和能够生育而外，她们可说是什么都不懂，也许还像梁鸿、诸葛亮的老婆那么丑，但根据礼教，丈夫却“必与五日之御”，有义务轮流跟她们性交！而性交的目的是直接指向“广继嗣”的，其间断无情趣可言，稍有不慎则可能负淫邪之嫌。身陷如此困境，不从家里逃往青楼尚能如何？
也另有一部分豪门望族的男子，不愿狎乐于市间，而是在家中多置妓乐——把妓院搬回了自己家里。牛僧孺曾劝导杜牧，如果一定要行狎乐，就召妓至家中。看来牛是主张在家中蓄妓的。
蓄养家妓，风起在两晋南北朝时。若论起源，则可追溯至晋悼公、吕不韦。晋时，谢安风流自任，“每出游，必以女妓从”，那就是他自家养的妓。此举引得后世文人钦羡不已，往往以为表率，李白就有“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多处咏叹，倾慕之情跃然纸上。但晋时谢安远不是蓄妓的特出者。桓玄“后房妓妾数十”；陶侃“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石崇“侍人美艳者数千人”。北魏元雍“宅第匹于帝宫，俊仆六千，妓女五百”，“妓侍盈房……后多幸妓，侍近百许人”。北周李迁哲“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南朝宋之义宣“多蓄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千人”。南齐萧嶷“妓妾千余人”。南梁曹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
两晋南北朝后，家妓作为身份地位和财产实力的象征，继续至隋唐。杨素在隋时“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见《隋书·杨素传》）。杨素同僚宇文述也有妓妾百数。至唐，蓄妓之风稍敛，似乎没有再出现后庭囤积上千佳丽的饕餮者，见诸册籍的豪奢分子不外：孙逢“妓妾曳罗绮者二百余人”（《云仙杂记》）；李愿“席上有女乐百余人，皆绝艺殊色”；宁王曼“宠妓数十人，皆绝艺正色”（《本事诗》）；郭子仪“家有歌姬十院”；李逢吉“姬四十人，皆处其下”（《全唐诗话》）……收敛的原因多半在于，唐官方将蓄妓数量作了限制，且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以“蓄丝竹以展欢娱”。白居易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令后世之人对小蛮和樊素产生了无穷的想象，同时，也可说明，白的歌舞伎就那么几个，所以提起来如数家珍。至宋，则因为吏议甚严，又闹“肃清官箴”，权贵豪富蓄妓也不过十数人，不敢太甚。进入元明清时，家妓更其式微。但整个这一趋势并不影响妓业的大发展。家妓退缩的同时，是官娼的繁荣中兴。
官娼之兴，是中华大帝国的又一“世界之最”：公元前685年，管仲相齐。在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推进中，后勤生产部门设“女闾”以谋花捐，可说是聪明绝顶的点子。据《战国策·东周策》：“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这是说在宫中辟红灯区七处，每处设国家妓院一百所。韩非子则说是“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三百”。《齐书》也说是：“管仲设女闾三百。”按《周礼》，一闾辖五比，一比为五家。以此推算，管仲开设的国家妓院按《战国策》说，从业妓女至少是一万七千五百人；若按后说，妓女人数至少也在七千五百人，规模之大可想而知。若管仲此举真如清人所说，意在“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那倒是必须有此规模，小打小闹能赚多少钱支援国家建设？
女闾之兴，自此开了官娼先河。但到了汉武帝手上，似乎不再重经济效益而偏于政治考虑了。《万物原始》上说：“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官娼由此分化出营妓，用以解决军人的性饥渴。必须指出的是，营妓多来自官家奴婢、罪人之妻或其家属，她们从事这一活动不是职业选择，而是“服役”行为。灵与肉、性欲与情欲，营妓属于“肉”的服务，是用以平衡性欲的。汉之营妓从此铸为制度被历朝历代沿用，前面说到的烈性才妓严蕊，便曾在宋朝军中“服役”。官娼中衍化出的另一支即为乐妓，偏于“灵”，提供精神逸乐，抚慰士人性情。这也是盛唐的一大文化产物，泽及千年，流韵无穷。
综上，汉以后的官妓是不以赢利为务的，且渐生出灵、肉两途：为上流社会服务的青楼罗绮和解决下层性欲的寮娼寨妓。例如在元代，马可·波罗来中国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新都城和旧都城近郊公开卖淫为生的娼妓达二万五千余人。每一百个和每一千个妓女，各有一个特别指派的宦官监督，而这些官员又受总管管辖。管理娼妓的用意是这样的：每当外国专使来到京都，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照例由皇家招待。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妓女们也把这种差役看成是自己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所以不收取任何报酬。
（《马可·波罗游记》）
元以后官娼又复归衰微；至清，由于雍正废除乐籍，从而把妓业全面转轨为民办私娼。乐籍之废，导致了中国当代妓业退化为极低品位的“卖肉”营生。
可以说在礼教重创人性的中世纪，娼妓乃是中国士人自疗的止痛药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