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绝句的形式进行文艺评论，这并非启功先生的创造。最著名的金代元好问就以论诗绝旬见长，而且同样是组诗巨制。不过，元好问只是绝旬，没有自注。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清代有宋荦原作、朱彝尊和的《论画绝句》，不妨选录宋荦论董其昌一首以见一斑：“华亭天授非人力，六法何妨有未工。多少画家三昧语，留题断纸故麻中。”（见江苏古籍出版社《美术丛书》第一册第268页）
远者姑且不论，启功先生青少年时非常流行的《湖社月刊》，就长期选载过《青霞馆论画绝旬一百首》（见天津古籍书店2005年版《湖社月刊》影印本）。又，黄宾虹先生编辑出版的《美术丛书》从1911年由神州国光社初刊，到1947年增订刊印，也在第二册收录了这组论画绝句，在时间段上也应是启功先生可以读到的。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选录三首吴修（1764—1827）的原作：
“驰誉丹青传右相，犹存历代帝王图。只今谁见僧繇笔，名下无虚会得无。阎立本帝王图自汉至隋仅十三帝，绢本淡色，用笔浑穆，冕服之古所不待言，览之使人心容俱肃，立本官拜右相，时姜恪以战功擢左相，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嘲。董迪《广川书跋》言，立本尝至荆州，得张僧繇画，初犹未解，日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日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日名下定无虚士。十日不去，寝卧其下，图载孙退谷《庚子销夏录》，藏金陵人家，乾隆间为宦游者购去。”（《湖社月刊》上册第512页，原无标点）
“墨林鉴古世争传，托兴丹青亦偶然。若不论文论书法，却教错用免题钱。项墨林书得松雪翁意，而题画辞旬多累，当时乞其画者先以青钱三百块馈小童，画毕即用印取出，免其题识，谓之免题钱。”（《湖社月刊》中册第1069页，原无标点）
“不为传名定爱钱，笑他张姓谎连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崇正时有云间张泰阶者，集新造晋唐以来伪画二百件，并刻为《宝绘录》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无家不备，宋以前诸图，皆赵松雪、俞紫芝、邓善之、柯丹丘、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数人题识，终以文衡山，而不杂他人。览之足以发笑，岂先流布其书，后乃以伪画出售，希得厚值耶？数十年间，余曾见十余种，其诗跋乃一人所写，用松江黄粉笺居多，《四库全书提要》收此书，疑其出于一手，未之信也。”（《美术丛书》第二册第10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这几篇有史有论有掌故，诗才与文笔都不同凡响，读来妙趣横生。
吴氏所论是画，启老所论是书，除去一书一画的区别，两人的绝句一百首在体例、格式、结构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当然不能用无意巧合来解释，吴修对启功的启发之功不可抹杀，而此一点我在各个版本的启功论书绝句与相关书籍中却没见到言及吴修的文字。启功先生固然不必一一交代自己的诗文书画师法所自，但是对后人来说，分清启功先生的论著作品中哪些是启功先生的创造，哪些是启功先生的继承，却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对启功先生的成就的评价。
启功的九世祖雍正、曾祖溥良
启功是雍正的第九代孙，是清朝宗室。他幼年三岁时在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皈依了喇嘛教，成了记名的小和尚，选择雍和宫，除了别的因素，与雍正的血缘关系显然不无影响。他学过很多经咒，到老都记得。在他妻子去世时，他独自悄悄地在爱妻遗体前默念《往生咒》，此一感人至深的细节，也透露出他对佛经的童子功是终生未离身的。
启功的曾祖溥良与五叔祖毓厚分别被收录进《清史稿》、《皇子世表》，曾祖的名字还记载在《部院大臣年表》中。（见中华书局《清史稿》第18册、第23册）
溥良曾任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江苏学政、广东学政等职，是翁同稣的门生，启功有一封翁同稣写给溥良的信，是为了张謇的前途修书，信中暗示如果能多多照顾张謇，翁自会补救科考中未取溥良之子启功之祖的失误。事后果然张得中状元，而溥良之子也登科进土及第。这说明了在任何社会都有权力与人员安排的交易，不仅仅是唯才是举。
中国自古以来是重血统、门第的，家庭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是所谓龙子龙孙。在三国时代连并无实据的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这一身份，都显得那么有号召力、能得到众将拥戴，何况在启功的时代，雍正皇帝的九世孙这一身份，是足以让社会各界人士另眼相看的。启功后来一直是蒙祖荫成长起来的，他的事业上的机遇，最主要的还是靠他祖辈的关系与余荫。
不理解这一层，就无法真正理解与解释启功现象。启功绝对不是孤儿寡母自学成才的高尔基，完全靠天才与勤奋加上机遇取得了旁人莫及的成就。天赋与才学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不过不能忽视一点，启功是拥有无形的特权的皇室后裔，所以他的一生总是有贵人相助，一路绿灯。
与启功同时代才学相当的也不乏其人，如苏州朱季海先生，然而却穷困失助，空有一肚子学问与智慧，到八九十岁还只能步行去书店立着读书，莫说当文史馆馆长，就是连个大学教授的职位也没得着！所以，若说社会尊重的是才华与学问、成就，实在是与生活实际不吻和。
启功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背景
启功先生在文博书画与古代汉语与古典文学等领域是饱读之士，其博学，是同时代人都共同认可并佩服的。如黄苗子先生就曾对我感叹启功先生在碑帖上的学问之精深。
不过，客观地说，启功先生的知识结构与阅读面，基本上是以国学或旧学为范围，也就是主要是传统文化。至于外国的东西，如西方文学、艺术与哲学等等思潮与理论，似乎与启功是绝缘的。这种知识结构，与启功一生都在北京城度过密切相关，而且，他在政治等方面的相对边缘化、不激进，使他与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始终有着距离，他所接触交往的全是遗老或旧学者，所以，对外来的文化与思想，既没有接触，也没有兴趣。
在同一时代，北京的学术界、教育界其实是以留学生为主流的，胡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陈独秀以至于王力、钱锺书、陈寅恪，都是如此。他们接受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同时也在中国推广以德、赛二先生为旗帜的学说。耐人寻味的是，在启功的交际圈里，甚至找不到几位有外国文化学养背景的人，即便是在八九十年代，启功与钱锺书俨然成为文化界两大头面人物时，或者更晚一些，在启功去世前的21世纪头五年，季羡林取代钱锺书成为与启功平分秋色的双子星座时，启功先生与钱锺书、季羡林的社交轨迹仍然很少有相交的地方，虽然在场面上这种机会理当大量存在。
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与留洋归来的学者文人相比，启功是土生土长的，即使是在语言文字与文学等领域，不同的文化与学术背景，造成了启功与上述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互不往来，具体的证据就是对彼此的著作等等相互不评介、会议活动互不出席。
在学术著作中，我们甚至可以找到启功先生对有西学背景的同行的很不以为然的议论，如在汉语现象研究方面，他多次对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汉语语法学进行非议。可以说，在严格意义上，古汉语、诗文声律这两个学术领域，启功与王力是重合的，当然，留学法国的博士王力教授的学术地位与影响是远远高于启功的，因此，在王力在世时主持编写相关教材时，从未邀请过启功参与，而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对王力颇有名声的皇皇巨著《汉语诗律学》闭口不谈。在同一专业学科的论著，在同一时代、同一城市，这种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是很难有其他的解释的。
不仅是语言学等学科，在文学、艺术等专业，启功似乎也很少有接触西方作品的记录。按照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观点（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哲学家》），当代人的文化曰益是世界的、杂交的，而启功的知识结构却是纯而又纯的。这是启功成就的一个特点，专、精固然是优点，但同时也正是其局限所在。
启功对毛泽东诗词与书法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