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始，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精心策划和制造了分裂中国华北的“华北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地区植于自己掌控之中，为进一步扩大侵略建立根据地。为此，日本政府和在华军、政人士纵横捭阖，诱导和强制华北地方领导人与其合作，北方爱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各界人士，深感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为抵抗和挫败日本人推行的“华北自治运动”积极努力，与国民党政府、华北地方军政机构联合互动，采取各种措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现以傅斯年等人的活动为主线，将粉碎日本人“华北自治运动”的图谋作一简要论述。
日本侵略者从1935年11月开始实施所谓“华北自治”方案，11月6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携带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到达天津，压迫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自治；11日，日军参谋官前往保定走访河北省主席商震；12日，天津日本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到济南访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其目的是策动韩复榘、商震参与华北五省自治。日本特务土肥原曾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告知宋哲元等人，要其11月20日宣布自治，如届时宋哲元不宣布，日本方面将自行宣布。这期间日本人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大肆逮捕中国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国民党各级官员、大学教授，甚至包括宋哲元的亲信、政训处长宣介溪。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曾被传唤和短期扣压。日本人的威胁和肆意胡为使华北地区教育界人士深切地感受到黑云压城风雨欲来的态势。
而在此时，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宋哲元、韩复榘分别于11日、13日致电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实际上是要求国民党政府分权于地方。不管他们的举措是否与日本人有关，都引起了北方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的严切关注与不安。
傅斯年、胡适等人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实践，其中傅斯年更是口诛笔伐，揭露日军扩大侵略的阴谋，呼吁中国内部消除矛盾，团结御敌。更值得称道的是傅斯年不仅仅是坐而论道，而且积极奔走呼吁，亲身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联络上下，沟通内外，讨奸御寇，反对日本人推行“华北自治”的图谋，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5年11月19日，秦德纯、萧振瀛代表宋哲元邀请北平教育界、学术界代表人士座谈，说明日本军方压迫他们宣布“华北五省自治”。参与座谈的陶希圣回忆说：“在日本浪人策动冀察自治的时期，孟真首先反抗，北大同仁群起响应。事情是这样的：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的壮烈的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的示威运动”。陶希圣的回忆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但不够详细，傅斯年在10月21日致国民党政府朱家骅等人的信中，较为详细的记述了他与胡适等人的活动。信中说：
十九日中午，宋、秦、萧约此间教育界人午餐，适之想借机发论劝之，弟甚赞成，相熟人中有不愿到者，弟等勉以必到。吃饭时，宋因赴津（据秦云避土肥原）未到，秦只说了几句话，一切由萧说。萧说甚多，大意为（1）诸君之安全已与日本人接洽好，绝对保障（以此见好于教育界也），（2）北平之为文化中心不可失坠，（3）中央无办法，地方不得已，（4）即所谓三条件（不侵土、不预政、不犯主权），其言甚滑，显然非良士也（秦之样子甚忠实）。适之先生起立发言，谓此等举动丧土误国，以二十九军之名誉决不可做。国家事至此，只有就地抵抗。吾（适之）乃廿五年之和平主义者，塘沽协定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赞成之，无非为缓形势，以便自己准备耳。今知日本之要求永无止境，非抵抗不可。如谓中央无命令，则“共撑”即命令也（萧云：中央来电只有“共撑”一句）。此时是人人之责任，无能推诿云云。适之先生此一演说，文情并茂极其动听，弟闻之泪下，且适之先生在此环境中作此等语，语时全无顾忌，可佩也。旋月涵说了几句，其扼要之点为紧箍咒之比喻，谓一经套上无法拿下，即是催命符矣。弟即起立以喜峰口说起，说了尚不多，乃情不自禁，一面落泪一面说，大意谓满洲国国贼之下场，独不见乎？袁金铠始参加沈阳治安维持会时，岂必以为即是卖国贼也？此时办法只有“一来便打”，别无方策。至于北平之文化中心，与吾等之身家性命，与国事相比，乃一文钱不值也，继有徐诵明、刘运筹，所说皆在此一点上。后来新任社会局长商某演说，大为当局辩护（据闻此人师大毕业，冯之秘书，黄少谷之好友，此时萧之灵魂也）。继有一中国学院宋价者起立说话，与萧某同一腔调。适之起来回答他们两人，弟亦想再说，而秦起立云，今日时已不早，诸公意见弟在理论上（此语可疑也）极端同意，且钦佩。于是散会。
从傅斯年的信中可以看出：傅斯年、胡适等人自日本人策划华北自治，就积极介入社会，除连续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揭露日本人的阴谋，制造反日救国的舆论外，同时努力参与社会活动，试图影响华北地区行政领导人，坚持国家主权完整、民族独立的立场，不要与日本人和汉奸亲日派妥协，甚至合作。傅斯年在信的开始就陈述了他到北平后与胡适等人所做的工作。信中说：“弟于十八日上午到此，下午到适之先生处，见一外国记者，知‘宣布自治’事。当日下午萧振瀛已向记者发表，此若干日中，适之先生向布雷询问，有孔必入。诸人对宋、秦等人说明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境况，劝其悬崖勒马。据云张季鸾与宋等谈，知转回当非无望也。适之前一日遇查勉仲良钊，此君与西北军多所认识，劝其多所奔走，查君遂积极进行。”从信中可以看到，在会上，傅斯年、胡适向地方领导人陈述学术教育界人士反对华北自治的立场、态度是有预谋并且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在日本人积极推行“华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傅斯年除配合国民党政府，努力制止地方军政领导人与日本人妥协、合作外，还团结学术教育界的人士积极活动，奔走呼吁，做了大量实际工作。
在日本特务土肥原逼迫宋哲元11月20日宣布“华北自治”阴谋受挫后，随于11月24日策动蓟密区兼代滦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发表宣言，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汝耕在“宣言”中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 殷汝耕的叛国行为实际是日本人策划“华北自治”打开的一个缺口，引起了华北各界人士的愤怒和警觉。傅斯年、胡适联合北平学术教育界领袖人物蒋梦麟、梅贻琦等人发表宣言。据胡适《华北问题》一文中记述说：“我们在北平教育界服务的人，……是反对这种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平各大校长……和各校教员多人曾发表下列宣言：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名义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同人郑重的宣言：我们坚决的反对一切脱离中央或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及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这是北京教育界人士连日聚谈，商榷发表的宣言之内容，24日，大家在银行公会聚餐时起草签署发表的宣言，傅斯年是重要发起人和联络者。签名共20余人，傅斯年签名在陆志伟之后，名列第六。
日本人在策动“华北自治”过程中，华北地方军政领导人被拉拢的重点对象是宋哲元、韩复榘、商震等人。商震时任河北省主席，11月19日，日本军方要挟宋哲元、商震接受“华北自治”计划，商震为避开日本人的纠缠，当天称病，次日，又请假7日，谢绝见客。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脱离中央政府，成为日军控制的傀儡政权。冀东是河北省的属地，商震如何处置此事为当时人所注目。11月27日，傅斯年致信国民党政府，其信内容主要两部分，其一是陈述了平津局势。信中说：“此间教育界除坐着不动以安人心，自发宣言见当局慷慨陈辞外，无任何事可作到也。……昨日宋言，有二原则：（1）服从中央，（2）不失主权。其词甚美，其人可信，然当时秦、萧即语记者云：中央无办法时，我们需自想办法云，此间汉奸已着手自由行动，而报上不许登吾辈之宣言，转登殷贼宣言，并散布各种吓人新闻，此系何居心。恐宋之左右多无良之人。萧不必说，即社会局人雷某亦小鬼头叵测。故前途极其危险，如何公果立即北来，纵对外无办法，对内或可暂时协力耳。总之，时间局面决不容乐观”。信中主要叙述华北地方行政状况和政治动向，对形势的变化表示忧虑。信的后半部分着重叙述与商震会见情况，信中说：“弟与枚荪、月涵今夜赴保谒商，不知可见到否，商之至友今日对弟等云，此君毛病在于地盘心太重，又猾又怯，呜乎，河北事可知矣”。信中附言说：“昨晤商，谈甚恳切，但均不出前预料，彼亦在依赖中央办法中似无决心，此间局势万分险恶，土肥坐催，左右包围，期在必成，务告当局诸公”。据记载：11月28日，商震电请宋哲元制止冀东事态发展，虽然是推脱责任，但也对冀东事件表明了态度。
1935年11月30日，蒋介石和五院院长共同制定了一套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并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即日率陈仪、熊式辉、殷同等北上，与宋哲元等人共同处理华北问题。何应钦12月2日晚上到达保定。傅斯年和周炳琳受北平文化教育界推举，于12月3日由北平到保定面见何应钦，陈述平津地区政治形势，迎接何应钦北上，当天陪同何应钦到达北平。第二天（12月4日）下午，傅斯年、周炳琳与平津教育界知名人士徐诵明、梅贻琦、陆志伟等人赴居仁堂谒见何应钦，“报告华北时局经过情形，并陈述处理时局意见”。同时，再次发表宣言通电，阐述对平津时局的意见，坚决反对日本人操控的“华北自治运动”，要求各级政权组织共同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中宣言强调：“近有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由此正式将“华北自治”定性为卖国阴谋。宣言进一步向国人阐明：“中华民国为吾人祖先数千年披荆斩棘艰难创造之遗产，中华民族为我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所组成，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吾人当以全力向中央及地方当局请求立即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傅斯年等人代表平津教育界致国民党政府的通电中再一次强调“今有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同人等坚决反对，并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务恳迅即设法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经过教育界与军政各界的共同努力，平津形成反对“华北自治”的高潮，为挫败日军推行“华北自治”阴谋打下了舆论基础，成为著名“一二·九”运动的先声。
傅斯年在此期间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以传统的忠义志节来影响地方军政领导人。他在与宋哲元等华北地方当局领导人一次座谈时曾专门以同乡的身份劝诫宋哲元，其大意是山东人在中国历史上以忠诚侠义著名，出现了许多英雄义士，从无卖国求荣的汉奸。“劝宋勿为千古罪人，使桑梓蒙羞”。明确强调山东绝非藏污纳垢之地。据说宋哲元“听后虽为之动容，但意有未惬。”宋哲元虽然当时心里不舒服，但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宋哲元此后的实践证明，他确实没有让故乡蒙羞。
在日本军阀特务积极推行“华北自治”期间，傅斯年进一步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他已经无法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他走出书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广泛联络各界人士发表宣言通电，阐明文化教育界和中国各界人士的正义立场，讨奸御寇。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对地方军政领导人进行规劝告诫，申明民族大义，表彰忠勇之气，影响他们的行为。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社会正义，反映了世道人心，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挫败了日本人“华北自治”的阴谋。
在反对日本人策划、操纵“华北自治”阴谋实施的过程中，傅斯年的言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不是像多数学者那样只停留在言论上，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对日本实施“华北自治”的阴谋中。他两次南下保定，动员、劝说中央和地方军政领导人不要与日本妥协、合作；几次参加华北军政领导人的座谈会，慷慨陈词，以国家安危、民族大义相责劝，制止他们与日本、汉奸相妥协；积极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进行联系，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信息，建言献策，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地区的操控，阻止地方汉奸、亲日派与日本人勾结，实施“华北自治”的图谋。傅斯年积极投身社会，为粉碎“华北自治”阴谋而积极努力。认真分析傅斯年的行为，一种强烈的思想理念支配着他当时的言论和行为，这就是贡献自己的一切，挽救民族危机。傅斯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及中国的前途有深刻的认识。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国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因“九·一八”事变所引发的中国危机，“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中日间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而在今日希望与日本和平解决者，真是做梦”。由深刻的认识引发了两种情感，一是对日本人的仇视，他认为日本灭亡中国是既定国策，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中国只有坚决抵抗，“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基于这种认识，他成为北方学术教育界最坚定的抗日派首领。二是傅斯年深知，中日国力悬殊，抗日救国是唯一“死里求生”的道路，从而形成了沉重的忧患意识。傅斯年在致王献唐信中陈述当时的心情说：“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不久在给陈寅恪的信中又说：“弟自国难起后，心绪如焚。……”说明他沉重的民族危亡意识和爱国救国激切心情。事过四年，日本不仅控制了东北地区，又开始向华北地区渗透，中国人民面临的局势更为严峻，傅斯年忧患情怀更重，以至于在秦德纯、萧振瀛举行的教育人士座谈会上两次情不自禁，潸然泪下，素有元气淋漓、大气磅礴之称的傅斯年因伤心国事不能直抒胸臆，其心其情不难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