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服饰在形制、质料、颜色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武德四年(621)，唐高祖初定服饰之制，规定了祭服、朝服(又名具服)、公服(又名从省服)、常服(又名燕服)四种服制。其中常服规定赤黄色为帝国专用，自此黄袍成为帝王的象征。其后，唐太宗、高宗、德宗、文宗等也都曾下令，对文武百官及庶民百姓的服饰区别做出明确规定。大致来说，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庶民百姓只能穿粗布麻衣，服饰穿着有严格的等级限制。
唐代男子的服饰风尚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初唐至盛唐时以裤褶服式为时髦，头戴幞头，身穿圆领、右衽、长仅及膝的窄袖袍衫，腰束革带，足登长靴或软皮靴。中晚唐时，上层社会的男子服饰又恢复了秦汉时的宽袍长袖，长裙高履，但裤褶式仍在下层人民中间流行。
唐代妇女的服饰富丽绚烂，前后多有变化，但基本的服装有裙、襦、衫、帔几种样式。唐初女装因隋之旧，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下身着曳地长裙，足登弓履或高头履，即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的样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妇女思想的解放，唐代女装的形制趋行暴露和开放。唐初上层妇女外出多着，全身障蔽。自永徽之后，皆用帷幔，帽裙至颈，渐为浅露，无复遮蔽，士庶竟相仿效。不久，又胡帽乘马，露髻驰骋，或着男子衣服靴衫，招摇过市。到天宝初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出现了”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的开放服饰。中唐以后，窄袖管服装逐渐过时，代之而起的宽袖衣裳，妇女服饰愈来愈肥，愈加褒博。
唐代妇女的发型十分繁多，以梳高髻为美，发式有云髻、螺髻、反绾髻、半翻髻、三角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乌蛮髻等。面部化妆也非常繁复，化妆顺序大致为敷铅粉、抹胭脂、涂鸦黄、画黛眉、点口脂、描面魇、贴花钿等，其中眉式即有鸳鸯、小山、五岳、三峰、垂珠、月梭等十数种。
唐代饮食比前代更加丰富多样，主食以麦、粟、稻为主，间以多种杂粮。小麦面食是最主要的食品，无论贵贱皆食之，以饼类样式最多，有汤饼、胡饼、蒸饼、煎饼、凡当饼，红绫馅饼、赍字五色饼等。馒头也已会制作，称为钉坐、豆钉或曼头，多为祭祀所设。主食中还有烧饼、寒具(馓子)，馄饨等。副食以小葱、韭、蒜、姜、菠菜、竹笋、杏、梨、枣、瓜、葡萄等蔬果为主。肉食也很常见，尤其是富贵之家，以牛羊猪鸡为主，动物的下水、腑脏也开始被烹制成各种美味。蛤蜊、鳜鱼、虾、蟹等鱼类产品也都进入饮食之列。调味佐料有盐、醋、酱、胡椒、蔗糖等。
酒已成为唐人生活中的必需品，饮酒之风甚盛。全国各地名酒甚多，仅京师长安一带就有西市腔、郎官清、阿婆清、新丰酒、仇家酒、户县酒等。城乡各地酒店、旗亭众多，酿酒沽酒生意红火，在长安还有胡姬所开酒店，专卖胡酒，成为文人雅游饮宴之所。
茶成为唐人须臾不可离之物，自开元初年，饮茶之风风靡全国，各地茶肆林立，煎茶卖之，茶道大行。陆羽所撰<茶经>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茶道的著作。茶叶成为进贡、赏赐馈赠的佳品。品茶、斗茶成为士人的雅好。”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普通百姓也已离不开茶。
唐代饮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胡食盛行，尤其是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成为时风尚。前述胡饼即是一种胡食，这是唐代民族融合的结果。
唐代的居住条件因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差异很颇大。皇帝所居宫室最为豪华。唐初，长安的太极宫是皇帝议政和居住之地，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承香殿五座大殿。自贞观八年（634）始，唐太宗以为其父李渊清暑为名，于太极宫以东营建新的宫室，初名为永安宫，后易名为大明宫。龙朔二年（662），高宗李治身患风痹，恶太极宫“湫湿”，对大明宫大加修造，并将政治中心移于此。大明宫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玄武殿为中轴线，左右两侧各建有若干配殿，气势磅礴。玄宗即位后，又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兴庆宫，把宫殿和园林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宫殿楼阁有兴庆殿、大同殿、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殿、沉香亭等。至此，唐代诸帝在京城内兴建了三个宫殿区，时称“三大内”。武则天迁都洛阳后，也大兴土木，修建了三阳宫、兴泰宫及明堂、天堂等。此外，唐代还兴建了九成宫、玉华宫、翠微宫等许多离宫别馆。
唐代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的私人住宅有着形势和规模上的规定限制：即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但皇室宗亲及高宫权臣多越制造宅，竞为奢侈。安史之乱后，一度大兴“木妖”之风，将军马璘造一座中堂，即花费二十余万。相比之下，一般庶民百姓无力购买砖瓦，多以茅屋为居，时有火灾发生，常有漏屋之苦。
唐代交通十分发达，以长安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以及由大运河和南方水乡构成的水路交通网四通八达，同时，驿站制度建全，陆有陆驿，水有水驿，陆驿有车马，水驿有舟船，为公私行旅和商贾往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唐代养马经历了一个衰而盛的过程，开元盛时，不仅政府拥有许多官马，民间私马数量也相当可观，马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车乘方面的尊卑贵贱十分明显，皇帝有供服乘之用的五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及耕根车、安车、四望车，还有供仪仗之用的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辟恶车等十二属车。皇后有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六等。皇太子和王公大臣也各有车乘。民间马车则主要用于运输。
马车而外，牛车、驴车的使用也比较普遍。肩舁和檐子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肩舁又叫肩舆、软舆、软舁等，檐子也叫竹舆、兜笼，均要以肩抬扛。从写于晚唐时期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来看，除了那些与伊斯兰教规明显冲突的风俗以外，阿拉伯商人对中国的观感颇好。每逢到国外的Chinatown（唐人街或中国城）去购物，不管是纽约、华盛顿还是波士顿、多伦多，都能生出无限的感慨：怎么这么脏？我不知道外国人怎样看我们中国人，但就我自己看着那些个街道和商店，心就兀自先虚了下来。接下来，就会自问：原因出在哪里？我们的祖先是否也这样？老实说，我没有答案。最近偶读写于晚唐时期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华书局，北京，2001年），是阿拉伯人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见亲闻记录而成的，据说史料价值非常高。里面对唐代国人的衣食住行有不少有趣的记录，是正史不载或不屑记载的。因为有宗教的原因，阿拉伯商人的观察未免偏颇，但看起来误会的地方不多，今抄录如下：关于如厕方面的：“中国人不讲卫生，便后不用水洗，而是用中国造的纸擦。”（页11）“无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在不洁净时都是不做大净的：中国人解过大便以后，只用纸擦一下。印度人每天只在午饭前洗一次，然后才去拿食物。”（页23）所谓“做大净”，即是全身洗浴。与此相对应的是所谓“小净”，就是洗浴下身。“大净小净”，都是伊斯兰教对教徒的规定，中国人是不讲这一套的。又说：“中国人习惯站着小便，一般老百姓是这样，王侯、将军、高官、显宦们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他们使用了一根涂了油漆的木管。这木管约摸一肘之长，两端有孔，上面那个孔稍大一些，用来套住**。要小便时，两脚站着，把木管的小端伸出身外，就可以把尿撒在管子里了。中国人认为，这样小便于身体有益。据他们说，凡膀胱疼痛，或撒尿时感到胀痛的结石病症，往往是因为坐着小便引起的，所以只有站着小便，膀胱里的尿才能完全排出来。”（页120）这段记录最奇怪。为什么要把木管套在**上，管子通向哪里，都不清楚。这种风俗好像也没有其他佐证，但看起来并非为卫生准备，而属于医疗保健的范畴。关于饮食方面的：“中国人吃死牲畜，还有其他类似拜火教的习惯。”（页11）“中国人和印度人屠宰牲畜时，不是割其喉让血流出，而是击其头至死。”（页23）所谓死牲畜，原来是指先击其头而致其于死地的牲畜，并非腐肉。关于个人卫生方面的：“印度人使用牙枝；他们如不用牙枝刷牙和不洗脸，是不吃饭的。中国人没有这一习惯。”（页24）虽然在唐代的敦煌壁画里我们已经看见过刷牙的图像，但中国人保持口腔卫生的通常做法是漱口，有所谓“漱口茶”。普通人的刷牙只是近代同西方交往之后才有的。关于住房方面的：“中国人房屋的墙壁是木头的。印度人盖房用石头、石灰、砖头和泥土。在中国有时也用这些东西盖房。”（页23）“中国城市是用木材和藤条建造房屋，这种藤条可以编制用具，正如我们（阿拉伯）用破开的芦苇编造东西一样。房屋建成以后，还要涂上灰泥和油料。这种用蓖麻子榨成的油剂，一涂到墙上，就像乳汁一样，闪着洁白而晶莹的光泽，实在令人叹服。”（页100，法文本译者认为“藤条”当是竹子之误）关于丧葬方面的：“中国死了人，要到第二年忌日才安葬：人们把死者装入棺材，尸体上面堆生石灰，以吸收尸内水分，如此保存一年。如果是国王，则尸体放入沉香液和樟脑里。亲人要哭三年，不哭的人不分男女都要挨打。边打边问他：‘难道对死者你不悲痛吗？’死者被埋入坟墓，其墓葬和阿拉伯人的坟墓相似，但继续为死者供奉食物，并声称死者是可以吃喝的。事实上，人们把食物放在死者旁边，到了夜里或第二天早晨，食物便不见了，故称是死者吃了。只要尸体停在家里，就哭声不断，为了死者，有的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过去，当埋葬国王时，往往是把他生前的用具、衣服和腰带（他们的腰带是很贵重的）一起埋掉，现在这一习惯已经取消，因为坟墓常常被挖，坟中什物都被盗走。”（页16）如果把死者的棺材放在家中一年，无论如何都于健康无益。关于服装方面的：“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女人的头发露在外面，几个梳子同时插在头上，有时一个女人头上，可多达二十个象牙或别种材料做的梳子。男人头上戴着一种和我们的帽子相似的头巾。”整个看来，阿拉伯商人对中国的观感颇好：“中国更美丽，更令人神往。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城市，而在中国人那里则到处是城墙围绕的城市。”“中国人比印度人更为健康。在中国疾病较少，中国人看上去较为健壮，很少看到一个盲人或者独目失明的人，也很少看到一个残废人，而在印度，这一类的人则是屡见不鲜的。”“在印度，很多地区是荒无人烟的，而在中国，所有土地均被耕种，全国人口密集。”“中国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在衣着和所使用的牲畜方面更像阿拉伯人。中国人的礼服很像阿拉伯人衣着。他们穿长袍，系腰带，而印度人不分男女，一律披两块布当衣服，另戴金手镯和首饰做装饰。”正像本书法文译者所说的那样，这些阿拉伯商人对中国和印度风俗的记载，并非由于“他们对外国习俗的关怀，而是由于伊斯兰教的法律规定了其信徒的‘社会行为’以至生活细节。因为外国习惯和他们本国风俗相近或者相反而引起伊斯兰教徒感情上的爱和憎”。除了那些与伊斯兰教规明显冲突的风俗以外，比如吃不洁的食物，不做大净等等，看不出中国人在卫生方面有什么特殊落伍之处，相反，中国人的外观和城市面貌还颇引起外人的好感。唐代的中国真的是非常整洁卫生吗？本书没有回答。读过这书，似乎真的是向往多于厌恶。不过，书中也写到黄巢暴动的时候，“强者一旦制服弱者，便侵占领地，捣毁一切，连平民百姓也都杀尽吃光。”还说“这种（吃人肉的）事情，是中国风俗所允许的，而且市集上就公开卖着人肉。”（页97）这又让人感到恶心和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