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公司的领导到福建招商引资，经过三次考察，六轮谈判，替红星粮店引来一个好项目——前店后坊轧面条。福建合作方带来了两台轧面条的机器，往红星粮店的仓房里一装，呼呼隆隆就转起来了，面粉倒进去，面条轧出来，功能强大，效果神奇。这面条不是一般的面条，里边搁盐搁味精搁一大堆秘制调料，白如雪，细如丝，味道奇鲜，据说营养还特别丰富，非C城本地面条可比，故名“香细面”。此面条甫一上市就受到了C城人民的热烈欢迎和不正常的追捧，排队买面条的人络绎不绝，常常是供不应求，似令红星粮店重返光辉岁月盛世之景。供应公司的领导一看，这个好，有市场，能赚钱，要求扩大经营规模，在各个粮店进行推广。
要扩大规模，首先要扩大投资，福建方面提出他们有困难，一时拿不出那么多买机器的钱，他们是私营企业，小打小敲惯了，不敢贪大喜功，比不了我们国营单位，财大气粗。供应公司的领导一听，急了，说你们这样不好，鼠目寸光嘛，你们影响我们发展嘛，合作是双赢的事嘛，怎么能一个扯另一个的后腿呢？福建老板非常惭愧，说是哦是哦，我鼠目寸光，我影响了大发展，可我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不这样，我退出，你们上，做面条的配方我卖给你，机器嘛，好解决的，你们自己去买。领导一听，这个方案好，一劳永逸，以后都不用跟人算账分钱了。于是将原有两台面条机折价买进，连带配方，一次性给福建人三百万。
福建人拿了钱就欢天喜地地走了，临走还送给王主任两瓶酒两条烟，算是宾主一场，好聚好散。烟烟酒酒的不是什么大事，谁也没在意，但这两瓶酒两条烟后来却惹了大祸，让王主任彻底下了班。
话说供应公司领导买了机器和配方，也是欢天喜地，不久就把“香细面”项目大规模上马了。C城所有公家粮店一律前店后坊，呼呼隆隆地轧起面条，轧出的面条够地球人吃一年。这一来算是把“香细面”的牌子给毁了，历来物以稀为贵，吃不到才排队引颈等着吃，你都吃不掉了，谁还稀罕买呢？
“香细面”彻底砸了锅，造成大面积的经营亏损不算，一批机器也成了废品，卖破烂都卖不出去，领导们一下头就大了。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总要有人扛，谁扛呢？先前粮店里还有人议论，说谁谁谁去福建招的商，谁谁谁拍的板扩大轧面条的规模，看来要倒霉，乌纱难保，但谁也想不到，最后王主任的那顶算不上“乌纱”的帽子给撸掉了。
按说王主任一介小小的粮店主任，对“香细面”事件负不上什么责，但世上恰恰就有这么一条理儿——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事发在那两瓶酒两条烟上。据匿名信举报，福建人贿赂王洪生名烟名酒，换取在机器折旧方面的好处，以致实际价格不足一万五千元的机器，作价十二万元卖给了红星粮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震惊了，这是他妈谁这么不要脸哪！那机器是卖给红星粮店的吗？明摆着从项目引进到引出，红星粮店的人都没插过一手指头，王洪生能做主把两台破机器定十万二十万的价？
事实是，那两台破机器，至今还堆在红星粮店的仓房里；而王洪生，确实也收过福建人两条烟两瓶酒，抵赖不得。
太他妈黑暗了！我简直替王主任欲哭无泪。我觉得王主任得提出抗议什么的，但，没有。王主任什么也没说，把钥匙公章交给訾会计，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这回他竟然谁奶奶的脚也没日，只是淡淡地回了我一句，抗议个屁呀，我就是这位子坐得太久了，碍了人家的眼，我不挪，哪有后面人的位置？你小子好好干，我就看你行。我觉得王主任的话有点儿语无伦次，我行不行跟他走不走有什么关系？可能老头是气蒙了。
王主任走后，主任的位子一直空着，上面一会儿说调个新主任过来，一会儿又说还是在红星粮店内部产生人选好，对工作熟悉。訾会计就一直攥着钥匙和公章，但一直没有机会听人叫他一声“訾主任”。后来我爸爸给我说破了其中的名堂。那封匿名信其实就是訾会计写的，他写匿名信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回回都不了了之，上面领导嘛，还是要求安定团结的。但这一回就这么寸，碰上了“香细面”事件，领导一琢磨，哎，还是要严肃纪律的嘛，就把王洪生给办了。至于主任的位置，给谁不是给呢，但也不能轻易给。供应公司的领导们有很多关于路线问题的问题，比如“香细面”这个项目，在当时有的领导就提出了质疑嘛。现在在关于提拔还是不提拔訾会计当红星粮店主任的问题上，领导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意见一直不统一，开办公会研究的时候也总是拉拉扯扯，这么东一拉扯，西一拉扯，就扯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都回归了。
6
粮票取消后不久，上面又下了新文件，决定将各粮店所辖的粮油关系收归上面统一管理。原先訾会计在店里是负责发放粮票和登记粮油关系的，闲时也记记流水账。粮食企业的改革越来越深入，他就越来越清闲。闲到最后没着没落，加上屁股一直悬空，坐不到主任的位子上，觉得实在没多大意思。恰逢上面进一步深化改革，要买断一批“四○五○”的老职工，他就向上面要了五万块，痛快地把自己买断，然后给某私企代账去了。
此时供应公司也已经撤销，因为经过几年的改革摸索之后，上面发现“供应公司”这个提法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产权不明晰，管理也混乱，历史遗留问题更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所以最好恢复原有建制，但是为了与时俱进，C城粮管所要改个叫法，叫C城粮管局。
看起来螺旋式上升的历史沿革并没有让粮食企业重新找回自信，粮店的生意每况愈下。大家都觉得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很多公家粮店关停并转，红星粮店的老职工也走得七零八落：陈群病退了，付华下海了，就连小张，也咬牙切齿地跟我姐离了婚，开始北漂……原先二三十号人热火朝天盘面点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精简”后剩下的八个人刚好凑两副牌搭子，上班点个卯，得空甩个张，出工不出力，瞎混个日子。反正没人管，主任的位子一直悬着空。为方便工作，店里的钥匙就给了住得最近的那个人，公章则给了工龄最长的那个人。有人吵吵说蛇无头不行，局里就派了个科长垂直监管红星粮店。科长有时会下来看一看，但大多数时候在上面。
我看小说的时间越发充裕，但奇怪，我的热情却大不如前。有时候捧着一本书，好半天看不进一个字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往往一只在店里放肆奔跑的硕鼠，或是嗡嗡聒噪的绿头苍蝇，就能挑逗起我的神经，让我饶有趣味地追视良久而不能罢眼。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粮店实在是太安静了，静得唯有凋谢的声音，所以我的注意力老是不能集中，又老是特别容易被无聊的事情所吸引。我鬼使神差地念想起当初红星粮店的红红火火和声声色色。我又他妈开始觉得有一点儿恍惚。
这可不是好事儿，经验告诉我，每当我感觉恍惚的时候，就是日子过得最不靠谱的时候。我必须努力踅摸点儿什么，使自己心里踏实。就年龄而论，我在红星粮店算是最年轻的。当初我抵职进来上班以后，店里就没再进过新人，客观上造成了我始终是“小丁”。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嘴唇上方细软的茸毛早已成坚硬刚强之势，每天晨起必用锋利的刀片一丝不苟地把它们镇压下去，但我觉得在身份确认上仍有困难。我练出了拉米闸只需一把的功夫，米闸一拉，雪白的大米哗哗放下来，过磅，不短一分，不多一毫。我和当年的袁世明一样，给人称米也不用拉第二把，但没人叫我“丁一把”。人们还是习惯叫我“小丁”，我也好像习惯了被叫做“小丁”。想想就贼他妈郁闷。但如若我不是“小丁”，那我是谁呢？这又贼他妈哲学化了，我没敢往下细想。
那么换一个角度再想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经进行到第五轮了，但粮食企业“仍然没有摆脱‘大锅饭’的模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都是文件上说的，我很认真地阅读了下发到店里的全部文件）。上面制定了关于完善粮食风险基金管理的办法，制定了关于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还制定了关于实施粮食企业附营业务与收储业务分离的方案，最终制定了关于做好国有粮食企业减员分流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我看得最仔细，事实上连我们店里最不爱看文件的人都趴在文件上从头到尾没落下一个字，其认真的态度已经不能叫“阅读”了，叫“钻研”更为贴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或者“被离开”。但不知为什么，我还待在这儿。我曾经试图找出一个鞭辟入里的分析，也许我已经喜欢上了卖大米？也许因为我爸爸就是卖大米的？也许卖大米在我心里已经具有了某种仪式性的意义？不不不，又他妈进入哲学问题了，这不好。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儿，既然我还年轻，既然我没有选择离开这块阵地（我觉得“阵地”这词儿有点儿意思，它往这一搁，我本人就显得特庄重，立马不恍惚了，原来“恍惚”是和“轻飘”连在一块儿的感觉），那么如果这里太安静，我就搞一点儿动静出来！
我打算在红星粮店里辟一块空场，场地不大，也就两组货架的地儿，但改变了店里的格局，必须跟上头汇报。我很认真地打了个报告，坚决拥护上面的多元化经营思路，提出在红星粮店内部改造小型超市，出售食品百货的设想。上头现在不大管下面粮店的事儿，一是抓不起来，二是没什么可抓，所以不置可否，任其自生自灭。我凭借我爸丁善水的老关系，取得了粮管局经营科赵科长的支持。赵科长就是负责垂直监管我们粮店的那位科长，在此之前，他来店里“监管”了两回，两回我都不当班，所以没照上面儿。赵科长人瘦，四肢如竿，原是那种貌不惊人的模子，但是配上一个显山露水的肚子，领导的架子就出来了，一走路，八字步一撇一撇，风度翩翩。这人不错，念旧，一提到当初跟我爸爸一起扒大米就感慨万千，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说，年轻人有想法，我们要支持嘛！
赵科长代表上面给我提供的最大支持是拉来两组报废的货架（疯卖“香细面”那会儿留下的展示架），其余的投入，上面批示说可以暂时记在粮店的账上，但是（注意这个“但是”）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自己看着办。该批示比较流氓，粮店那会儿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如果我要搞小超市，这个“但是”就意味着我必须自己掏钱先垫上。
地球人都认为我没必要充这个大头。但我似乎跟自己铆上了劲儿，我愿意把我那点儿捉襟见肘的积蓄都拿出来，成全我在“阵地”上坚守乃至牺牲的“崇高理想”，但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我尖锐地提出，这在本质上其实是我跟红星粮店租赁了一块地。赵科长说这思路不错。
粮店已经人心涣散，对于我的折腾，大家没太大意见，可能觉得粮店现在已经这样了，有意见也没意思。我很诚恳地对大家说，闲着也是闲着，咱不能把自己荒废了，不管怎么说，红星粮店还是个集体，大家还在一个屋檐下，是一家人。大家说是这个理儿，同意入股把小超市开起来。于是你掏五百他掏一千，启动资金就凑上了。
为了节省成本开支，我亲力亲为跑货源搞运输，大热的天儿，骑着破三轮，跑到批发市场，一趟趟往回拉。日头毒热，我的背心短裤汗透了几重，像从水里刚捞出来还没拧过的湿货。我妈心疼我，说你个傻孩子，这是干嘛呀，粮店是你一个人的？家里都不舍得你掂锅铲拿棒槌，跑到外面受这罪？还是我爸理解我，把我妈拉到一边说，那什么，孩子的事你别瞎掺和，他有他的理儿。
就这样，小超市像不足月的胎儿，颤颤巍巍勉勉强强地落了地，但事实上它没有脱离它的母体，进进出出都还是在红星粮店。这是我不变的初衷。
事实很快就证明，小超市的设想是很有前途的。那时候C城还没有沃尔玛、家乐福这些超级大卖场，人们对这种自助型的小便利店感到很新鲜，到粮店买米买面，顺带着就捎上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生活日用都齐全，十分方便。粮店又找回了往昔的一点儿热闹，顾客有来有往，涓涓不断，虽非门庭若市，但也不再门可罗雀。
赵科长把红星粮店的材料汇报上去，我稀里糊涂就得了个“青年突击手”的光荣称号，而赵科长也作为优秀的“开拓型干部”得到上面的重用，被提拔为局长助理。红星粮店主任的位置终于尘埃落定，局里给我颁发了大红烫金的聘任证书，并授予红星粮店“青年标兵示范店”，大家见到我，开始叫丁主任。我觉得很滑稽。我爸和我妈高兴疯了，弹冠相庆之余，我妈不忘调侃我爸一句：你当主任那会儿，有小五十了吧？咱儿子比你出息多了，提前二十年走完你的革命道路。我爸嘿嘿直笑：操，走得再快也是我儿子，有我才有他。老头真不含糊。
事业的辉煌对我本人没什么影响，如果那可以称为“辉煌”的话。但我爸我妈觉得他们的二小子既然已经事业有成，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说实在话这些年我的爱情给耽搁了，但到底为什么耽搁了，我一无所知，或者说，我其实对爱情很无知。我妈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某厂办幼儿园的老师，中等个头，细白脸盘，几粒雀斑雄踞其上，说不上漂亮，但也不能说不漂亮。我没有挑拣姑娘的经验，相亲的时候就有点儿局促。本来以为没戏的，事实上我也对她没什么感觉。但介绍人反馈说姑娘还挺乐意跟我处的，我也就答应了。至于感觉嘛，我的感觉大约是很迟钝的，跟梅燕在一起那么久才发现原来我是有一点点喜欢她的，后来分开了，才知道，我很喜欢她。但那已经过去了，过去很久很久了，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
我的婚礼在新世纪的第一天举行，这一天普天同庆，酒席贼他妈难订。还好，李涛在海南赚了一笔钱后，回C城开了间酒楼，他答应那天不营业，专门为我操办婚礼。我姐没出席我的婚礼，她和李涛混在广州的时候又结识了一个新加坡老华侨，就毅然蹬掉了李涛，跟老华侨回新加坡了。她给我打过国际长途，说李涛不是东西，从来就没打算跟她结婚。我觉得我姐也不无道理，毕竟一个女人太不容易，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必须的。我这么想的时候，就想到了梅燕，我想我这么宽容，以至于像是纵容地待我姐，是否因为我一直想为梅燕做出某种情非得已的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