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日伪的经济斗争还表现在复杂、尖锐的货币（金融）斗争上。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是苏南抗日根据地市场的主要流通工具。但是1941年12月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官僚资本银行悉被日伪没收，法币在长江下游地区已无承兑机构，无法更新。日伪操纵金融市场，拒用破1日法币或按法币票面新旧程度打折扣流通，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币的优势地位，对于根据地的经济和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根据地经济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1942年春，江南财经局（由1941年3月成立的江南财政处改称），决定在苏南第五、第六行政区建立惠农银行，发行抗日货币，逐步代替一部分法币在市场流通。江南财经局经过半年多的积极筹备，同年秋，在丹阳延陵镇以西今金坛市登冠的一个祠堂里召开有镇句金丹四县开明士绅五六十人参加的惠农银行成立大会。会上宣布由江南财经局局长李建模兼任惠农银行行长，孔朗任副行长。会后，惠农银行即在延陵镇上的盐栈挂牌办公，并在金坛西旸、高淳桠溪港分设兑换处。惠农银行是共产党、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发行的惠农币和惠农流通券是苏南根据地最早发行的抗币。惠农银行发行10元、5元币值的惠农币和1元、5角的惠农流通券，共20万元，并规定1元惠农流通券可兑换法币5元。惠农币的发行，对于打击伪币、限制法币、防止法币贬值而损害根据地民众的利益，稳定和发展根据地经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仅在西旸地区，即以惠农币向农民发放农贷10万元。此前，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针对境内辅币奇缺，各种代币券和竹筹等代币物充斥市场，货币流通混乱的状况，许多地方采用行政手段与经济措施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了市场流通辅币的整理工作。新四军挺进纵队即在丹阳访仙桥地区发行了币值1角、2角的货币流通券，扬中县也发行了一定数量的辅币流通市场。
与此同时，镇江敌后各地县级财经工作部门在组织粮食调运，保障军粮供应和及时采购物资，减少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保证根据地军需民品的有效供应，以及开源节流、当家理财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显著的成绩。在反掠夺、反封锁的斗争中，各地抗日民主政府还采取了诸如兴办合作事业，创设各种小规模的生产、消费合作社；调节粮食和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运销；限制和减轻奸商对人民的剥削，禁止粮食出口，抵制日货等等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上这些政策和措施，对于挫败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政策，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农工商业，确保敌后军民坚持长期抗战的基本物质需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兴办抗日文化教育事业
镇江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实行殖民统治，在文化教育领域竭力推行一整套奴化政策，强占与控制一切文化教育设施，培植汉奸文痞，出版汉奸报刊、书籍，焚禁进步出版物和原有教科书，强迫学用日文日语。为了反对敌人的文化侵略，镇江敌后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逐步创办和发展了抗日的文化教育事业。
在新闻出版方面：1938年秋，扬中县抗日救国团体创办发行《青年》半月刊，翌年暮春改出由陈毅题写刊名的《群众导报》。
1940年初，扬中县抗敌委员会又将该刊易名《中流报》继续出版发行。旋即，中共丹北中心县委在该报的基础上组建前进报社。出版《前进报》作为机关报在丹北地区各县发行。1942年4月，中共（京沪）路北特委出版机关党刊《支部生活》，在丹北地区发行。
1941年上半年，中共路西北特委在茅山、江句地区出版发行了机关报《民众报》，每期发行900至1200份。1942年5月该报由中共茅山地委作为机关报继续出版发行。新四军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抗敌报》《抗敌》杂志，中共苏皖区委从1941年起，编辑出版的《青年团结》《青抗》和1942年9月创刊的《江南党刊》等刊物，也在镇江敌后各地发行。活动于镇江敌后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也出版发行报刊。在茅山地区，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1939年上半年创办了《火线报》作为机关报出版发行，后该报被改成新四军第十六旅政治部机关报继续在镇江敌后各地广泛发行。苏中区党委编辑出版的党刊《党风》也在镇江敌后主要是丹北地区广泛发行。
在文艺方面：1938年7月23日，由作家、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敌工科长长丘东平在三茅峰下乾元观发起成立由支队部机关干部，全体服务团员和第二期东南抗日青年政治训练班部分学员共70人签名参加的鲁迅文艺协会，并发表了《苏南鲁迅文艺社成立宣言》。《宣言》称：“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的传统是伟大光荣的鲁迅。伟大光荣的鲁迅教我们反抗，教我们刚强、沉毅，教我们和恶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宣言》号召全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学青年不要忽视（文艺）这个武器，“我们的民族需要我们去鼓勇，我们的战斗员需要我们去歌赞；而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的无耻丑恶的行为，需要我们揭发，他们的麻醉欺骗的毒辣阴谋需要我们去粉碎”。鲁迅文艺协会和苏南鲁迅文艺社的成立，对推动镇江敌后抗日文艺作品的创作及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镇江敌后根据地地方和部队办的许多报刊经常刊登宣传抗日和民主的文艺作品，许多报纸还办了文艺副刊或开辟文艺园地。当时报告文学曾是文艺表现的主要形式。在镇江敌后参加根据地开辟工作的作家丘东平（曾任中共苏南特委委员）写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截击》、《把三八式枪夺过来》、《向敌人腹地进军》、《东湾日军的毁灭》、《长凌岗的小战斗》、《逃出顽固派的毒手》、《友军的营长》，以及通讯、散文、短篇小说等，先后发表在《时论丛刊》、《文学月刊》等全国性刊物上，影响较大。其中不少作品，连同他发表在新四军军部出版的《抗敌》杂志上的小说《溧武路上的故事》和在1941年牺牲时的遗作--长篇小说《茅山下》的前5章，曾在根据地结集出版发行，产生广泛影响。各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和地方文艺团体，也无一不把文艺创作和演出当作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不仅创作、演出了大量紧密配合抗日反顽斗争实际的音乐、诗歌、戏剧、美术等作品，而且每到一地通过写标语、办墙报、教唱歌、演戏剧、展出图画、发表演讲等活动，动员抗日救亡，揭露日军暴行，传播胜利消息，鼓舞战斗士气，成为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战争的得力助手和开路先锋，直接为开辟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服务。
在教育方面：随着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社会秩序趋向相对安定，生产逐步恢复，镇江敌后地方党政机构领导并大力帮助、指导教育行政部门抓好敌后各学校的复校复课工作，改变了沦陷初期各地教育无人管，学校停办，教师失业，大批青少年和儿童失学的现象。各地各级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抗日的教育事业。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及其前身代理政权机构都专门设置了文教科，抗战后期的一些区政府还设置了文教助理。丹北地区许多地方建立的以小学教员为主体的县、区文抗会和乡文抗小组，在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组织广大教师推行抗日民主教育，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和封建文化，发动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在办学方针和方法上，强调发展抗日教育，反对奴化教育。各地采取发动群众集资、义务投工和政府少量投资相结合等“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半公半民”等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大力筹措经费和设备，加快复校复课工作。仅1941年、1942年两年，茅山地区即恢复中、小学196所，其中丹阳72所、茅东62所、句容25所、镇丹14所、镇句12所。各中心区还创办了抗日学校。1939年秋，在丹南地区丹二区西贺村创办了有学生100余人的抗日中学，陈毅司令亲自到校演讲，并为该校作了“内战如能息，外敌岂难摧”的题词。丹北地区各县由点到面地认真改造私塾，兴办改良私塾和新式小学，废止“读死书”和体罚学生的教学方法，按照“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的原则进行教学改革。把抗战和生产、生活必需知识和技能列为教学重点，并一律采用统一编印的抗战教材，坚决废止汪伪教材。丹北地区一些县、区政府和文抗会还自编乡土教材，作为学生的补充教材。
各地各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很重视对教师的教育和培养。
1940年夏，镇丹武扬四县抗敌总会举办了有100余名公办、民办学校教师和部分塾师参加的为期20余天的师资训练班。中共（京沪）路北特委和苏南行署分别在山北县的黑木桥和茅东县举办青年骨干教师训练班，进行抗战形势教育和学校管理、教学业务的培训。山北县政府还曾在新华区举办为期20天的训练班，集中了130余名教师进行比较系统的时政和业务学习。平时，山北县各区则以乡为单位，每周集中一次，学习时事政治，或交流教学经验。中共圃山区委对一些抗日热情高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注意从多方面进行培养和考验，将其中合格的及时吸收为秘密党员，成为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镇江敌后各地不仅恢复发展了学校教育，而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社会教育和成人识字运动。各地农村大办识字班、读报组、夜校，还普遍开办冬学，办学形式多样，教学方法灵活。在教学内容上，一般都能力求做到与政治、生产任务结合，为配合支前、减租减息等进行教学，普遍开设了时政报告、珠算、记账、写信、写租赁契约、歌咏、演讲等课。山北县新华、越东等区在大办抗日文教事业方面成绩突击，多次受到上级表彰。越东区文教委员殷子文还被选派出席苏中七县人民代表大会，介绍先进事迹和经验。
《前进报》也报道了殷子文的事迹和越东区大办抗日文教事业的成绩与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