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以上情况，为争取会议达成某种协议而作最后努力，6月14日，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一致认为：我方“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应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
和往常一样，6月15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会。会上，南日、周恩来、莫洛托夫相继发言，发起了又一场和平攻势。
南日提出《关于保卫朝鲜的和平状态》的6项新建议。
周恩来附议南日的新建议，强调这6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与会各国没有理由不在“6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同时建议：“本会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7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以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莫洛托夫提议与会1 9国共同发表《关于朝鲜的宣言》，以此保证“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
在朝、中、苏三国代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会场上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屏息倾听。三国代表所提的3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部署，引起了美国等国代表的一阵恐慌。会场出现短暂的奇异的沉寂。在美国代表史密斯的授意下，菲律宾代表提议休息，并得到会议主席艾登的批准。
在长达40分钟的休息中，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召开了紧张的对策会议。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统一口径后，美国代表史密斯抢先发言，带头反对南日、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的3个建议。紧随其后，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南朝鲜代表发言附和。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代表的发言，两道浓眉下闪闪发光的一对大眼在不停地转动着，留意着每个发言人的神态和语气。
在一阵开台锣鼓之后，由受宠若惊的泰国代表开始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宣言》声称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企图强行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会场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
这时，场外的警卫部队指挥车扩音器响了：“注意!注意!马上散会了，把车开过来。”
在会议陷入绝境的关键时刻，莫洛托夫、周恩来和南日轮番发言，揭露对方不可告人的企图。
被美、英、法等国领导人称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临危不惊，沉着镇定地说：“《十六国宣言》不是有助于朝鲜的统一的，也不是有助于加强朝鲜的和平发展的。”我们相信，朝、中、苏三国代表的建议，“将使朝鲜人民感到巨大的兴趣”。“我们将循着这一方面继续奋斗。我们将为朝鲜人民的利益，为统一这个国家的利益，最后为全世界和平的利益而继续奋斗”。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出：‘《十六国宣言》是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接着，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和智慧，一鼓作气地提出中国代表团建议通过下述决议：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他以坚定语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了，那么我们不能不对这一事实表示最大的遗憾。
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令人陶醉，周恩来的一席话语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感受。
顷刻之间，会场轰动了，泛起短暂的骚动和窃窃私语，迅即又恢复肃静。会场气氛发生陡然变化。显然，大家被周恩来铿锵有力、合情合理的和解性讲话所感动，都感到他的讲话的分量。
虽然对方在本次会议上宣布了《十六国共同宣言》，但是它们内部的意见也并非铁板一块。深受感动、受良知驱使的比利时外长斯巴克起而响应，解释说：“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的其他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听到斯巴克的这番出自内心的自我表白，周恩来本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既定方针，接过话题，以尊重和协商的口吻说：“如果《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末，《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19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有尊重便有回报。这时，斯巴克也坦诚地以更加确定的简洁语言说：“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面对斯巴克“胳膊向外拐”的发言，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又不便在会上发作，只好干瞪着眼看着斯巴克。
对周恩来的建议点头默认的艾登，这时拉长声调说： 据我了解，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所普遍接受?
会场又一次出现短暂的寂静。心猿意马的史密斯此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表示反对，将违反国务卿杜勒斯使会议破裂的指令；如果表示反对，无疑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眼看周恩来的建议就要通过了，史密斯干咳了一声，身不由己地仓惶发言：“我不懂得中国建议的范围与实质。因此，在请示我的政府之前，我不准备参加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说完，史密斯便陷入手足无措的窘态之中。
周恩来以大外交家豁达大度的气质、平缓有力的语气，对眼前所发生的情况作出总结：
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6月15日，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天啊!由于美国代表蛮横无理的阻挠，历时5l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以没有通过任何协议而宣告结束。但是，这一天会议将美国代表的顽固立场暴露无遗。究竟谁赢得了胜利，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散会后，莫洛托夫跑步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周恩来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
朝鲜代表则感慨道：“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事后，美国前国务卿狄恩-艾奇逊也称周恩来为“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周恩来平心静气述说印度支那问题
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是会议第二项议程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5月8日开始的。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印度支那3成员国——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参加，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5月7日，即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从越南战场传来歼灭1．6万余名法国侵略军的奠边府大捷的喜讯，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8日，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但是，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更为复杂棘手。这因为，涉及的国家不仅有越南，而且有老挝和柬埔寨；还因为，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而且有存心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在进行9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仍无进展的情况下，5月27日，周恩来在限制性会议上仍然平心静气地说：从各国代表目前对莫洛托夫和皮杜尔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军事停战的各种建议的发言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同时还有许多差异点。我希望本次会议能够根据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以便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同时对于那些差异点也应当寻找方法加以解决。接着，他根据印度支那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本着实现这个地区和平的真诚愿望，提出了一个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可行的照顾到敌对双方利益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6点建议。
周恩来逐项解释了建议的内容，强调：印度支那三国不分哪一个国家，都必须同时停火而没有例外。双方军事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由于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的办法也会有所不同。
周恩来的6点建议推动了会议的进程，经过会外的秘密交谈和9国代表的准备会议，5月29日，9国代表团通过了关于越法双方军事代表会晤的协议。这项协议的达成，实际上承认了印度支那三国都存在着停火问题，停火必须在三国同时实现。
从5月31日开始，会议双方进入以划区、监察和国际保证为中心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谈判在半个月中未能获得重大进展。
随着法国国内矛盾的尖锐化，6月12日，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采取拖延政策的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17日，法国国民议会授权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组织新内阁。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新政府如果不能在4个星期内谋求到印度支那停火，就准备辞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的基本前提，是双方都要有诚意。因此，孟戴斯·弗朗斯所表示的鲜明态度，无疑使会议出现转机有了新的可能。
善于洞察新形势并顺应和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周恩来，在会议进程中同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成为促进会议再次取得进展并最终达成协定的关键人物。
6月16日，周恩来以5月2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6点建议和5月29日会议的协议为基础，提出了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6点建议。这个新的6点建议，受到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欢迎，像和熙的春风，使陷于僵局的会议恢复了生机。
经过周恩来、莫洛托夫同法国、英国等国代表的广泛而深入的接触，6月19日，会议顺利通过了由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作为新生政治力量的代表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亚非拉国家的一致首肯，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孕育和诞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已整整40年了，它一直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并逐步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它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也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开始之时，对印度政府代表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的完整表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提出过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重要思想。1919年12月，他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1920年6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这一思想，在宣布外交政策时明确地说：“我们的口号，过去和现在都是同其他政府和平共处，无论它们是什么样的政府。”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历史的局限，列宁只是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而未及进一步加以阐述并使之具体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提法，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多次论及。在新中国就要诞生之际，他反复阐明新中国与各国建交将要遵循的原则。1949年4月30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就提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6月1 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表示，我们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又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写入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政策和原则。第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我们的一些邻国也对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心存误解及疑惧。在世界上，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方兴未艾。身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各国人民厌恶不断发生的冲突，渴望和平友好。相继独立的国家和人民，也为维护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正在努力摆脱原来殖民主义者强加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为了尽快打破受封锁、被孤立的状态，给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充分注意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亚非拉各国人民希望和平友好、独立自主等交往、互利互助的意愿，在过去对外政策构想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并逐步确立了和平其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正确处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在世界范内公正合理的全面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基本准则。
1953年9月5日，周恩来在同锡兰贸易代表团团长的谈话中曾提到，我国政府自成立以来的政策就是坚持各国和平共处。并明确指出，我国愿与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共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