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对敌人是这样，那么对同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需要谈判，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的个个都是圣人，没有错误，互相之间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了，都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了，不需要谈判，不需要交换意见，不需要协商了。这些还是需要的。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50％的、40％的，所以还是要谈判，还要帮助改正错误，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就不同于跟帝国主义的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我们这次召开12党会议不就是谈判吗?60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
毛主席说，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争，另一方面跟他团结，斗争的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是原则性，团结就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妥协，这是灵活性，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就是因为用了这种方法，团结的、协商的、谈判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的方法，互相妥协的方法。
毛主席还说，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谈谈怎么运用辩证法的问题。
毛主席在这个讲话中间讲到哲学问题，辩证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苏两党共同起草宣言草案的时候，毛主席曾建议在宣言里面加上要讲辩证唯物主义，要使哲学成为人民群众的哲学，所以毛主席在18日的讲话里，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毛主席这三次讲话都是即席发言。第三次发言长一点，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前两次都是即席讲话。三次讲话都是讲的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是当时大家关心的、有不同意见的一些问题，对会议的成功，圆满达成协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反映很好。
争论和协商一致
前面谈到了兄弟党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在起草宣言过程中间就反映在由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里面。
起草委员会开始是由中苏两党的代表组成。从11月6日以后，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加上南斯拉夫党的代表都参加了。根据苏联同志的意见，也吸收法国党和意大利党的代表参加。这样，一共有15个党的代表参加起草委员会，后来，又再扩大为60多个党都有代表参加。虽然说是有60多个党的代表参加，但是实际上有些党的代表经常不参加，他们觉得没有很大必要，也提不出很多意见，所以经常参加的也就是10多个、20多个党的代表。
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声明，他们参加会议是听听大家的意见，不准备在宣言上签字，后来南共主席团决定：不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他们还说他们党早就收到苏共的宣言草案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苏共在把他们的宣言草案(第一稿)送给我们之前，已经预先同南共联盟交换过意见。南共是反对这个宣言草案的，后来南共主席团决定：不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但也不声明反对这个宣言。这之后，苏共才向我们发出宣言草稿，就是我们在10月28日收到的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第一稿。
在起草宣言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为了在这些问题上使不同的意见求得一致，并具体落实到文字上，起草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经过充分协商，才取得一致意见。
意见分歧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美帝国主义的问题。在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主要是我党代表团起草的，后来苏共中央经讨论修改后接受的)中，不少地方讲到美帝国主义，比如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无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美帝国主义要称霸世界是不能得逞的”这样一些提法。
这些提法首先遭到波兰党的反对。波兰党的代表认为，这样说太过分，整个宣言调子太高，不仅波兰人民接受不了，而且波兰党内也会有许多人接受不了，他希望修改，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提“掘墓人”。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尽量避免这种太刺眼、太刺耳的提法。
南斯拉夫的代表虽然声明不参加签字，他也附和波兰党的意见，认为这种讲法太强烈。
意大利党也觉得太尖锐了不好。
至于美国党，他开始就声明不准备在宣言上签字，也不能公开宣布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根据美国麦卡锡法案，这种行为在法庭上就可能被控告犯叛国罪，如果他参加了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很容易被反动派抓住作为一个借口，宣判他们党为非法。他们虽然不赞成这种提法，但也不是太坚持，因为他们不签字，连参加会议都不愿意宣布。
根据这种情况，经过再三斟酌、反复磋商，双方作了妥协。最后把“美帝国主义”改成“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或者“美国某些侵略集团”，把“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改为“美国某些侵略集团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把“美帝国主义要称霸世界”改成“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力图依靠所谓实力地位政策统治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对“掘墓人”，把主语改换了一下，改成“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样，虽然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做了一些妥协，但是这方面的原则我们还是坚持了。结果连波兰同志也觉得可以接受。当然在我们自己的文章上，比如关于莫斯科会议的社论，我们还是讲美帝国主义。
第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中苏共同草案原来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同时也讲到现在力量对比有利于和平势力，存在着制止帝国主义战争阴谋、使它不能得逞的机会。 这种提法，意大利党、法国党，甚至波兰党都表示不满意。他们认为现在应该是突出可以消灭战争。在讨论、协商过程中间，他们一方面批评我们对帝国主义估计不足。按照他们说我们对帝国主义估计不足这个逻辑，那就应该说战争的危险性增加了，帝国主义很强大了，可以指使一切了。但是，他们的结论又不是这样，他们说他们讲帝国主义很强大，对它要有足够的估计，是为着动员和平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应该强调战争可以避免，否则争取和平就没有信心了，动员不了人民。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前后矛盾。
我党代表再三说明，我们从来也没有说战争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今年、明年，或者后年，大后年就可能爆发，我们没有这个观点。但是我们认为，战争问题上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可能爆发，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可能制止，可能推迟。
争论的结果，双方都做了妥协。首先是强调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把“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改成“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这个意见他们接受了。经过反复协商，大家才同意：一方面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破坏和平的侵略政策造成新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讲和平力量已经大大增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就是说，两种可能性都讲到了，而且还强调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
这样的修改对我们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原则坚持了，没有把战争可以避免问题讲死，没有只讲可以避免这一种可能性。当然，在60多个党通过的另一个文件即《和平宣言》中，就只强调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这个宣言提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的和巩固起来的。这个提法当然和12党的宣言不一样。因为它要照顾到大多数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需要，它们要抓和平旗帜，要加强和平运动，要动员更多的人来为和平而斗争，为防止战争而斗争，作为一个策略口号提出来也是可以的。我们也就没有坚持一定要修改这个提法。
第三，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以苏联为首是我党代表团到莫斯科以后，起草一个提交中苏两党讨论的宣言草案里首先提出来的。苏共开始不同意。苏共在兄弟党的关系上，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斯大林的坏作风，一切都得听他的，现在虽然稍有改进，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想充当头头，由他来一锤定音。说来也很怪，这次我们提出以苏联为首以后，他觉得太刺眼，不愿意提。个中心理是怕其他兄弟党反对，下不了台。
后来，毛主席拜会赫鲁晓夫的时候向他解释说，我们所以坚持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你们才能够领头，你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了40年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当不了头的。赫鲁晓夫接着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主席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后来赫鲁晓夫也就同意了。但是有些兄弟党就反对，波兰反对，南斯拉夫反对，意大利也反对，还有其他党虽然没有提出反对，但心里也是不赞成，对我们的提法不表示态度。
后来我们根据毛主席在14日12党会议上发言的观点，在起草委员会中反复解释。苏共代表也再三表示：要尊重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平等协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在这以后，兄弟党才觉得以苏联为首也还可以。但是波兰党代表仍很担心，他特别声明说，要说清楚苏联召集会议是以协商为前提，而且只是召集会议。召集会议本身也要协商，什么时候开会要协商，讨论什么问题也要协商，会议做出的决议更要协商。波兰党明确表示这一点以后，还特别提出不能成立国际组织。苏共代表公开表示，不再成立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像情报局那样的组织也不成立。这样大家才接受了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时在宣言里加上了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并且规定在经济和文化合作上互助互利的内容。这样，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第四，关于共同规律、共同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就提出来了。我党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中加上这个内容，并要代表团考虑怎么样写比较科学。所以我党代表团在向苏共提出的宣言草案里，就写了几条共同规律。后来经过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补充修改，才在宣言的第三部分确定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规律。当然这只是文字上的规定，但大家能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共同规律上求得统一认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功。
过去我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性，也有民族特点，不要因为强调民族特点而忽视共同性，也不要因为强调共同性而忽视民族特点。共同性是一般规律，怎么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千万不能忽视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虽然两方面都讲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更强调共同规律，没有更多地强调民族特点。
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好些党都说自己的党是马克思主义，要建设自己党的牌号的社会主义。波兰党认为自己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党也认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意大利党更是这样。他们主张多中心，认为各有各的社会主义，不能强求一律。这就没有什么共同规律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会上强调共同规律，但是也提到民族特点。怎么样实现这些共同规律，就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方针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两方面都讲到。
在讨论过程中间，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的党的代表更多的是强调民族特点。特别是意共代表，他认为欧洲各国不一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而应强调可以采取和平过渡的形式，通过议会取得政权。因为这件事情，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两个人还吵了起来。多列士认为还是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反对陶里亚蒂的意见。这两个党长时间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争论不休。
在起草委员会中，我们对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关于民族特点方面，我们强调，如果认为要根据共同规律就是抄袭其他共产党的政策、策略，这是错误的。忽视自己民族的特点就一定会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同时我们也说到，不能借口民族特点来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背离共同规律。我们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强调各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提法，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第五，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在我们起草的宣言草案里，对两者都反对，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
在会议过程中间，波兰党代表提出，在波兰党来讲，当前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就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意见。首先意共代表反对，南斯拉夫党代表也不赞成。意大利党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不是修正主义。结果他的意见又引起法国党的反对。法国党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修正主义。这两个党在过去长时期争论里面，意大利党一些同志认为法国党是教条主义，法国党一些同志认为意大利党是修正主义。
在1956年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毛主席认为，现在要注意修正主义思潮在泛滥，这是当前主要危险。但是我党代表团觉得波兰党所讲的主要反对修正主义，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虽然没有详细阐述，但从他们的发言中感到，他们好像认为苏联那一套就是修正主义。起草委员会经过多次折衷，在宣言草案里两方面都讲到了，讲到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都“必须坚决克服”，又讲要“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对两者都作了介绍。但意大利党还不那么满意。我们再和苏共商量，补充了“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各个党自己判断”这么一句。这样意大利党也认可了。这个问题就达成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