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县的留守人员听过“和平民主新阶段”指示的传达后，也引起了思想波动。武工队员缪纪庚不告而别；孙桂生以身体不好为由，经批准退伍回家。不少同志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对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消灭异己的罪恶阴谋，思想上放松甚至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
1946年2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以国共两党停战协定为幌子，以找人个别谈话、动员自首等手段，到处诱捕留守坚持的地方人员。2月20日凌晨，茅东县特派员张仲英因患肺病引起吐血、发烧，身体十分虚弱。他听过传达后，就把一个排的武工队交给薛晓春带领，自己只带警卫员王小照和排长蒋龙保活动。当日晚上，张、王、蒋3人在武巷村（现属丹阳市云林镇）睦文连家宿营时，恰遇国民党丹阳县珥陵侦缉队到眭家搜捕茅东县丹三区联络员王书荣。敌人逮住张派出的岗哨后，没有打枪，使张仲英等2人没有发觉敌情。侦缉队上了阁楼，张仲英由于受和平民主新精神的影响，竟对来犯者放弃了必须自卫的斗争原则，错误地把枪和子弹交给了侦缉队，还叫打张“收条”，以为这样就双方和平共处了可是，侦缉队不仅没有打收条，还把他绑起来押走。不久，张仲英就在从无锡监狱转押常州时遭国民党秘密杀害。路南茅东地区由于邓大毛、史国良、史荣章相继叛变投敌，损失尤为惨重先后被捕的基层干部、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达47人，其中惨遭杀害和死于无锡狱中的达20人之多。1946年3月，镇江县武工队副队长吕旺儿在外出工作时遭汪伪黄老虎部逮捕，后遭活埋：5月，茅东县陶宝区武工组组长凌荣炳遭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时中弹牺牲：6月3日，新华区原民兵连长魏连生，被国民党“清剿”部队抓去被活活打死。1946年5月，扬中留守人员黄万余、李茂富等4人遭国民党部队包围，战斗中黄、李壮烈牺牲。国民党反动派在和平的烟幕下又犯下了新的罪行。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停战协定》的倒行逆施，1946年3月25日，中共茅山工委、茅山留守处以新四军苏南留守处的名义，公开发表了《为制止破坏和平行动再向各界呼吁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茅山地区逮捕张仲英，包围里庄乡皇甫庄、后村里、大迈庄，搜捕留守干部吴健，枪杀群众徐小胖等8条破坏和平的罪恶事实，要求国民党当局：执行停战令和政协决议：立即停止对新四军留守人员的进攻与拘捕抗日群众的非法行为：取消特务与绥靖督导团等专门反共组织；停止颁发有妨害和平的命令和政令；严惩潜伏在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汉奸、国贼；承认新四军苏南留守处的合法地位。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主持公道，制止各种破坏和平的行为，并对破坏和平者提出舆论与法律的控诉。呼吁书在茅山地区广为散发，影响较大。
茅山工委的呼吁书发表后，国民党反动派置若罔闻，继续倒行逆施。由于情况不明，3月中旬，茅山工委书记徐明决定亲自去苏北华中分局汇报请示工作。4月上旬，徐返回丹阳，在里庄新庄村向工委和茅东、金坛两县留守干部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要大家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说内战有可能爆发，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就在他离开丹阳，去溧阳传达后，到句容传达时不幸牺牲。4月17日，徐明在句容北塘村东的东山上（三家村）传达指示时，因伪保长告密，句容城内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一七一团团长马培基率两卡车敌军，沿途又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共约200人，于傍晚突然袭击东山上徐明等宿营的王汉林家。徐明在指挥突围时，本已冲出100多米，后因留下掩护其他人员而中弹牺牲。
敌人在次日晨发现其尸体后，竞残暴地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句容城东门示众。
1946年5月以后，余慎代理茅山工委书记。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中共丹北中心县委也派康迪去苏北汇报工作。5月，康迪化装成贩牛客人，随丹北九灵山的几个牛贩子，从丹阳乘车到南京，转道安徽明光、天长等地，于6月4日到达苏北高邮，向中共苏中第二地委领导陈光、金柯汇报了江南斗争情况。康迪后来根据地委指示，留在靖江县组建中共丹北中心县委江南办事处，由他任办事处主任，负责地委与丹北中心县委的通讯联系工作。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发出了《对目前江南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由交通员祁友礼从苏北送到余慎、薛斌手中。信中说，国民党对和平缺乏诚意，国共和谈已经破裂，内战即将爆发。信中指示：“江南今后斗争的方针，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适当地开展游击战争，甚至建立游击根据地。”并要求在战争爆发时能予以有力配合，以牵制住敌人。事实证明，国民党和谈是假，备战是真。一旦时机成熟，就撕毁协议，重新把内战加在人民头上。至此，“和平民主”终于化为泡影。
二、开展锄奸镇反斗争
留守组织和坚持干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改变斗争策略，将大部队化整为零，组成小型武工队，开展分散、灵活的地下斗争，以避过敌人的“清剿”锋芒。二是开展锄奸活动，镇压了一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狠狠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在抗战前曾担任过国民党丹阳、镇江两县参议员的殷竹楼，在群众中公开扬言要把“共匪”赶到苏北去。他还勾结国民党军、政、特人员，逮捕敲诈未北撤的新四军家属和进步群众多人。新上任的国民党葛留乡乡长解九皋，建立乡自卫队，抓共产党员自首，矛头直指留守人员。
在苏北担任过国民党乡长和还乡团团长的蒋之南，在担任还乡团长期间，就曾逮捕革命同志30多名，并用马车压死，是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革命同志鲜血的刽子手。约在1946年5月左右，蒋之南因逃避土改运动逃到江南，在镇江县新华区张家埭（现属丹阳市新桥镇）小学任教，与当地流氓分子红孩儿（绰号）勾结在一起，进行破坏坚持斗争的反革命活动。越东、新华两个区的留守人员，据实向县特派员和丹北中心县委书记作了汇报和请示。地、县两级领导经过研究，为了保护军属和留守人员的安全。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扫除影响坚持斗争活动的障碍，决定伺机镇压这些为人民深恶痛绝的反动分子。1946年4月，越东区的坚持斗争人员，首先在华墅村（现属丹徒区丁岗镇）镇压了反动分子殷竹楼：6月下旬，又在留村（现属丹徒区丁岗镇）镇压了解九皋。9月10日，新华区留守人员在单线党员的密切配合下，同一天时间分两地镇压了蒋之南和红孩儿。这四个反动分子被镇压后，隐藏的、公开的敌人老实了好几个月，镇江县的坚持斗争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三是加派坚持干部，进一步充实领导力量。1946年上半年，茅东县由苏北派回了张国荣和钱泽群两人，张担任了太平区武工组长，钱泽群后到吴健处工作。王傲毅随南下了解敌情的罗烽去苏北江南办事处汇报工作后，罗于6月返回江南时，又带回王傲毅和韦灵芝两人到镇丹区工作。志明区加派了孙琦。越东区加派了特派员金戈等。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坚持干部稳住了局势，站稳了脚跟。
（第三节全面内战爆发后更加艰苦的斗争
一、“七一”指示与主动出击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1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发出《给熊兆仁、倪南山二同志的指示信》（即“七一”指示）。信中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江南、皖南党和游击队的总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积极开展群众游击战争，打击反革命势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争取江南人民革命的胜利，开展配合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内战。反对新侵略与新卖国的运动，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胜利开展”。同时指示，游击战争可以分成两种性质：“第一种是集结比较强大的主力部队，在江南、皖南边境作较大规模的游击”。“第二种是分散的就地坚持的游击小组，如太湖地区、茅山地区、横山地区、丹阳湖、长荡湖等地，都可以进行这种小规模的游击。这种游击小组，要善于群众化，善于化整为零，善于神出鬼没，不定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完全是群众性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与群众血肉相连的群众武装，就地坚持的游击战争”。“七一”指示比六月华中分局的《对目前江南工作的指示信》更明确更具体化了。
“七一”指示的原件是用墨汁书写在薄纸上，由交通员张德富从苏北送至熊兆仁处的。中共茅山工委是由交通员周光田按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吴仲超的指示，将其背熟强记，于7月上旬由丹阳吕城下车返回里庄附近的荆巷村，通过交通站的薛毛小找到余慎。向余作了口头传达，由余笔录下来的。7月下旬，中共苏浙皖特委秘书徐行（储少白）由苏北返回太滆地区途经里庄中古杆村时。又向余慎、薛斌等作了传达。留守人员迫切要求通过游击战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迅速摆脱北撤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大家听了传达以后情绪非常激动。当时薛斌在会上说：“即使引火烧身，我们也要承担责任”。余慎也说：“上级的指示我们一定要照办。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困难和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也要牵制住敌人！”
“七一”指示传达以后，中共茅山工委决定把已经分散的茅东、金坛两县的武工队和吴健领导的武工组集中起来，和工委武装编在一起，约有100余人的队伍。从这年的8月份起，在余镇、薛斌的率领下，主动向周围敌人发动了进攻，并接连攻下了吕坵、蒋庄、厚余和花观音堂等据点，毙敌20余名，俘敌200余名，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200余支。茅山工委武装还袭击了折柳据点，但因战斗失利，未能攻下。这些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但茅山工委的武装力量、内线关系和活动中心也彻底暴露了，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更为残酷的“清剿”和镇压。
二、腥风血雨遍茅山
茅山工委武装的主动进攻，引起了南京、镇江、常州等地国民党反动头目的极大震惊与不安。1946年10月29日，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茅山清剿区指挥部，在丹阳县城召开“清剿”会议。会议由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兼清剿区指挥官凌谏衔主持。江苏省第一专员公署专员顾大荣和丹阳、金坛、武进、句容、溧水5县县长参加了会议。会后，纠集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和交警总队，在省、县保安队和地方自卫队的配合下，计万余人进驻茅山工委活动中心丹金武地区，并在丹金边区设立里庄、延陵两个联防指挥所，对留守人员实行梳篦式驻扎“清剿”。茅山清剿区指挥部也由金坛移驻丹阳。茅山工委武装由于缺乏后方，给养困难，处处被动挨打。在丹阳皇塘一带迂回时，又在东港、陆家桥、里巷、南大庄等地多次遭敌包围袭击，前后突围激战达4次之多，因而损失严重。
不久，部队即减员至50余人。
同年11月间，中共茅山工委根据中共苏浙皖特委指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余慎、薛斌召集薛晓春、宋亚欣（句容县武工队指导员）、沈啸森（溧阳县武工队长）等在里庄黄巷村西面棚子里研究决定，由黄明率领少数武工队员在内线坚持，其余兵分两路，跳到外围活动，向南部山区特委熊兆仁司令处靠拢。但由于国民党封锁严密，交通受阻，他们的南进计划未能实现。
余慎一路10余人，在延陵、儒林、磨盘山等地连遭袭击，人员伤亡过半。11月25日又在金坛城东大荒田遭敌包围，战斗中余慎、范林森等4人壮烈牺牲。
薛斌率薛晓春、宋亚欣、沈啸森等一路30余人，转移至句容二区方家棚时遭敌袭击，又被迫撤回丹阳。11月23日，当武工队在横塘陈巷里宿营时，又遭到丹阳、汉皇庙两路敌人的合围。幸亏女积极分子眭锁英及时报信，武工队才突出重围。战斗中，武工队员黄小锁负伤，赵老五负伤被俘，后遭敌杀害。武工队于12月下旬转移至句容王家棚时又与敌内警中队发生遭遇战。战斗中，机枪手小丁壮烈牺牲。当晚，部队穿着单衣薄衫，冒着鹅毛大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又经过长途跋涉，返回丹阳丁庄铺一个岗头小村宿营隐蔽。后薛斌在里庄黄巷附近棚子里与3县领导人研究决定，由宋亚欣去丹北找陈云阁联系，但未能联系上。后又研究决定。将武工队分散隐蔽，武器打埋伏；派薛晓春、赵押三去苏北华中分局汇报情况：沈啸森、蒋诚等暂去上海隐蔽；只留下薛斌和宋亚欣等少数人继续坚持。
同年11月18日，留在内线坚持的黄明、吴健等7人，在珥陵祥里张家棚里遭敌袭击。战斗中通讯员戴敖齐牺牲，吴健负伤。后黄明、吴健、孙孝海等转移去上海隐蔽，不久因叛徒陈达明告密而被捕。
1947年1月，薛斌和宋亚欣在金坛野鸡圩三茅殿附近，因伪保长吴春金告密，遭敌袭击。突围后薛因伤去沪治疗，后亦因叛徒王志云告密。与吴金坤、贺炳清、史章兰一起在上海被捕。至此，茅山工委4名成员3名牺牲，1名被捕（薛斌也于1948年12月在常州保密局看守所被敌秘密杀害）。各县党组织及武工队也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有的转移打埋伏，几乎损失殆尽。从此，铁路以南茅山工委的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三、半山庙战斗
圃山的半山中有一座宏伟的庙宇，叫西林寺，又称半山庙。庙里的当家和尚梅初法师在抗战期间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积极拥护抗日，半山庙成了当地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活动的基地。新四军北撤后，梅初法师和留守同志仍旧保持联系，并积极支持留守人员开展斗争和工作。
1946年秋收后，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贾韫山派出保安大队，到镇江东乡进行“清剿”。这个大队在大港镇到姚家桥之间，分驻了四五个据点。在离山脚下三四华里远的王巷里（现属丹徒区大路镇），也驻了一个分队。他们经常采用查户口、设伏击、闯祠堂庙宇和搜山等方式，企图逮捕活跃在山区的留守人员。每当一无所获时，便狗急跳墙，抓几个群众出出气。
12月28日（农历腊月初六），陈云阁、高俊杰率领警卫大队40余人，在镇江县特派员周忠陪同下，到山区检查镇江县的坚持斗争工作。当晚，宿营汪家村（现属丹徒区石桥乡），第二天傍晚移营到半山庙。梅初法师热情接待，一直忙到深夜才睡觉。警卫大队在汪家村出发前，陈云阁对大家说：“敌人正在山区境内‘清剿’，我们40多人在一起行动，难免不暴露目标，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