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生产运动中，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镇江敌后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积极领导了春荒借粮工作。继续开展减租减息。1944年，镇句、茅东两县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借到20至30斤口粮，顺利地度过了当年春荒。特别是1945年发生严重春荒期间，各地普遍开展了春荒借粮工作。茅山地区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急农民之所急，积极发动贷款贷粮，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耕牛、肥料不足等困难。同时发动农民向地主、富农借稻、麦119.9万斤、米25万斤、伪币293万元（当时稻每担伪币600元，米每担伪币1000元），得益农户达1.1万余户。
在此基础上，敌后各中心区、基本区广泛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夏收和秋收斗争，继续减租减息。镇江敌后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经过1938年冬至1939年冬的初步发动阶段和1942年全年的全面开展阶段，至1944年进入了深入开展阶段。1943年镇江敌后地区因日伪清乡，斗争环境险恶，各地“双减”工作暂停。但在原来“双减”工作基础较好的中心区和基本区，地主和佃户仍按1942年的“双减”政策规定收租收息和交租交息。
1944年，新四军在取得反清乡斗争胜利后，开始局部反攻。根据地不断向南扩展，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广大农民更加相信共产党、新四军不会走了，而地主、富农也在反清乡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了共产党、新四军和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乘着反清乡斗争和新四军局部反攻的胜利，在1944年、1945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要求各级政府站在执行政策法令和调节业佃关系的立场，积极组织指导农民投入斗争。经过宣传发动，广大农民踊跃参加“双减”运动，敢于挺身而出，面对面地与顽固对抗的地主作坚决斗争，尤其是佃户中一些顾虑较多或与业主关系较深的人，也纷纷投入到斗争中去。各县、区彻底执行“双减”政策，巩固农民的既得利益，在已经普遍实行“双减”的地区进行复查，解决“双减”不彻底的问题，凡是明减暗不减或减得不彻底的地方，发动农民迫使地主退租，坚决打垮封建堡垒，全面地确立基本群众的优势。据茅山地区不完全统计，1944年各中心区共减租收3125万斤。减息米41万斤，减息稻142.9万斤，减息钱（伪币）
15.5万元，减租减息范围广及1317保，直接参加斗争的佃农达8.15万余人。
镇江敌后各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很大成效，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建设和巩固根据地，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首先，它使千百年来农民承受的沉重的封建剥削有所减轻。实行“双减”后，地租率一般降低20%-25%，废除了高利贷剥削，利率限制在年利100-10-15%以下，取消了押租和各种陋规，使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生活得以改善。
第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生产投入，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增强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实力。第三，削弱了封建势力，并使广大农民经受了锻炼，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组织力和团结力大为增强，在政治上确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第四，推动和促进了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大多数地主对确保交租交息感到满意、放心，因而愿意靠拢、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积极投入抗日洪流，他们或输财抗日，或送子参军，或为新四军采办军需物资、搜集传递情报，或冒死保护抗日人员，营救党政干部，有的甚至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六、进一步发展根据地的文教事业
在挫败日伪清乡和敌顽夹击之后，镇江敌后各地的抗日文教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丹北地区各地群众的抗日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在抗战后期这种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深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抗日文化活动，更是在组织形式和表现内容、表演方式上得到创新和发展。山北（镇江）
县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和文抗会的领导的支持下，各校普遍组织学生成立儿童团，师生一道走出学校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圃山区召开了七七事变纪念大会，师生同台演出《活捉鬼子兵》等活报剧和表演唱等节目，观众达数千人。为了配合参军运动，圌山区北庄乡中心小学自编自演小戏《王二参军记》，越东区教师和文化青年共同编写小戏《送郎参军》等，并由区长带队巡回演出。
1945年5月1日，苏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该县新华区召开祝捷大会，学校师生自编自演《希特勒做大梦》、《日本鬼子命不长》等活报剧。圌山区王巷里小学还成立“小京班”，公演京剧《打渔杀家》，师生们还表演《新小放牛》等节目，观众达四五千人。该区北元、大东乡的教师和文化青年与南元乡的民兵联合成立圃山区青年文工团，在副区长孙光华领导下，排练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并在华山万名民兵大会上演出了自编自演的多幕扬剧《难女回乡记》，使广大干群众受到了强烈的教育和激励。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敌斗争，有的学校师生还不顾安危，到埤城敌据点附近乡村举行五卅纪念会，演出活报剧《巧计捉鬼子》，到姚家桥敌据点附近村上表现抗日新词《唱麒麟》。当日军抓捕百姓后，文抗会立即发动更多人一齐到镇上唱麒麟，吓得鬼子怕招来新四军急忙放人。扬中县的抗日文化活动也搞的红红火火。1945年5月，扬中县八桥镇小学教师和校外10余名喜欢吹、拉、弹、唱的知识青年组建了八桥话剧团，并与扬中县青年话剧团合作排演了话剧《丁赞亭》。由于该剧主题深刻、剧情曲折生动，又使用扬中方言加京剧唱腔，这台四不像话剧大受欢迎，常演不衰，还应邀到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和光复后的扬中县城以及泰兴等地演出。
与此同时，镇江敌后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在学校教育方面，重点发展正规小学。丹北各县各级抗日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大力发展被群众称为“洋学堂”的正规小学。这种小学的学制和课程基本上沿袭抗战前的陈例，学制分初小、高小，初小4年制，高小为6年制；课程有国语、算术、珠算、常识、音乐、体育、美术和劳作，高小增设历史、地理和公民（后改时政教育）课。教师多为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均是文抗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各地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教育。扬中县第二区文抗会组织儿童阅报小组，学习国内外时政01944年12月举行全区儿童时政常识测验，参加测验的儿童达300余名，其中多数人成绩优良。山北县抗日政府还在儒里、宗张巷创办和扩建了县中心小学。全县多数乡设有中心小学，并将村级改良私塾改造合并成正规小学，由此逐步建立了县（区）、乡、村3级教育网。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该县新华区政府还专门召开各乡（镇）长和士绅、教师代表联席会议，成立区文教委员会，区长兼主任委员，下设研究进修、宣传教育和生活改善3个股，从思想、业务和生活诸方面进一步做好学校管理工作。茅东县的宝南、陶宝区政府专门设置了区文教助理，协助区长负责对学校的统一管理和教师调配等工作，区政府并对教师进行政治、历史知识和教学业务的不定期考核，不及格者则取消教师资格，以促进教师政治素质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随着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满足高小毕业生继续求学的需要，各地抗日民主政府逐步重视整顿、恢复中学特别是初中教育事业。自1944年起，镇江敌后各县抗日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筹集资金，整理校舍，陆续使一些关闭的中学主要是初中复校招生。扬中县在抗战前全县无一所中学，高小毕业生要上中学必须转赴外地，大批贫苦农家子弟升学无望。1945年夏，县委、县政府拨出公粮作经费，发动群众拆除三茅镇伪县政府房屋，运到八桥镇兴建3进共12间校舍，创办八桥初级中学，至抗战胜利时尚未竣工。新四军北撤前，县委、县政府为了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特授意建校委员会派人赴沪寻求扬中同乡会支持，不久终于建成此校。
（第二节主动出击，向交通沿线敌据点进攻
一、茅山地区的攻势作战
镇江敌后各地各级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在加紧进行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同时，为了确保对江北的战略联系，并有阵地地向南发展，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的优势，密切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广泛攻击各交通沿线的日伪据点。
1944年1月2日，日伪军4000余人扫荡句容东南地区。新四军第十六旅一部及地方武装向溧武公路及镇句公路敌据点进攻，粉碎敌人的扫荡。至13日，共击毙日伪军230余人，俘108人，缴获机枪4挺、步枪11支，迫敌退返原地03月至5月，新四军苏南第一行政分区保安司令部第五连在茅东县地方武装配合下，连续3次袭击驻宝堰镇的伪警察所：3月8日，偷袭伪警察所，击毙3人，俘6人，缴获步枪9支；3月30日，借助内线策应，再次袭击伪警察所，俘3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3支；5月26日，伏击下乡骚扰的伪保安队，俘18人，缴获机枪挺、步枪19支、驳壳枪两支，歼灭其中1个保安分队。期间，茅东县地方武装于4月13日和16日，先后攻人直溪桥和延陵敌据点08月，丹金武地区金坛县委书记余慎和军事科长朱福坤率30余武装人员袭击陵口伪军据点，俘伪军20余人。6月，茅东县陶宝区大队和丹三区大队的民兵武装协同作战，俘敌16人，缴枪8支；丹三区大队攻占白塔乡警察所，俘敌15人：建昌区大队攻占敌碉堡1座，俘敌18人，缴枪8支。9月20日，镇丹区大队及民兵伏击前村敌据点，毙伪军5人，缴获步枪4支。9月27日，苏南第一行政分区保安司令部第四连连长吴炯率两个排，化装奇袭镇句县石马庙伪军据点，俘伪中队长以下47人，缴获机枪两挺、冲锋枪5支、步枪40余支，据点被摧毁。
此时，日军为了应付太平洋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和发动豫湘桂战役，不断从苏南抽调主力师团和大批老兵，镇江地区和苏南各地的防务主要由伪军和新编日军部队担任，士气低落，日伪矛盾更深，战斗力大为下降。敌后根据地地方武装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不断消耗敌人有生力量。1944年下半年，茅东县各区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掘公路，毁桥梁，袭击敌抢粮队计10余次。
二、丹北地区的攻势作战
1944年2月，日军一个小队在伪军徐文郁部一个中队配合下，进驻新老洲高桥镇时，丹北大队奉命攻击，迫使敌军撤回。3月，丹北大队在石桥朱家圩爵家村猛烈反击前来偷袭中共丹北中心县委、专署机关的埤城据点日军，激战两小时，毙伤敌10余人。
4月4日，山北县新华区武工队与丹北中心县委短枪班协同作战，在童家桥后孙家村伏击伪政工团，毙敌行动股长等4人，缴驳壳枪3支。4月初，江都县独立团参谋长戴克林应江镇县委书记江坚商请，率1个连从侧翼攻击新老洲高桥口伪军据点，丹北大队实施佯攻，战斗5小时，毙日军20人，俘日军翻译等5人。几天后，日伪军撤离高桥，从此高桥镇再无敌人驻守，彻底打通了这条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4月23日，丹北中心县委短枪班在内线配合下，化装进入姚家桥镇，击毙汪伪镇东特工组组长蒋启文和伪区长张克刚。5月31日，山南县地方武工队突袭访仙镇，击毙敌特工组长钱宝琛。7月26日，丹北中心县委直属区委书记李济率民兵武装巧取段家桥伪保安队据点，除排长黄子国外，全排24人均被俘获，缴枪24支、子弹600余发。9月27日，山北县4名短枪队员潜入埤城据点，活捉伪镇长、伪警察署长、特工组长等6人，除1人途中脱逃被击毙外，其余5人押至县抗日政府惩办。11月1日，山南县地方武装在大批民兵配合下，攻克前艾庙据点，俘6人，拆毁据点内的土城和全部19个碉堡。11月20日，山南县8名短枪队员化装突袭丹阳至新丰火车站之间的黑桥（又名孔家洋桥）敌据点，俘伪军18人，缴步枪16支、手榴弹30余枚。11月26日，驻山北县后朱巷的伪埤城警察分队，在抗日武装威胁下惊慌撤离。至此，山北县大部分农村已被抗日民主政府收复。
三、营救丁锡山的劫狱斗争
1944年3月18日，镇江东门被称为“模范监狱”的江苏省监狱，发生了一起震惊日伪的劫狱事件。这次劫狱行动周密果决，兵不血刃，前后仅用20分钟成功地从戒备森严的监狱中营救出了起义将领丁锡山等18名被敌人长期关押的政治犯。
丁锡山，1907年生于上海奉贤，农民出身。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抗日，与日军转战于上海郊县。1940年，丁部上司纵队指挥官投敌，被强行改编为汪伪和平军第十三师，丁被任命为师长。丁锡山虽当了伪军师长，但“身在曹营心在汉”，矢志不改抗日初衷。1942年12月在浙江绍兴驻地毅然率全师起义。但因所部第二十六旅旅长宋立志叛变告密，日军调重兵镇压，除第二十五旅突围成功外，师部及其他部队被打垮，丁被捕入狱。
伪南京政府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丁锡山无期徒刑，从南京伪陆军看守所移解至镇江模范监狱执行。
丁锡山被判刑后，从1938年起就跟随其组织游击队抗日的许多热血青年又陆续聚到一起。他们十分敬仰丁锡山有胆有识、一心抗日的爱国精神和诚恳正直、富有正义感的为人品格。他们对丁锡山身陷囹圄的不幸遭遇充满同情，决心组织特别行动小组营救丁出狱。经过一番苦心奔波，他们终于找到一个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原伪第十三师青年军官、丹阳人孙皎。孙皎又通过亲戚、丹阳某乡乡长尹敏生辗转找到中共丹北中心县委和铁道工委。中共铁道工委副书记董必成以苏南第四保安司令部参谋身份接待了从浙江来的特别行动小组代表，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劫狱营救丁师长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