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惊在一旁不知所措，良久，才嗫嚅道：“孩子，不管你怎么看，爸是爱你的，爸为你可以去做任何事，包括去死！”
我赤足躲在何雨房门外的阴影里，手抠着墙壁，浑身止不住地发抖。我想，父亲怎样能说这样的话呢，他要是死了我怎么办？我的喉咙里仿佛堵着一团水草，憋得喘不上气。
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何雨那时就已经患了不轻的抑郁症。何雨当时的情形十分危险，他的神经非常紧张和脆弱，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琴弦，稍微再有一点刺激便可能断掉。
何雨还是出事了。他在1989年5月的一个晚上离家出走，不知去向。
我的家陷入空前灾难。父亲一夜间苍老了40岁，像一个刚刚从墓穴里爬出来的僵尸，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父亲猜测何雨卷入了学潮，他去了海淀每一所大学，又挨个找到何雨的同学，哪里都没有何雨的消息。
每天早晨，父亲天不亮就出门，赶坐头班地铁去天安门广场。不久以后，城市交通瘫痪，父亲改骑自行车，出门就更早了。在家里，我又抑制不住开始抠食墙皮。我正复习高考，时间进入倒计时，何雨的失踪和父亲的早出晚归令我完全读不进书去。我长时间站在我房间朝北的窗前，俯瞰着长安街上的景象。紧闭的木格窗阻挡了外面的燥热和混乱，让我因为置身阴凉而对眼前的一切生出一种固执的怀疑和不真实感。
父亲回来得越来越晚了。我很困倦，把复习资料摊在书桌上，头枕在臂弯里，一边看书一边等父亲。很多时候，我的眼睛已经闭上，悄悄地睡着了。但一听到门锁的响动，我总会惊醒。我推开椅子跑去客厅里，看见父亲垂着头，拖着疲惫的身体进来，我便知道，何雨仍然没有找到。
我整整一天没有见到父亲，但我几乎不敢看他的脸。父亲的脸色越来越灰暗，皱纹深重，布满绝望的顽强，看了让人伤心。我只在父亲身边站一下，什么也不说，就回到我自己的房子里，把门阖上。
6月初的一天深夜，父亲回来得特别晚。他看上去格外忧虑，说走遍了广场的每一块地砖，都没有找到我哥哥。那晚，我睡得很不好。凌晨的时候，我又做了那个我经常做的梦。在梦里，我寻找何雨，不知怎么又找到那片海底。我掀起每一块礁石，看底下有没有何雨。借着海水强劲的浮力，我将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推到一旁。无数细纱腾起弥散的浊浪里，一条光亮的隧道忽然显露在我的眼前。
如同以往无数次，我向隧道尽头的光亮处游去。就在我快要接近隧道口的时候，那个地方出现一个模糊的人影。他挡住了我的视线，他向我伸出手，无比亲切地说：“来吧，我的孩子。”
那个人很像我的父亲。我不由地叫了一声：“爸爸！”
忽然，远处传来一记清脆的响声，像一个气泡从海底升腾并破碎在海平面上。我猛然惊醒，本能地从床上跳到地上，推开挡住我的椅子，光脚向客厅跑去。我拉开房门。外面，何雨背着一个脏乎乎的破牛仔包站在我面前，他衣衫不整，头发很长，胡子也几天没刮了，手中正拿着家里的钥匙。
看到何雨我毫不吃惊，但他让我愤怒。我因为愤怒而泪流满面，我抓着何雨的衬衫把他拽进家们，狠命地打他、踢他，踩他落在地板上的影子。我哭着说：
“哥，你找死啊！你到底去哪里啦？”
何雨去了湖南老家。他原本是想去自杀的，遗书都写好了，不知为什么又没有死。
不堪一击的语言
正如人们担忧的，贺兰脑子里的瘤子果然没能根除。第一次手术3个月后，贺兰又做了第二次脑部肿瘤手术。
第二次手术后，贺兰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她把从自己脑内取出的肿瘤当做研究标本，做了一套细胞凋零实验，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凋零”（apoptosis）是医学界新近提出的关于肿瘤发生机理的一个概念，它指除病理性坏死外机体细胞的正常死亡。从生物学角度讲，死亡如同再生，对维持自然界的平衡、物种种族的延续，甚至个体缜密有序的生命过程都十分必要。生物体细胞的正常死亡程序被称为“凋零机制”。而一旦某个组织细胞丧失了凋零机制对它的控制作用，它就将无限地分裂增生，成为癌肿。贺兰搞到了一些细胞凋零因子抗体，用在她自己的脑瘤切片上，它们果然又有了旺盛的活力。
我仍然每天去看贺兰。但这次手术后，再面对贺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胶质细胞瘤的手术治愈率只有不到1‰，一旦二次复发，几乎不再有康复的可能。在事实面前，我总是无话可说。所有那些安慰病人的套话此刻在我看来都是多余的，甚至是虚伪的。贺兰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脑子里的这块癌肿。她知道那瘤子生长的确切位置，想象得出癌细胞如何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扩增和占位。贺兰体会得到大脑受损的一系列变化：头痛、恶心、智力下降、运动失控，等等，她甚至可以在基因水平上分析这些过程的本质。还有什么比如此清醒地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更残酷的事情？
贺兰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只1000ml的广口标本瓶，里面盛着她的一块浅白色脑瘤组织。一次，我去看望贺兰。贺兰正对着标本瓶发呆，看见我进来，她冲我凄然一笑，幽幽地说：“舒展，都说死亡对于生命是必需的，可有谁真的愿意死掉呢？即使一个癌细胞，一个在错误基因编码下生长出的组织，它也拼命地不想死掉。”
之前，我常谈到死。博雅7年，我参与和见证过许多救治命悬一线的病人的案例。“白衣天使”听上去充满了温柔仁慈的具象，一个长着美丽面庞和一对翅膀的小人儿，借一颗爱心和一根魔棒兑现着生灵不死的请求。可我们从事的却是一项以生为目的而以死为结局的博弈，我们必定要输的。人类对于生的努力如同春播夏作，而死亡是秋后的颗粒归仓。没有人能逃脱得了。
我转头去看标本瓶里那块癌肿。它刚刚离开贺兰的身体，还没有被福尔马林液完全浸透，故而轻盈漂浮、缓缓游动，像一朵盛开的海葵。看着它我忽然想，无论我曾经怎样蔑视生命、崇拜死亡，但面对贺兰，我却极端地希望她活着。
真的，我就是希望贺兰活着。为此，我宁肯接受她不再美丽的脸庞。
这天，梅丹冰约我一起去看贺兰。我们进到病房时，贺兰正同邻床一位抱孩子的少妇说话。少妇很年轻，她怀中的小孩只1岁多一点的样子，头戴一顶黄色棒球帽，边缘露着一圈纱布，显然是一个小病人，但是十分可爱。我指着小孩问：“这孩子什么病？”
“脑瘤。”少妇说。
脑瘤？！我暗吃一惊，后悔出言唐突。梅丹冰硬着头皮接问：“手术做了？”
“前天做的。”旁边孩子的父亲回答。他们原本住在儿科，上午刚转到神经外科病房。
“花了很多钱吧？你们给他买保险了么？”梅丹冰细致地问。
“已经3万多了，”父亲说，“我们没来得及给他买保险就查出了病。”
“那怎么办呢？”我替他们着急。
“怎么办？”少妇摸摸孩子圆鼓鼓的脸蛋说，“那也要给他治啊，他总还是一个孩子。”
小孩仿佛听得懂母亲的忧愁，他仰头看着母亲，往她怀里靠了靠，把自己缩成更小的一团，似乎这样可以减少带给母亲的烦恼似的。我试图做些安慰，说：“那么，医生怎么说，能好吧？”
妇人忽然不悦，高声说：“你们都是医生，你们知道的，脑胶质细胞瘤能好么！”
胶质细胞瘤？！我和梅丹冰都噤了声，下意识去看贺兰。贺兰住院后，同学来看望她，从不当她面提及她的病名。贺兰察觉我和梅丹冰的目光，却若无其事，冲我们坦然一笑。
孩子的母亲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失控，有些怯怯的歉疚，过了一会儿，又主动搭话。因为我和梅丹冰都穿着白大衣，少妇便问我们都在哪个科室。少妇听我在病理教研室，忽然坐直身子，撩起小孩子头上的帽檐露出他的耳朵，问我：“小医生，您说这个东西能治么？”
我俯身查看，只是一截小肉疣，便说：“拴马桩啊，不碍事的。”
“它能做掉么？”孩子的母亲又问。
“现在不用管它，”贺兰插话道，“等他长大了你们来找我，我找人给他做了，保证不影响他娶媳妇——他是男孩是女孩？”
“女孩！”少妇甜蜜地说，同时抱紧了她的小女儿，情不自禁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女孩啊，那就等她16岁时来找我吧，绝对不妨碍她交男朋友。”贺兰像下达医嘱。少妇张大了眼睛，瞳人里第一次闪出光亮，追问说：“到时候，您真的能帮忙给她做了么？不会留下疤么？”
贺兰歪头想了想，转身对梅丹冰说：“这事儿还是你帮忙给办吧，舒展肯定要出国的，指望不上她。”
我和梅丹冰都听出贺兰的弦外之音，相顾而视，不知说什么好。少妇不了解贺兰的病情，以为她在推辞，而梅丹冰又不肯帮忙，她目光焦急地在两人脸上扫来扫去。贺兰对妇人说：“要不我留下我们两人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你过来，找我们两人谁都可以。”
少妇连忙叫丈夫找来纸笔，一只手搂着孩子，一只手做着记录。大约她识字不多，笔在手里犹犹豫豫。贺兰见状，从少妇手中接过纸笔，刷刷刷几下写完递给少妇，郑重其事地说：“放心吧，这件事我会负责到底的。”
这天上午，我去科里找尚尧汇报实验进展。丁薇说尚尧跌跤骨折，住院了。我连忙给鲁黄打电话，得知尚尧右侧跟骨骨折，刚刚做完手术。
下午，我忙完实验室的工作，带着用礼品纸包好的一棵花椰菜去附属医院骨科看望尚尧。我先去鲁黄那儿询问情况，恰巧孙朝晖也在。孙朝晖拎一台录音机，情绪有些激动，他说：“我当众质问他，他不敢不承认。只要他一开口就好办了，有录音为证，看他还怎么抵赖！”
“但尚尧才做完手术，还在调养。”鲁黄搓着手，表情为难。
“怎么啦？”我见到孙朝晖的神情，似乎猜出几分。
“还不是和尚尧的事。”鲁黄替孙朝晖解释，“孙老师联系出国，尚尧给国外写信阻挠；孙老师申请调到医科院，尚尧也干涉，威胁对方中止合作。可是这边，尚尧又不让孙老师做实验，孙老师几次找他他都不见。这不，孙老师想到病房和尚尧对质。”
“哎呀，你这样做可太不仁义啦！”我听罢跳了起来，对孙朝晖说，“尚尧毕竟60多岁了，再有不对你也不能血剑封喉置他于死地啊！”
“尚尧何曾仁义过？”孙朝晖气愤道，“他不但抢了我的成果，还压了我整整两年，我的时间也是命啊！”
“反正，我觉得您这样不好。”我说罢离开他们，去尚尧的病房。
尚尧住在单人病房。房里到处摆着花篮和花束，如同一个生意兴隆的花店。尚尧斜靠在床上，丁薇坐在旁边削一只苹果。尚尧见我进来，惊喜地伸手欢迎。我将装扮漂亮的花椰菜递给他，尚尧接过大笑，夸我有创意，说这是他收到的最特别的花束，说罢情不自禁摸了我的脸一下。我笑着躲开，说：“怎么会跟骨骨折，该不是跳冬青崴了吧？”
“嗯哈！知我者舒展也！”尚尧欣喜若狂地击掌。
“还笑！”我嗔怪，“您怎么像个孩子，整天跟冬青树过不去？”
“我倒真希望像孩子，”尚尧叹息道，“小孩子跌一跤一点儿事没有，我却落得粉碎性骨折，要往身体里打钢钉。这下好了，以后上飞机可麻烦了，脱光了安检也不会让我过去，哈哈！”
“得啦，您证明自己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地方多啦！”丁薇将削好的苹果小心送到尚尧手中，又拿毛巾替他轻轻拭去唇边濡染的果汁，其状似旁若无人，我故意这样挖苦。尚尧会意我的讥讽，不禁仰头大笑。
得知孙朝晖计划对尚尧搞“突然袭击”，我一直替尚尧担着心，琢磨着怎样劝说尚尧，先回避一下孙朝晖的锋芒。
“教授，您和孙朝晖的事怎么样啦？”我故意问。
“还能怎样，”一提到孙朝晖，尚尧的笑脸立即转冷，“师徒一场，最终成仇。”
“教授，要我说，您就放孙朝晖一马吧，不然，这件事总被人议论，对您的名声也不好啊，您犯不上跟他计较嘛。”
“哪里是我跟他计较，”尚尧愤愤然，“是他整天到这里告到那里告。”
“教授，我听说孙朝晖联系出国，您说了不利于他的话？”我见说服不了尚尧，索性以实情相问。
“这件事是这样的：孙朝晖曾经向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研究所申请做访问学者。对方老板伍尔斯恰巧是我的朋友，他来信向我了解情况，我当然要把我知道的孙朝晖向他介绍对吧。你不能指望我撒谎说‘不知道’，也不能指望我说他什么好话对吧。伍尔斯最后没有要孙朝晖，那是他自己的决定。”
“孙朝晖还说，他要调医科院，您跟医科院的人说，若要了他您就中止和他们的合作，医科院的人就不敢要孙朝晖了。”
“当然啦，医科院要孙朝晖是他们的权力，但我不跟他们合作也是我的权力。我并没有做强迫别人的事，也没有做超出我权力的事。”
我撇撇嘴，表示无可辩驳。我思维简单，容易相信人，听谁的话都觉得有理，但我还是决定给尚尧提个醒。
“教授，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事？”尚尧问。
“要是孙朝晖来找您麻烦，您千万别跟他生气……”我吞吞吐吐地说。
恰此时，病房的门砰然撞开，孙朝晖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一下就到了尚尧病床前。他指着尚尧质问：“尚尧，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你敢不敢承认你霸占了我的成果？”
尚尧见到孙朝晖，气得脸色通红，半天说不出话。丁薇吓得“当啷”一声扔掉手中的水果刀，缩到角落不敢动弹。吵闹声引来骨科主任刘思贤、尚尧的主治医葛明和一群护士，鲁黄也在其中。
孙朝晖要的正是这种效果，他和尚尧针锋相对，吵到一起。周围人大多知道尚孙之间的这桩宿怨，他们怀着各自的复杂心态，虽则劝解，又不无期待着两人将事情闹大，彼此脸皮撕得再破些，老底揭得再狠些。
忽然，我瞥见孙朝晖手中的录音机，想起他此番找尚尧的目的，就是要刺激他说话以留下口实。孙朝晖年轻气盛，且有备而来，句句击中要害；尚尧术后虚弱，仓促应战，难免疏于周密，已经有了不少破绽。我猛地抢步上前，挡住尚尧，急切地说：
“教授，我刚不是跟您说，不要和孙老师吵嘛！”
尚尧惊诧孙朝晖的突然袭击，也气恼周围人的暧昧态度，正无处发泄，我恰来劝阻，尚尧一下抓到出气筒，猛地推开我，抄起床头柜上的花椰菜掷到我怀里，愤然吼道：“舒展，你不要在这里耍小聪明做好人，你给我走开！”
尚尧对我的震怒制造了两秒钟的寂静。这宝贵的片刻空白，适时整理了屋内混乱的秩序，使大多数人猛然醒悟，终于决定一致平息眼前的这场意外。
只有我，抱着凌乱的花椰菜，转身分开人群，哭着冲了出去。
我边走边哭，心里万分委屈。我没想到尚尧会对我这样。我是整个病房里唯一真心为尚尧着想，又勇于站出来维护他的人，却恰恰被他冤枉和屈辱。快到宿舍时，途经道边一只熊猫垃圾筒，那熊猫正扛着一节空竹子冲人憨笑。我看看手里的花椰菜，愤怒地将它丢了进去。
我想我和尚尧的关系就算是完了。尚尧聪明善猜忌，太过自尊，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他误解，他怕难以相信我的真意。而我也不想为此再做解释，我对语言已经失去了信心。以往，我一直为我和尚尧之间的互为知己而得意，谁想到这份默契竟如此脆弱，一句话就可以将它摧毁。语言真是不可信任的东西，它甚至不如一条昆虫释放出的气味所表达的信息更加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