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8年春，张闻天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对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基础上出现的经济势头思想上感到十分兴奋，这一年2月他参观了上海、杭州的一些企业之后，曾经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从群众的建设热情中受到的鼓舞和教育，毛泽东也亲自复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但是，对于当时在批判“反冒进”气氛下已经出现的追求高指标和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张闻天也有所担心，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年初南宁会议上对1956年“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在思想上有很大抵触，认为“有冒进也要讲”。张闻天的这些思想是同他后来在“大跃进”中形成系统的反“左”思想直接有关的。
张闻天反“左”的一套想法是随着他对当时一系列“左’倾错误的觉察而逐步形成的。正如他自己陈述当时反“左”思想形成的原因时所说，“主要的问题是：搞土高炉动员那么多人上山，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人民日报》又有些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主观能动性文章，批评按劳取酬和条件论，有些同志跟外国人谈话说共产主义快来了等等。这样，我得出总的感觉就是太‘左’了，过火了。”
张闻天以上认识形成的时间，大体是在1958年10月他从东北调查回来之后。东北是张闻天工作过将近5年的地方，他熟悉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差不多一个月之后，他就跑到那里，想从那里直接取得第一手资料。结果他亲眼看到了这个运动所呈现的一种盲目性。人们还不知道那里有矿石就往山上跑，甚至用石头来砸矿石，花费了大量劳力和成本，而炼出来的铁又都质量很差，根本不能用。当他看到这种情况时就觉察到问题确实不小，当场就向周围一些同志表示这是得不偿失。
在他东北之行结束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和中央着手纠“左”并召开一系列会议的时候，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认识先后在两次武汉政治局会议匕坦率地讲了。同时他又从这些会议上了解到一些全国的情况，从而在思想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得出了明确否定的结论，12月武昌会议之后，他就向身边有的同志说过自己的看法：人民公社、“大跃进”“仅仅起到检阅群众力量的作用。”另一次说到宣传方面错误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理论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是他最早从理论上明确提出这个问题。
到了1959年上半年，一方面党中央在继续纠“左”，另一方面某些“左”的做法和情绪都仍旧在各地继续发展。而张闻天同志在处理繁重的日常外交事务的同时，更加关心全国经济形势的发展。2月他去越南使馆视察，3月回国之后就立即又到广东海南岛地区进行调查，他在这次调查中看到的许多事实又进一步印证了他在此前已经形成的看法。比如海南岛这块物产丰富的宝岛，有的地方饿死人而干部却不敢说。报纸上登的许多消息是浮夸的。他越看心情越沉重，一面参观一面暗想：问题这样严重，确实不能光讲成绩啊!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造成的如此严重问题，促使这位老共产党人不能不向中央发出呼吁了。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之前的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已经一再陈述过自己的意见。在6月一次讨论经济指标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为提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错误，而同与会有的同志争辩起来，但他并没有因为怕别的同志责怪他右而放弃自己的意见，相反地在他这时的思想中继续不停地思考并研究着一年来经济战线上的许多问题。从大炼钢铁想到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结果是马掉了队，造成了比例的严重失调；从高指标想到只凭干劲不行，强调主观能动l生还要不要讲求客观规律；从大搞人海战术想到经济建设是否适合于大搞群众运动；从取消计件工资和吃饭不要钱的这些做法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引起的思想混乱；从人民的生活的困难想到政治挂帅不是最终目的，共产党怎能不关心人民生活。而以上这一切正是构成张闻天后来在庐山会议匕发言的思想基础。
一、更深的思虑：“个人崇拜”和“民主问题”
张闻天的庐山会议发言除了经济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民主问题。这里实际包含了张闻天在发言之前早就产生的更深一层的思虑。张闻天50年代担任大使期间就不仅关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问题，同时也注意研究党的建设问题，特别是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斯大林逝世以后不久，苏共中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苏联担任大使的张闻天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大事，并专门向国内介绍这方面J隋况。我党中央对苏共中央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也是给予肯定的。但是在当时一般人的思想中对于中国党内有无个人崇拜的问题则是考虑不多的。而张闻天在那时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除了对领袖喊万岁有自己的看法外，特别是对于后来日益流行的写文章、作报告满足于引用领袖语录而不注意研究问题，看文件不是看内容而是看有无毛主席批示的状况早就表承反感。他说光引语录没有研究是思想懒汉的表现，认为这样的文章好做，可是要有点独立的见解的文章，就不容易。平对外交部的一些文件很多人不看，可是他本人在上庐山之前的一次使节务虚会上的发言，毛主席批过后，大家就看了。对此他在庐山发言之前很有感慨地说，“主席批了大家才看，这不是迷信!现在亏得主席看了不少东西，也只有靠主席看一些、批一些东西，否则这些东西谁看?”
对于个人迷信现象的体察也是同他对执政党条件下党群关系的密切关注分不开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对于1957年整风基本形势的认识和实际对“反右派斗争”的态度。
在国内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之后，6月16日张闻天在印尼使馆的一次介绍国内情况的报告中说，国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热闹，各种意见都有，基本是好，善意的，对我们很有益处，对改进工作很有帮助。”又说：“群众不满，锋芒首先针对领导。几千年来是官逼民反，基本解决办法是领导接近群众，减少特殊待遇，改变警卫制度，推倒领导人与人民之间的墙。”及至他出国回来之后，他对于外交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划那么多右派是很有意见的，在他的坚持反对下才使得有些人得以幸免带上右派的帽子。后来对于让所有右派去农场劳动改造，他也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这些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应该让他们发挥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特长，在他的提议下，一些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才又从农场调回部内。以上这些自然也就成为后来整位“右倾”的一个罪证。．
他在党内生活方面更深的担忧，还是从1958年开始的，事实上这一年春天他不仅看到了经济战线上“左”倾思潮的增长，而且还为南宁会议暴露出的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担忧。及至大跃进掀起之后，他又从调查中进一步看出造成浮夸风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上面，他深有所感地说：“现在讲缺点很难讲，要讲就得在前面加一个帽子，先说成绩是基本的。”
有过长期中央工作经历的张闻天，深知工作指导上出现严重偏差往往是同民主问题特别是中央核心的民主生活的正常与否密切有关的。为了要彻底纠正经济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必须把民主问题郑重地在党内提出来。于是他在1959年4月中央于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特别就民主问题作了发言，发言的中心意思是，民主问题有两个方面，既要提倡大家敢于提意见的精神，而领导上也要造成使大家敢于提不同意见的空气。
张闻天在作这个发言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进行纠正1958年错误的时候。对于这种纠正他是衷心拥护的，然而他又感到有些做法还是过份地突出了领袖的个人作用。对于日益严重的个人说了算的不正常状况，张闻天自然地联想到苏联斯大林晚年的错误。他在上庐山之前就曾经流露过这样的想法：“斯大林后期威信确实很高，谁敢给他提意见?斯大林听不到反面意见，因此，犯了很大错误。当前国内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呢?上面随便讲一句，下面就当作圣旨。”因此张闻天同志是带着双重忧虑的心情上山的，他后来的发言不但讲了经济问题，而且讲了民主问题，同样不是偶然的。
二、上庐山：“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
张闻天在庐山发言中谈到产生缺点的原因时说，总结经验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这段话表达了张闻天整个发言的目的和出发点，可惜这个想法后来是被完全歪曲了。
就以被列为所谓反党主要罪证的他同彭德怀的交往来说，张闻天与彭德怀一样都是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的。他后来在批判他的会上胸襟坦荡地说：“为什么同他(指彭德怀)来往较多，一方面是住在隔壁(指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住处)，更主要的是思想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了，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
然而事有巧合，庐山会议之前他曾同彭德怀一起经莫斯科到波兰去，批判时就从其中搜寻他们互相“勾结”并里通外国的罪状，其实当时张闻天是去出席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会议，而彭德怀则是应波兰邀请率领军事代表团进行访问，当时两人忙于各自的外事活动，就连接触闲谈的机会者很少。出国回来，两人都因为从事一段紧张的外事活动之后感到疲劳，但是出于对1958年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共同关注，使得他们两人又都不顾休息而积极地参加了庐山会议。就在庐山会议前夕，有一次闻天同志在中南海遇到彭老总，两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谈起来。彭德怀谈到去年9月以后“左”的错误时就谠隋况很严重，他把有一个省发生大量浮肿病的情况告诉了闻天同志。这次交谈中共同都说到中央应该做些检讨，要总结经验。张闻天并问彭德怀这次庐山开会去不去，彭德怀回答这次访问回来身体疲劳不想去了。闻天同志则说，“听一听也好。”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上山前的共同思想基础。
及至上山之后会议期间，张闻天与彭德怀接触多一些，但也仍然是基于要总结缺点教训的共同思想，希望促进会议向着深入总结的方向发展。由于观点的相同，交谈也就愈加深入，除了交谈工作指导上的缺点和一般的原因之外，内容也确实涉及到毛泽东本人的缺点。但其出发点同样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心。张闻天在后来“检讨”中就坦然地说，“关于斯大林后期的问题，是从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集体领导等问题扯起来的。”然而当时会议期间两位政治局成员的这种出于公心的议论却成了证明他们所谓阴谋反党的尖端材料。应该说这恰恰是党内生活严重不正常的表现。
再以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本身来说，这个发言与彭德怀14日的信虽然都是在毛泽东还主张讲缺点，会议基本上都还在讨论纠“左”的背景下作出的，可是到了张闻天发言的前夕，整个会议的气氛已经趋于紧张。一部分讲缺点讲得多些同志，感到愈来愈大的压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张闻天21日即将发言之前，胡乔木曾给他打来一个电话，以关切的态度劝他少讲一些，可是他还是照原来准备的提纲讲了，一讲就讲了3个小时。发言之后隔了一天，毛泽东就发表了讲话，整个会议就立刻从原来纠“左”转到反右了。
一场争论结束了，接着开始的是暴风雨式的批判。张闻天虽然事先也曾多少预计到可能发生的后果。但却没有想到这样劈头而来的严重打击，从而深深地陷入苦思之中。持续的失眠迫使他只好求助于安眠药片了。个人的得失，他并没有多少考虑，而最使他失望并且压抑不住愤懑的是，如此地对待不同意见将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带来什么影响?他在第一次“检讨”写完之后就对身边的秘书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所以问题还是党内民主。”
批判的调子不断地升级，闻天同志在批判开始不久就已经看出一种危险，“他们想退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他暗想，“那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倒有一个!”他的内心是坦然的，因此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逼问，他的回答始终只是说，他同彭德怀谈过相同的所谓“右倾思想”，谈得比较多这就叫加入了吧。至于俱乐部的组织怎样、计划怎样，他都一概不知。
会议结束了，但是会议的曲折发展局外人自然是不得而知的。张闻天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刘英同志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你搞外交工作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发言?他的回答是平静的，只是在语气上稍微有些激动。他说他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是啊．早在这一年4月他从广东海南岛参观回来的时候就对刘英同志说过，他看到现在讲缺点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后来他又表示：“对于这些缺点越是不要我讲，我就越是要讲，因为我脑子里就存在那些东西啊。”事实上他早就知道开顶风船确实不易，但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促动着他要讲缺点，要讲真话。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后悔。
庐山会议遭受错误的批判之后，张闻天被撤销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这对于一向不争名位的他来说，倒确实算不了什么。然而撤销职务首先给他带来了生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再不去每天上班，并几乎停止了所有的对外来往。一位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老人开始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孤寂的晚年生活。对于这种生活的变化，他很快就使自己适应了下来。但是，对于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共产党人来说，最大的痛苦还是在于没有工作。经过几次申请，最后才被批准派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名特约研究员，当他得到这项工作通知的时候，心情非常高兴，兴奋地对刘英说，总算找到工作了。
(张培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