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和胡适的好事，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基本上无法复制了。如果放在今天，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入冷宫、贬为差生，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而给他满分呢？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没有学历的陈寅恪，毕竟有这种经历）？从清末办新学以来，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都充斥了博士，甚至是海归的博士。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没有了胡适，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但是，他最近说的一句话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性人才的教育。
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代，居然是一个时代。后现代的荒诞，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在历史上，刘师培要算是一个怪人。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还相当彻底，连名都改了，叫“光汉”，取光复汉家之义。刘师培不仅彻底，而且“进步”神速，在大伙还在张罗排满建立合众政府的时候，他就信仰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了，别说政府啦，连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后来他又变节，投到满人权贵端方门下当幕僚，不再打算“光汉”了。四川保路运动起，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他也陪着。路上，武昌革命炮响，端方被所带的士兵杀掉，如果不是跑得快，刘师培的小命也没了。辛亥革命后，他又上了杨度的贼船，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筹安会，结果是名声臭上加臭。
导致刘师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据说是他家有仙妻，仙妻名叫何震，是位中国最早觉悟的新女性。不过，这位新女性对于革命不甚了了，但对于自家的享乐却在意得紧。刘师培是吴中才子，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涂：惧内。对何震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东吼，刘师培百依百顺，而且思想上还跟着走。信仰无政府主义，本是何震拖着刘师培，俩人妇唱夫随。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黄侃也是一个怪人，黄的怪，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没几个人他能看得上眼，黄侃在北大做教授，上课必骂海内名人，连同属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都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名言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著作，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八部书，统统不入流。他跟《新青年》同人，很是过不去，害得大家都认为他是保守派。其实，他只是狂而已，对站在《新青年》对立面，写文章骂阵的林琴南，他也一样不客气。就是这样一个以狂狷闻名的怪人，在刘师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
原来，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可是这个人学问却很好。仪征刘家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学问，他们还真的佩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却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显然，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留辫子的大师
民初的学界，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一位辜鸿铭，一位王国维。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都还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王国维的辫子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给梳，据他女儿回忆，有次她娘梳烦了，说，“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王国维半晌无语，过了一会冷冷地说：
“留着便是留着了。”辜鸿铭更过分，不仅自己脑后拖着小辫子，连自家雇的拉包月的黄包车夫，都必须是留辫子的主儿。车夫拉上辜先生跑起来，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一左一右，甩得好看煞人。
两位留辫子，从表面上看，都跟前清有那么点关系，可是，洋文说和写都比中国话溜的辜鸿铭留辫子，无非是表示自己特行独立，凡事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喊共和，我偏保皇；别人穿西装，我偏马褂；别人留洋发，我偏留辫子；别人提倡一夫一妻，我偏纳妾，而且还有理论：男人如同茶壶，女人如同茶杯，一个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而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王国维却不同，他留辫子，真的说明他对前清有感情。民国最初的一二十年，有类似感情的读书人并不在少数，主要是因为民国搞得不好，国家混乱，生灵涂炭，大家有点怀旧也是正常的，怀旧不见得希望复辟，也不见得都是遗老遗少。作为旧学浸润颇深的饱学之士，王国维有怀旧之思，更是情理之中。不过，静安（王国维的字）先生跟一般人的怀旧还有不同，他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傅，陪着“皇上”在故宫的南书房读过书。小皇帝不仅对王师傅很尊重，而且还有点感情。静安先生高度近视，吃饭的时候只能看见眼前的菜，溥仪就替他把其他的菜夹过来。按说，从小受惯了端架子教育的小皇帝，是不大可能如此伺候人的，可是当时的溥仪已经被洋师傅庄士敦教坏了，而且见过新派人物胡适，会做新诗“匹克，尼克，来江边”，所以，对师傅有点表示也正常。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天天关在书斋里读书、忠厚到了迂腐的老实人王静安先生可就受不住了。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但在法理上他还是皇帝，并没有变成平民，况且，在那些对清朝有好感的人眼里，皇帝头上的光环并没有褪色多少，所以，小皇帝的这点表示，在静安先生心里，想必分量不轻。
我们知道，1927年6月2日，在北伐进军的凯歌声中，静安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自尽。关于先生的死，历来有各种解说，罗振玉说是殉清，还张罗着给王国维请谥号；陈寅恪说是殉文化；梁启超说是由于革命的刺激；甚至新中国建立后还有人说是被罗振玉逼的。其实，罗、陈和梁说的都有道理，王国维的遗书上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事变应该指的就是大革命，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的时候，王就在现场，皇帝被逼出宫，肯定算是一辱，而眼下北伐革命又快要到了，所以不能再辱。丈夫不能再辱，典出于李陵。这里，虽然没有君辱臣死的执拗，但要说一点跟前清没有关系，恐难服人。当时大革命的声势的确有些吓人，叶德辉被处死，固然罪有应得，但此人毕竟是个读书种子，他人远远听了，未免狐悲兔死，物伤其类，心里发毛。王国维是书斋里的人物，内向而寡言，对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可内心的敏感度却相当高。冯玉祥逼宫，据当事人回忆，并无凶险可言，冯也绝对没有伤害废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里，却是惊涛骇浪、白刃炸弹。所以，王国维把北伐的到来想象得过于可怕，也是自然的。
后来的人们，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吧，总是回避其对清朝的感情，回避其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情，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线。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如果不如此，这些就是先生的污点。其实，在后人眼里，一个真实的王国维，要比加上如许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师，要可敬得多。
顺人章士钊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后来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最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对章士钊来说，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章吴两人的枕底风光如何，不好细说，反正，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洪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进入新中国之后，被一干革命青年视为北洋余孽的章士钊，好运并没有终了。喜欢鲁迅的伟大领袖偏偏也喜欢当年鲁迅最讨厌的人。在“文革”中，一班平日跟领袖谈诗论赋的遗老遗少多少都倒了点霉，可人家章士钊却佳人如故，不仅如故，还可以得到领袖稿费的资助（据说是还债，还成了一段佳话），甚至把自己满纸荒唐言付梓出版，成为“文革”期间唯一出版的“学术著作”。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做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牛人熊十力
近代学人，牛气者不在少数，最牛者，当属熊十力。熊十力原名继智，十力是他自己起的号，后来以号行世。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居然取来加诸自身，其“牛”可见一斑。难怪他到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学佛，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惹得欧阳大师的弟子们斋饭都吃不香，做《破新唯识论》攻之，熊十力再写《破破新唯识论》应战。估计如果对方再应战的话，熊会一直坚持“破”下去。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其实，熊十力最早的志向是政治或者革命，一出道就投身湖北新军，原是个激进的革命党，只因为性急动手早了点，遭到通缉逃出了武昌城，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熊十力弃政从学，据说是受了陈独秀的刺激。陈独秀一次以清代学风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贬湖北的学人，让心高气盛的熊听了毛发倒竖，从此以后一头扎在故纸堆里，声名日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