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晚会期间，郭冬临带给他们的欢笑比春节晚会还多。
可以说，郭冬临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喜剧明星，他的父母为之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和巨大的心血。他最崇拜的人就是父母。说到父母，刚才还一脸笑容的郭冬临眼圈儿红了。他低下头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沉默片刻，说：“还是别说了吧，说起来全是泪水……”在笔者的坚决要求下，郭冬临抹了抹片刻红肿起来的眼睛，语调沉重地跟笔者讲述了他成长过程中和父母患难与共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今天还有砂糖吗
在五六十年代，我父亲是有名的山东快书演员。父亲只要走到舞台麦克风前，观众的掌声就会异常热烈，按照曲艺的行话说，是属于非常有“台缘”的演员。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教我说山东快书。有时候我练得烦了，忍不住就问父亲：“练了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台？”父亲说：“什么时候铜板把手磨出茧子来了，你就可以上台了。”于是，我就天天拿着铜板磨手。
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文革”来了。由于我大爷（伯伯）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解放那年去了台湾，我一家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霉运生活。因为这一关系，已经答应要调父亲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反悔了，母亲也受到了牵连，被下放去了烟台。
接着，父亲被停止了演出的资格，工资也没有了，妈妈也失去了工作。父亲不得已找了个拉板车的活，给罐头厂取货送货挣点伙食费。有一次，父亲送货回来给我们带回来一包砂糖，我和哥哥乐得都跳了起来，快乐地用馒头夹砂糖吃。爸爸含糊说是厂里同事送的。第二天，爸爸送货走时，我和哥哥就问：“今天还有砂糖吗？”
父亲高兴地说：“有，你们在家等着，爸爸给你们拿去。”我们在家流着口水等，一直到天黑，既没等到砂糖，也没等到父亲。妈妈急了，拉着我跑到厂门口去接爸爸回家。我和妈妈刚到厂门口，就见两个人对我爸爸推推搡搡，我爸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笑。妈妈跑过去就问怎么回事。那两人义愤填膺地说：“他偷了我们厂的砂糖，被我们抓住了。”我这才知道爸爸为了我们，趁送货时偷了砂糖。父亲求饶道：“我给你们放下还不行吗，我不是故意的……”最后，父亲丢掉了这份工作。他和妈妈怎么求都不行。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句话都没说，妈妈一个劲儿流泪。叔叔、阿姨，我饿了，给我一碗汤吧
父亲费尽周折又找了一个工作，还是拉排子车给别人送货。那时候，我就跟着爸爸送货，有时间，父亲就教我说快书。那年冬天，我跟着父亲拉了一车的货，路过饭馆。看到饭馆里热腾腾的包子、面条，又冷又饿，我不想动了，眼巴巴地看着饭馆里的东西。父亲看着我，叹口气说：“三子，你在这儿看着车，我进去给你要碗热汤。”一会儿，父亲出来了，自嘲说：“我年纪大了，他们不给，三子你进去吧，你是孩子，他们会给的。”父亲一说完，我就迫不及待地进去了，一进去，看到好多人在吃饭，我就走到吃饭人最多的桌前说：“叔叔、阿姨，我饿了，给我一碗汤吧。”人家不耐烦说：“去去去，这是哪儿来的孩子！”这时，父亲不放心，把车锁好也进来了。我和父亲就一直等到人家吃完了，父亲看到碗里还剩点汤，就把自带的饼泡在汤里让我吃。
就在我拿第二碗的时候，我这辈子最恨的女人出现了。她大概四十来岁，满脸横肉，是饭馆的服务员。她眼睛斜着我们，不屑地往我们的碗里吐了一口唾沫。我气得要冲上去跟她打一架，父亲一把拉住我，冷冷地看着她，把碗端了过来。也许这个女人被父亲盯得害怕了，有些胆法地走了。父亲慢慢地把碗里的汤倒在一起，就这样，我和父亲含着眼泪把饼泡在汤里吃了。当时我还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父亲真是太能忍辱负重了。想想父亲当时也是文艺界的名人，也是从鲜花和掌声中走过来的。我哭着说：“爸爸，别吃，太脏了。”父亲却默默地吃着。回家的路上，父亲就说了一句话：“三子，这事别跟你妈妈说，不要让她伤心。”那时，我每每想起来，就很生气，甚至还觉得父亲有些窝囊。现在，我才理解父亲，人活着实在太不容易了。这件事对我来讲是刻骨铭心的。父亲了了一生的愿
父亲非常疼爱我，这辈子只打过我一次。那时马季、唐杰忠、赵连甲等老师跟我父亲的关系特别好。父亲在罐头厂送货的时候，就攒了几个编好网套的罐头瓶送给他们喝茶。那时，还特别兴用这种瓶喝茶。记得请马季等老师吃饭的时候，家里穷，没有那么多钱买肉，父亲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把所有的肉全炒出来，放在一个碗里，然后炒一个菜加一点肉，等端上桌之前再加一点肉盖在上面，看起来显得肉很多。吃饭的时候，菜一端上来，我就挑肉吃。当时我心想，平常家里吃肉太不容易了，今天总算逮着机会，可以过上一把吃肉的瘾了。开始，我爸爸朝我瞪了两眼，还笑着说：“三子，你把肉吃完了，客人怎么吃啊。”我由于年纪小，再加上母亲特惯我，就没在意，还是不管不顾地挑肉吃。后来，父亲又狠狠地瞪我几眼，我还是装着没看见。父亲实在气不过了，“啪”的给了我一巴掌，为了不让马季等老师难堪，父亲还强装笑颜说：“三子，别吃了……”父亲这一巴掌打得我的牙都掉了。妈妈怕我哭起来不好，赶紧把我抱到里屋，哄着我别哭。等马季老师他们走了，妈妈跟父亲大吵了一架。父亲气愤地说：“这些人请都请不来，虽然以前共过事，但现在咱们不如人家，人家能来是看得起咱们。这孩子太不懂事了，太不象话了！”因为这件事，父亲和母亲好几天没说话。
后来，“文革”结束了，父亲也平反了，家里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可是，好景不常，父亲又因为我大爷出事了。上次是“反革命”，这次却是连命都搭进去了。那是在1987年，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好转，当时父亲拍的一部电视剧在福建播出了。我大爷的一个同事正好回福建探亲，看到了这部电视剧，觉得电视里的演员太像我大爷了。他曾听我大爷说过，内地有个弟弟是搞文艺的，回去时，就把这部电视剧的录像带送给了我大爷，我大爷一看录像带就说：“没错，就是我弟弟。”两边联系上之后，就合计着如何见面。由于那时我大爷在部队还没退役，就不能来内地，只能在香港见面。父亲去了香港和我大爷见上面之后，又跟着大爷去了台湾。哥俩一见面，抱着又哭又笑，觉也不睡，一聊就是好几宿。父亲回来的时候，大爷给家里买了冰箱等好多东西。也许是见到了自己久别的哥哥太兴奋、太激动，父亲刚下飞机就不行了，直接就被拉到了医院。等我妈赶到医院，父亲一句话没说完就咽气了。
父亲去世时，我正在普陀山拍戏。我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蛇，拍完戏回去的时候，突然间一条小黑蛇从我身边游过去了。我当时就寻思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刚回到剧组，就收到家里发来的电报，告知父亲病故了。其实，爸爸那一年才54岁。记得送父亲上火葬场的那天，下着毛毛雨，刮着大风。我把父亲从冰柜里推出来，往火里送的时候，我就觉着天都快要塌下来了。那种感觉，那份痛苦，用什么词都没法形容。
妈妈，我们那难忘的卖唱生涯
从外貌和在台上的动作，别人都说我像极了父亲。其实，从性格上我更像我母亲。母亲十分疼爱我，在母亲眼里，她的儿子哪儿都比别人的儿子好。我20岁以前，就没有离开过母亲一步。上学时，连喜欢我的女同学给我写的信都给我母亲看。我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事业上也发展得不错，有了自己的房和车。但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带着我一村一村卖艺挣钱的那段血泪日子。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干活不小心砸断了腿，在家一歇就是一年多。为了生存，母亲带着我到处卖艺谋生。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到济南演出，为了省钱，就想搭个货车。母亲打听到有辆货车到济南时，就跑到车上问人家：“大哥，能不能搭个便车？”那个家伙同意了。后来母亲看到守车还有空地，就希望人家能让我们坐守车。因为坐守车不但可以休息，冬天还可以烤火。那个家伙不怀好意地说：“你坐守车可以，你儿子得上前面去。”母亲一听，勃然大怒，就跟人家骂起来了。这时货车已经开了。我当时的个子很矮，只到母亲腰那儿，手里还拿着弦子，鼻涕拉得老长，也不会说普通话，就跳起来用山东话学着我妈妈骂那个不怀好意的家伙。
那天，天还下着大雪，我和母亲只有扒货车了。最后，我们终于扒上了一辆煤车。这辆煤车车厢上面还没有顶，寒风刺骨，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人冻僵。为了让我暖和点，母亲就用整个身体挡在我前面，等到了地方，母亲冻得上下牙直打架，连话都说不出来。等把我抱出来的时候，已经分不清哪个是我哪些是煤了。就这样，我跟着母亲一村一村唱书，有时候还吃不上饭。一次，我和母亲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母亲就跟我说：“三子，你看着点儿人，我去挖点地瓜。”我当时也没在意，母亲可能饿晕了，也没看有没有人，只管低头挖，挖着挖着，就挖到两只脚，顺着脚往上一看，人家已经站在那儿看着母亲挖了半天了。他呵斥道：“你于什么呢？”母亲又羞又愧，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只是尝尝……”人家一看我和母亲的样子，可能也看出来我们不是什么坏人，口气就缓和多了，说：“有你这么尝的吗……”后来，这个人没再说什么，就让我们走了。
那时，母亲唱一场两个半小时，只收两块五毛钱。有一次，我和母亲到一个村里去演唱，母亲唱着唱着就累得不行，小声对我说：“三子，妈累了，你上去给妈垫个场，妈休息一下再唱。”我当时一看，下面那么多人，就吓坏了，我胆怯地说：“妈，下面那么多人，我不唱。”母亲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几乎用央求的口气对我说：“三子，妈真的累了，你替妈唱一会儿吧。”无论母亲怎么说，我还是不唱。母亲最后急了，气愤地把说书用的弦子撅断了，对听书的观众说：“对不起各位，今天这两块五毛钱我不要了，我要教训教训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母亲不顾大家的劝阻，把我拉到麦场，用竹胚子打了我一个多小时，母亲边打边哭：“三子，你太不懂事了！我快累死了，你都不知道心疼。妈要下场喝口水，你不唱，听书的人就全走了，他们一走，就没人会给钱了……你该懂事了，你今后干不干这行，我不管，可是你应该心疼妈啊，妈平常多疼你啊，你怎么……”母亲打完后，把我又抱在怀里，摸着我的伤，后悔得直哭。我也哭着对母亲说：“妈，我错了，我唱，我唱……”此后，我看到母亲累了，就会主动说：“妈，你下来喝口水，喘喘气，我替你唱一段。”可以说，我跟母亲这段艰难的卖艺生涯，对我以后的演艺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你说，我连这种苦都吃了，都不怕，还有什么事情比这还要艰难呢？从那以后，我一遇到困难的事情，只要想一想起跟母亲卖艺的日子，一挺也就过去了。我还是想着和你爸过的那苦难日子
这段日子过去多少年了，我有时回家跟母亲一聊起这事，母亲就抱着我哭，说：“三子，小时你受苦了，妈妈老打你……”我就说：“妈，你小时候要是不严格，你儿子哪有今天？要不，我把弦子拿来，妈，你再唱一段吧。”母亲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我的心就像撕碎了一样，抱着妈妈痛哭起来。
现在我虽然有名了，也有了些钱，但我却没法把母亲接到北京来养老。因为我自己现在的生活还是动荡的，整天东奔西跑，怕母亲看到我这样不安定的日子伤心。为了让母亲的晚年过得好一点，我在大庆给母亲买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给母亲请了两个小阿姨照顾她的生活，每个月我都按时给母亲寄钱。尽管母亲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但在精神上还是没办法填补。朋友都说我是个孝子，我说我不是。我要是个孝子，我就应该把妈接过来，天天陪着母亲，等母亲过世后，我再出去发展我的事业。可是事实上我的确做不到，这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事情。有时候回去，看到母亲比较孤独，我就劝我妈：“父亲过世这么久了，您也这么大岁数了，还是找个老伴互相照顾一下吧，儿子不会有什么意见的。”而母亲总是说：“三子，我还是忘不了你爸，我还是想着和你爸过的那些苦难日子……”我想，等我的事业真正稳定下来，还是把母亲接到身边来，让母亲跟着我总比她一个人好一些。
别看我在舞台上演小品的时候开心、幽默得不得了，其实我的内心有时还是很脆弱，我心里还有童年那段没有保障生活的阴影。有时候，朋友们在一起，高高兴兴玩得不亦乐乎，我会突然沉默起来，人家还以为我怎么了呢。有时候看电影、听歌，或者看到外面下雨，我都会突然地掉泪。我所经受的那段苦难日子实在太刻骨铭心了，所以总是经常回到那种感觉中去。知道我家情况的朋友都会说，没想到你受了那么大的苦，还能跟没事一样，真坚强。其实他们不知道，一想起那段日子，我的心都在流血。可是正是那段生活、正是我的父母告诉了我什么叫做生活。今后，无论火与不火，我都会让自己有一颗平常心。
听完郭冬临这段浸满泪水的人生经历，笔者被深深地震撼了。郭冬临笑笑说：“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这段岁月就像电影一样闪现在眼前。没有这段人生，也许就没有那么深的领悟……”“演艺界不好混，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过的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成天给人低着头，陪着笑脸。为了让人家对我有个好印象，逢年过节，有时单位发一箱苹果，发一桶油我都会送出去……”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拥有了那段苦难的日子，郭冬临才能够微笑着面对人生的种种沟沟坎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