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日伪仅在县城和有据点的集镇周围编制保甲，后来逐步向游击区延伸，至清乡时，各地大部分乡镇已建立了伪乡（镇）保基层政权。丹北地区过去虽有较多打人的“伪乡保长”控制基层政权，但时间一长，不少身份已经暴露，不宜继续任职，还有一定数量的伪乡保长，慑于敌人清乡气焰嚣张、斗争形势严酷而抗日立场有所动摇，有的甚至基本倾向于敌。针对伪基层政权的这种状况，丹北各县党和政府继续积极运用行之有效的“一二一”政策，区别伪乡保长的不同政治态度，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两面派乡保长为抗战服务。对于那些具有一定正义感，群众反映较好，愿意为抗日做事的人，给予肯定和鼓励，要求他们尽力多做对抗日、对群众有利的事。做到“心在曹营心在汉”；对于那些敌我两方都不敢得罪的人，明确向其交代“地方人不坏地方事”，在无关抗日大局和不损害地方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其为日伪做些事；对于那些耍滑头，当面一套，背后另搞一套，惯于阳奉阴违的人，则予以严肃教育，严厉警告，指出“当汉奸走狗决没有好下场！”
茅山地区各级党和抗日政府在改造、控制伪基层政权工作中，突出地抓了宣传教育和政策攻心。延陵地区老国民党员、地方实力派，曾被中共地方组织推荐当丹阳第二区长的贡友三，当日伪清乡时，眼看时局剧变，不仅自己跑到丹阳城里，其子贡振钧也扬言将当丹二区的伪区长。贡家父子政治态度的变化影响极坏，激起当地党内外许多人的愤慨，有的主张干脆将他俩除掉，免得地方遭祸害。镇丹县委和太平区领导从团结抗日大局出发，本着有可能争取的尽量争取的精神，决定以太平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范征夫的名义给贡友三写信，肯定他抗战爆发时为延陵地区抗日做的一些好事，指出其父子目前的一些错误言行，警告他们如甘愿附敌，必将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严厉惩处。贡友三掂量此信此言的份量，表示愿意接受劝诫，并立即命儿子不要担任伪区长。贡友三的转变，对团结争取两面派乡（镇）保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甘心附敌的死硬分子，抗日政府则严惩不贷，决不手软。
镇江敌后清乡区内的许多党组织和抗日政府为了切实改造、控制汪伪基层政权，在日伪大搞所谓“政治建设”阶段，针锋相对地选派了相当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骨干打入伪区乡保机构。中共丹北中心县委直属区（界牌周围地区）共产党员张衡山当上伪埤城区长后，抓住各种有利时机，隐蔽而巧妙地排除了日伪预先物色好的伪乡保长人选名单，换上由地方党政组织推荐的人担任。
镇江敌后清乡区各地改造、控制伪基层政权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据1943年10月中共丹北中心县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县长扩大会议统计，到9月底，在丹北清乡区内的210个乡中，抗日民主政权已实际控制了172个乡，其中有33个乡的乡长为共产党员，51个乡的乡长为进步分子。山北县545名伪乡、保长中，有中共党员70人，进步分子154入，这两部分人即占总数的41%。
仅在该县第三、第四区的33名伪乡（镇）长中，就发展党员13人。
在茅山清乡区内，镇丹、丹阳两县，抗日民主政府控制了90%以上的乡、保长；茅东县只有4个乡不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控制之列。
这就为坚持原地斗争，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发挥伪军工作和内线工作的重要作用
日伪清乡前夕，随着伪军的频繁调防，镇江敌后各地前一时期与伪军建立的关系，多数已经中断。新调来的伪军，特别是日军据点里的伪军狐假虎威，为非作歹。只有一些伪军单独驻守的据点，还与抗日军政人员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据此情况，各地继续贯彻执行“一二一”政策，及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迅速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以适应开展反清乡斗争的需要。
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与新调来的汪伪军政人员建立联系。以赵秉伯为首的伪镇江县第四区自卫总团，是铁路南北秘密交通的主要掩护力量。由于它与中共铁道工委关系密切，日伪在清乡前夕决定将他调离辛丰镇。铁道工委和赵商量，有意从赵的部下选一部分人抢先派到附近河东伪军里去。赵的自卫总团撤离后，敌人派了一个连的伪军接防辛丰地区，驻在河西。由于赵留下的人仍荷枪实弹地在河东出现，并故意放言赵秉伯人走势力仍在，新调来的伪军因此不大敢到河东活动。不久，新调来的伪连长就找赵打招呼，请赵予以支持。经赵多次劝说，这个连对留守坚持原地反清乡斗争的人员一直持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从而继续确保了这一通道始终畅行无阻。
利用伪军的亲属、朋友开展工作，争取伪军政人员为抗日所用。镇丹县丁庄铺据点薛姓情报员家住丹一区，坚持人员便通过其亲属拉线经常与之接触交谈，进行爱国主义和前途教育，动员他多做有益于抗战的事。不久，这个情报员即按照坚持人员的要求做内应，配合抗日政府镇压了叛徒韦祖荣，尔后反正抗日。
对于伪军中的一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铁杆败类则坚决打击，以震慑敌人。
经过各地各级党的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的艰苦工作，镇江敌后地区约有一半以上的伪军据点与坚持原地斗争的人员建立了各种关系，其中相当一部分据点被控制或基本控制，抗日军政人员到那里活动，只要伸出4个指头（意为新四军）就安然无恙，有的甚至招手致意。
在反清乡斗争中，各地继续派遣一批党员和干部打人日伪军政宪特机关或进入城市、集镇开展内线秘密活动。如山南县第五区副区长戚拯打人常州伪特工站西门组。丹金武地区党组织派遣虞少和、姜军、贺刚和刘承汉分别打人常州日军宪兵队和丹阳伪军陆和裕部队搜集情报。延陵地区党组织还选派谭老五、谢小成等3人持枪到延陵敌据点假投敌，成为新四军攻打延陵的重要内应力量。山南县第三、第四边区通过社会关系，先后派遣路平、路忠林、庄银大、路洪虎、陈竹林5人分别打人伪吕城区党部、区公所、自卫团、护路团和武进罗溪镇日军据点做内线工作。丹阳县委指定延陵镇职工党支部书记眭翔以洪泰祥锅碗店职工身份。开展地下活动，多次搜集重要情报，并多次把宣传品、劝降书通过内线张贴到敌碉堡围墙上和办公室的座位上。
各地在反清乡斗争中，还十分重视充分发挥以往打人敌人内部人员的内线作用。如山南县委运用打人访仙镇敌内部的戎小松，将该区伪区长和伪警署长带下乡，和山南县党政领导康迪、王鹏晤面建立联系。1943年3月，中共路北特委派遣打人丹阳日伪内部的陈志，借汪伪新任县长之手，撤了处处同陈志作对的特务大队长汤金白和伪别动队长陆和裕的职。下半年，日军宪兵密探队长束志受敌指派，企图以假投降打人丹北根据地领导机关，谋害中心县委和专署领导人。由于陈志及时送出情报，束志阴谋未能得逞，不久逃到常州，被敌人以通新四军罪名处死。根据地各有关党政组织还通过打人敌人内部人员及时营救被捕人员。在日伪清乡期间，丹北地区党政组织仅通过陈志就成功营救出了10余名被日伪拘捕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人员。
（第四节抗捐税、反掠夺的经济斗争
一、发动群众抗捐抗税
日伪在实施政治清乡的同时，对清乡区大肆进行经济掠夺，以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据中共茅山地委当时对一个乡的调查统计，全乡共支出招待费50万元（伪币，下同），日伪收取各种巧立明目的杂费20万元和上芒田赋67.2万元，补征抗战以来田赋48万元，另收户口办证费4.8万元、购旗子费4万元，合计194万元，户均负担1900兀。再以宝堰为例，日伪军摊派的种种苛捐杂税，平均每天征收米1石6斗，每月行动经费8000元、补助费3000兀、政工队2400元、据点伪军5000兀。此外，每逢节日诸多方面及其头目还要另征各种招待费、礼品费，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当时各地日伪向老百姓强征的捐税达数十种之多，中共丹北中心县委机关报《前进报》曾刊一副对联痛加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已剩屁无捐。”日伪残酷的经济掠夺政策，更加剧了清乡区人民的深重苦难。
面对敌人的横征暴敛，镇江敌后各级党政组织机构领导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捐抗税斗争。各地发动这场斗争十分困难和艰巨。因为面对的不只是明火执仗的敌人，也不光是对付伪区、乡（镇）、保长中的那些顽劣分子，还要切实解决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许多伪区、乡（镇）、保长畏惧敌人的淫威，对敌人征粮、摊派不敢抵制，但又怕强行征收不好对抗日民主政府交待，于是一般采取明抗暗不抗的两面手法；而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又存在着出钱买平安的思想，害怕敌人以烧杀抢掠来报复，于是也常常明抗暗交。针对这些复杂情况，坚持原地斗争的党政干部在说服教育、普遍发动群众的同时，对伪区、乡（镇）、保长们采取教育争取与重点惩处相结合的策略，要求两面派区、乡（镇）、保长以“推、拖、赖”的办法对付敌人，尽可能地少收少交乃至不收不交，对少数死心投靠敌人的反动分子则坚决予以镇压。茅东县镇六区抗日民主政府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接连处决了龙溪乡反动乡长，击伤了卧龙乡反动乡长，警告了华阳乡反动乡长，从此该区南部4个乡再也没有伪乡长敢给敌人暗送钱粮，特别是华阳乡基本上做到了不再向敌人送钱送粮，也不敢再向群众收钱收粮了。镇丹县太平区和丹二区的党政干部为了不使暗中支持抗日的伪乡、保长暴露，布置这些伪乡保长向敌人解送粮款时事先告知时间、路线，到时派地方武装拦截。
同时，各地坚持斗争的党政干部组织地方游击武装出其不意地突人据点，警告敌人不得骚扰、侵害群众，不仅不得摊派捐税、钱粮，还要限时向抗日政府交送一定数量的公粮。宝堰、延陵、直溪桥等伪军、伪自卫团据点，虽驻有日军，但慑于抗日政府的威力，也基本上按时乖乖地向抗日政府交送公粮。据统计，茅东地区经过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当地群众少交粮食100余万斤、钱400余万元。山北、山南等县由于群众基础较好，基本上控制了多数的伪乡（镇）、保长，抗捐抗科斗争开展比较顺利，访仙、新桥、界牌等中心区、基本区，敌人很难收到捐税。有的伪乡长经教育表现仍不好的，则设法借敌人之手撤换，推举中共秘密党员担任。当伪军出动进行武装逼征时，当地游击武装则及时坚决予以打击。如山北县第一区、第五区，驻埤城伪军两次下乡催征，都被打跑。在日伪势力较强的根据地边缘地区，则以“拖”为主，利用两面派乡、保长出面应付，巧与周旋，讨价还价，拖延时间，以致少交或不交。
二、依靠群众武装夺粮
日伪在强征捐税受到种种阻抗后，便狗急跳墙，出动武装公开抢粮。各地坚持原地斗争的党政干部为保护人民利益，普遍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埋藏好粮食，并扒公路，拆桥梁，藏船只，采取种种方式与敌人展开夺粮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打入敌据点的内线人员发挥了重要乃至关键作用。当敌人装船向外运粮时，坚持人员根据内线送出的情报，立即组织武装截击。直溪桥据点敌人一船载了60石白米偷运往丹阳城，太平区和丹三区抗日政府得知情报后，立即组织民兵于当晚在新桥伏击。将船上大米搬运一空。茅东县委、县政府为了阻敌运粮，断然发动群众将通往金坛的香草河、简渎河和丹金漕河上的部分桥梁炸断塞河。茅东县警卫营在烟波桥伏击，将敌人晚间向丹阳城偷运的一船粮食夺回。据不完全统计，仅太平、丹三两区抗日军民通过水陆两路截击。就从敌人手里夺回粮食10多万斤。有一次，宝堰、西旸等地敌人将下乡抢到的3万石粮食集中装船运往丹阳，茅东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游击武装沿途堵截，终于将粮食全部夺回。后来敌人又劫掠了20万石粮食，广大干部群众又在沿途多处堵塞河道。夺回了大部分粮食，仅运走3.8万石。从敌人手中夺回的一批批粮食，除一部分作为公粮上交外，其余都发还给了被抢的群众。
敌人除了武装抢粮外，还在夏季和秋季粮食上市时，用滥印滥发不断贬值的伪币手段，大肆抢购粮食，侵吞广大农民的劳动成果。针对敌人这一恶毒的经济掠夺手段，镇丹、山北等地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推行江南财经局办的惠农银行所发行的惠农币，规定每元值米1斗。因惠农币以粮食作准备金，保证币值的稳定，群众都愿意兑换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既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又有效地抑制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掠夺。
1943年10月，日伪被迫宣布镇江地区清乡告一段落，其预定的各项目标均未达到，实际是以全面失败而告终。镇江敌后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经受住了反清乡斗争的严峻考验，抗日阵地愈益巩固扩大，长江走廊安全畅通，不仅保护和锻炼了大批党政军群干部，而且还发展了地方武装。更重要的是通过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惟有共产党、新四军才真心抗日、救国救民，加深了群众与党和新四军的血肉感情，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增长了斗争经验和才干，从而更加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