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1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名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接着，毛泽东过问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工作，并把社论初稿带到莫斯科，在他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进一步斟酌修改。社论稿在带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于12月12日正式发表。这篇社论以尖刻的语言批评说：反冒进的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尽管反冒进从9月起接二连三地遭到指责和批评，但周恩来等在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认为是个严重事件。他们深深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在1958年初。
1958年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有针对性地发了一通脾气，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在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没想到反冒进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1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9省2市领导人参加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在开会的头两天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说：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1956年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9与1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看问题要分清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反冒进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南宁会议开会时，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王太子巴德尔。13日，当周恩来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在发言时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接着，他又说：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周恩来在检讨“错误"
毛泽东接连不断的声色俱厉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过冒进的人坐卧不宁。与会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这时，耳闻目睹了毛泽东批评的周恩来，更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从到达南宁的这天起，他几乎天天都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错误”的发言提纲。周恩来于19日上午飞广州会见外宾后马上折回南宁，在尚未适当作息的情况下，便在晚上8时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检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由于周恩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主动承担了责任，未对毛泽东脱离实际的批评作任何解释和申辩，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未使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但是，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却促进了中共党内急躁冒进“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这对，周恩来处在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要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错误”；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的共产党人，他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尽可能要坚持稳重与谨慎的立场。
就在周恩来作检讨后的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增写了“并且争取提前”6个字。诚然，在这时急躁冒进的大气候下，周恩来此举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从细微之处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主动参与者之间，在思想上仍是有一段明显距离的。
毛泽东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但是他也看到只开一两次这样的会议，是不足以把反冒进“空气改变过来”而成为“大跃进”的空气；只有连续召开几次小型、中型再过渡到大型的会议，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反过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虽然这个错误现在还是10个指头中的1个，但如果要固执下去，看问题的方法不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变成两个指头，并发展到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地步。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说：我觉得恩来同志在1956年11月二中全会上的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这两句话。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周恩来在19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23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之后，又在25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40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席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迫使周恩来还将在下一轮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照毛泽东所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继续检讨。
26日，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拘地方。
由于以上中共中央召开的多次中小型会议，毛泽东都顺利地开展了反反冒进的斗争，这就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和“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和理论等方面的准备，全国性的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局势已经形成。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5月5日，作为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开会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到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为此，被认为应该对。1956年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游云被安排再次在中共党的会议上进行捡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对于反冒进，“我负有主要责任，首先是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责任”。同时，他还检讨了犯“错误“的原因等问题。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稿，是他花了10多天(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就住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去了。“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这一天，周恩来在发言时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然后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再次承担了犯“错误”的责任，表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接着，他着重检讨了反冒进“错误”的性质，深挖了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反省了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陈云、周恩来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同时，开展反反冒进斗争的目的已经实现，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新的根本性任务是全力以赴领导全国的“大跃进”运动。但是在会上，毛泽东还从另一角度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他说：假如我们党在某个时候，“有些人不顾大局”，像高岗那样，“那就要分裂”。因此，“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大全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实际上，这就是说谁要再反冒进，谁就是不要党的团结的分裂主义。这样就使中共党内的民主气氛再次遭到严重损害。
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发生逆转。在毛泽东所发动的持久的愈来愈烈的反反冒进斗争面前，党内没有人再能够发表不同意见了，从而使毛泽东极力倡导的有很大片面性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
会后，周恩来、陈云等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打破常规、违反常识、追求高速度、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迅起，使本来就底子薄、基础差的年轻共和国受到了一次客观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这段历史时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样，就为1955年底至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论争中的是非曲直，作出了正确的历史结论，并从中引出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教训。
(熊华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