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比较,杨度的策划,有利于他独揽大权,刚愎自用的袁世凯十分受用。作为职业政客,他不仅有铁石般的心肠,也有狐狸般的嗅觉,但他不可能走得太远,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大局观和政治远见。
当然,杨度等人的谋略也是由袁世凯直接催生的。利令智昏,以为所有的莽撞都能换算成可用之良机。他们铤而走险谋略的实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泱泱大国的前景、民众的命运,没有这一小撮人的私利重要。
据《参考消息》(2007年4月8日)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文章,说是今之中国的仿照制造业,被仿造的不只是光盘、手表、手袋、衣服……甚至还有汽车等大型物件,那些专事仿制的人说,除非是您的亲娘,否则他们什么都能仿造。
谋略也有仿造,但无论怎样的善于模仿,也终缺乏原创性,终为小智小慧。蟪蛄不知春秋,夏虫不可语冰。杨度的智略,归根结底,一个字:小。格局小,气魄小,心地本不光明,事迹拿不上台面,地狱之设,端为此辈。
杨度本质上属于奸佞巧伪之人,梦想跃为国师。筹安会运作所暴露的真相,试图以权谋附着与袁大头,与之实施政治捆绑,但其对大战略完全束手无策。到了一定的临界点,智略逸去,霸王硬上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既乏道德高度,又无认知高度。虽不乏鸿鹄之志,却只有燕雀之智。
杨度在政治上颇像一个饿到慌张战栗的衰汉,饥不择食,乃自荐为厨师,当主家告知可以分一杯羹时,他打下保票,将烹制史上未有的美食佳肴。结果呢,他没有所需的各种原料,他本人也不是那块料,他手忙脚乱,煮出满满一锅烂菜,里面没有他描述和想象的珍馐美味,只有败鼓之皮、牛溲马勃,食之,无法下咽;弃之,万分棘手。这个厨师现形了。
他的病态饥饿又促使他卷起铺盖,寻求下一个主家去了。
唐德刚先生论杨度,可谓鞭辟入里,他说,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世凯的那个混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的大伯父(袁克定)。’……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复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当国》,228页)
到了1929年,杜月笙以张尧卿之介,邀杨度为外围幕僚。并拨给洋房一幢,另支月俸五百大洋。杨氏此时的“思想意识”,居然又是第三国际的教条形态了。杜月笙礼遇之,全从大面上的人际考虑,或可谓一种压宝与投资,并非以为杨氏真会有什么锦囊妙计。
“小动作”往往缺乏“大实力”。正因为他手里没有“大实力”,所以才需要向社会转达无力的辩解。缺乏“大实力”的“小动作”起不了什么作用。既然没有“大实力”,那就学习文明政争吧。
杨度他们倾力操作袁世凯上位之事,四处奔走,大干快上。而另一批人则怒其专制阴损,欲对其作最后之解决,较典型者乃是前述1916年1月袁瑛暗杀袁世凯未遂。
筹安会不能不说他们聪明。但这聪明,他们的观察,事起之际,多靠嗅觉;进行期间,更只有利害商数,没有是非。
章太炎入幕若即若离
当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经汀泗桥血战,致直系部队土崩瓦解。在湖北的吴佩孚,于败落大势中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日子。其时军中幕僚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组织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张其锽(子武)为秘书长,蒋百里为参谋长,总参议是章太炎,军务处长是张福来,秘书帮办杨云史,高级参谋张方严,声势显赫。
章太炎多次试图于军阀推行古礼,“将来没有端绪,著为典章,务使一般社会览而易知,知而易行,使人民知我国尚有此礼制,为四通八达之大路……”(《章太炎学术年谱》,384页)
因此1927年4月以后,上海一些民间团体以纪念五四为契机,通过决议,呈请国民政府通缉学阀,即有章太炎、张君励、黄炎培等十余人,稍后更列章太炎为第一学阀。皆因其出于利禄而与军阀不清不楚的暧昧瓜葛。
1906年,章太炎生发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说到为人在世,总不愿以疯癫视之,然而他说:“独有兄弟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相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兄弟看来,不但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太炎文选》,141页)他早年创革命排满之说,其师俞曲园老人大不以为然,和他断绝师生关系,逐出门墙。稍后为《楚学报》主笔,著《排满论》六万言,梁鼎芬急请总督衙门逮捕,师友乃出一计,谓他是个疯子,逐之可也,由是事乃得解。
民国肇建,袁世凯以禄位诱之,先授热河都统,旋返,袁氏阳为厚遇,实则以软禁羁縻之。章老曾跳脚大骂,部院秘书竞观稀奇。帝制告成,太炎知祸将来,佯狂避之。尝于冬日赴宴,宾主未入席,先生已据案大嚼,俟客入座,他已食毕扬长而去,世间又纷传他为疯子。太炎为晚清学术巨子,朴学第一,文章古茂第一,同时亦为同盟会政论第一。其行事风格,动辄走极端,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尝与孙中山数离数合,其间蔡元培愤之,以为当谴责,中山思再三,以为“尊隆之道,在所必讲”。
章公桀骜不驯,同时在看人说话一方面,却又心细若发。1926年,章太炎反对北伐,也对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深表不满。
他唯对孙传芳尚加青眼。8月9日,他答应孙传芳的邀请,担任南京修订礼制会会长。孙传芳力促复古,举行投壶古礼,由太炎主持,仪式当日未出席,可知两者之间尚有一定距离。太炎依托实力人物,来推行他的思想主张,无可厚非,复古代之礼,在技术上也是可用的,其中包含古时合理的社会生活习俗,属民俗文化范畴,并非纯粹帝王专制那一套。
问题是他的匡时之志,所托非人。这位第一流的大学者,情绪骚动,不甘寂寞,但却缺乏相应的政治智慧。
冯玉祥认为北洋中后期,实属黑暗中的极其的黑暗,一切关系极为混乱。张勋复辟时带着康有为,作为外围幕僚和镇山之宝。
成则为殿堂金銮国师,败则为村校国文老师,成为中国文人满腔苦涩的千古情愁。
1921年间,直系吴佩孚笼络于右任,拟给予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衔头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
于右任说,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事见冯玉祥《我的生活》311页),拒不受。
章太炎为这事专门修书一封讽骂于右任,于氏深觉不爽。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当章太炎在孙传芳那里主持投壶典礼之际,他的弟子周作人就在《语丝》杂志刊发谢本师的文章,也把太炎给“谢”了,以为他的政治活动不高明。他由“谢”师的主角变成被谢的对象,他的感慨可想而知。周作人说:“《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惟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章太炎“谢”(拒绝、脱离)俞樾(俞曲园),周作人“谢”章太炎,更搞笑的是俞平伯后来又把周作人也给谢了。平伯是曲园的曾孙,这真像一个圆周样的循环轨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