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青年服务社注册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市联社下面一个相当于处级编制的直属独立机构。那时的市联社由王纯副市长主管，各区也都有区联社的机构，专门负责解决北京的五难问题（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购物难、服务难），以税收优惠的方式，解决大量城市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同时为城市增加经济活动。青年服务社既没有政府的计划内安排的资金支持，也没有固定的经营内容与渠道，完全是市场中的“野狼”，自己寻找生存的条件和经营的方向。
正式退伍后，首先要解决的是落户问题。自1969年开始，所有插队学生的户口都统一迁到了插队所在地的农村，变成了农民户籍，我当然就变成了陕北的农民户了，后来走后门当兵时没有户籍关系，户籍仍保留在延安的山沟沟里。1971年初，北京的知青工作队还专门派人到我家去追查我的行踪，要抓我回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是妹妹拿出了我当兵第一年获得的“五好战士”证书和奖状，才使北京的知青工作队无话可说，那可是个“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但我的户籍是仍留在冯庄公社还是被注销了，我至今也不知道。
当我拿着复员的一套手续回家，到当地的派出所落户时，因为已经搬过家，派出所没有我迁出的户籍登记。我只好回到原来父母家的所在地二龙路派出所，幸好还有几个我当红卫兵时认识的干警，当时已当上了副所长和所长。他们看到我是个立过功的复员干部，对我有充分的信任，找出了十多年前迁出户籍的底子，给我开出了原户籍是从北京迁出的证明，这才让我在北京落了户口，又恢复了北京人的身份。
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北京青年服务社决定开一家商店。要想开商店先要有营业执照，而办营业执照之前，先要有经营的场所，找房子就成了首要的问题。我们没有房子，就骑着自行车满街地转，四处寻找空着的门脸房。终于发现在地安门与平安大街的交叉路口南侧，正在盖几栋简易的板房，一打听，是厂桥办事处在马路边占地建的临时建筑，我喜出望外，这就是我的立脚之处了。
经过与街道办事处的艰苦谈判，以每个月1500元的租金签订了租约，一个约60平方米的临街板房，成了我作为独立法人代表的第一个创业基地。
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只有几十元钱，我担任北京青年服务社副经理时，每月也只有六七十元的工资，却要承担1500元的租金，还要给几个人发工资，再加上货架、柜台的折旧，每个月如果不倒腾出来几千元的利润就会亏本，而那时一个月要获得几千元的毛利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我开始招兵买马了，尽管身上承担着许多经营的风险，但一想到这是自己开创的事业，又有了一种当“山大王”的自豪。
第一个上门应聘的是我数年之前同一个连队的战友，叫张小冬，也是后来和我一起入狱的难友。他的父亲曾是南京军区肖望东的手下、宣传部的部长。“文革”前周恩来总理成立了东方歌舞团，专门将他的父亲调到东方歌舞团任第一任团长，“文革”时被打倒，“文革”后才恢复了工作，先后到北京京剧团和一些艺术团当了团长。
“文革”时凭着战友的关系，尽管不够入伍年龄，张小冬也当上了小兵，却只能以战士的身份复员，进了北京钢琴厂当了一名调琴工。知道我复员后开始创业，他也想改变生活的现状，闯闯世界，宁愿抛弃铁饭碗，也不愿安于现状。
那是一段思想混乱的日子，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内的文艺作品大多是反映“文革”时期现象的伤痕文学，如话剧、同名电影《于无声处》等。人们开始反思“文革”的错误，但并不明确未来的方向，“四人帮”被打倒了，所有的传统信仰也随之被粉碎，新的信仰却没有随之而产生。虽然大部分被打倒的干部又恢复了工作，但他们的头脑中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信仰，没有除此之外的新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对“文革”的反思，对毛泽东做出了“三七开”评价，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号召“摸着石头过河”，但尚处于“摸”的阶段，既不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也不知道正确的“过河”方式。当时，已经开始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和承包制尚处于摸索与推广之初，城市中的经济制度改革尚没有明确的文件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改革开放与吸引外资尚刚刚开始，怀疑与观望占主导地位，短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南方已经开始的小商品经济尚未在全国催生出许多新生事物，尚未冲击传统意识而影响整个社会，更别提什么市场经济意识了。
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的人们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路线的同时，大多在不甘于现状的感慨中试图寻找一条生存的新路，许多人羡慕父辈在混乱的中国变革中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并浴血奋战，打下了一个新中国。他们也感受到肩上的重任，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像当年的父辈一样，从没有路的荒野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同时也是造福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路。
这一代人不甘于现状，就像不甘于寂寞一样，他们可以抛弃已有的安稳生活，打破体制内的沉闷，宁愿承担失败的风险，也硬要在这个混沌的社会中试一试自己的运气，绝不安于已有的命运安排。
由于战友关系和彼此的了解，我招收了张小冬担任商店的副经理，他又约了还在原单位继续工作的朋友齐跃兼任商店的会计，从此，我们三人在一起走过了许许多多曲折的道路。有一个被组织安排在我父亲家烧锅炉的工人，听说我在开商店，尽管只是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满怀希望地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我，我把她安排在商店里当了个小头头。此外还有一些待业青年加入，这七八个人就组成了这个商店的第一支队伍。
人招满了，我租下的临时建筑尚未完工，我们就自己动手铺地面、安装和布置柜台、摆放货架、张贴标语、制作宣传画、采购商品，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晚上我还要睡在后院的小仓库里值夜班。此外，所有的工资制度、管理制度和各种规章规定等都需要我亲自动手草拟，虽然没日没夜地连轴转，非常辛苦，但我心里有股甜甜的味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商店终于开张营业了，商店的位置不错，刚好在一排商店的中间，门前就是几个公共汽车站，公交站边还有几个小饭馆，人来人往的也算热闹，等公交车的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进来看看，这就有了交易成功的机会。小商店没有什么专营，只要能采购到的商品，从文具到服装，从电池到化妆品，都摆出来卖，真是五花八门，样样沾边。那时并没有经商的门道和经验，都在“摸石头”的过程中探索，甚至连卖水果也要试上一试。
靠门店的零售经营无法满足盈利和交租金，我们就通过一些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各种单位采购办公用品和劳保用品，送货上门，这样就形成了批量交易，靠数量创造盈利。
那时大多数办公用品如铅笔、钢笔、墨水、电池、算盘、纸张都是单位统一采购使用的，连肥皂、毛巾、围裙、袖套等劳保用品也是单位统一发放的。有了几个单位按月采购，我们就保住了租金和工资，开始多少有了点盈余。那时每个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就剩个一两千元的利润，这是靠我们的努力和劳动创造的利润和价值。
生活就是这样从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起的，哪怕是卖苹果、卖香蕉，也是一种生意，我既是经理，又是搬运工，还要值夜班、跑采购，也因此学会了算账，学会了管理，学会了如何在竞争中生存。
当时的青年服务社还开了个小工厂，由陈立群带着一群孩子生产那时最流行的玩具魔方，童培则带着一群人搞起了邮购和集装箱货运，这一群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的陌生人，就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拼搏着。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发财，但我们知道我们在创造机会，我们有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我们在努力从实践中寻找更多的市场机遇，我们在干着自己说了算的喜欢的事业（如果这也算是一种事业的话）。
今天，我可以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当年的艰苦日子，从今天的角度看，体力上的辛苦远不及管理上的劳累，那时以千元计算的投资与经营的风险，远不及今天动辄数十亿元的决策责任，那时一笔几毛钱、几元钱的商品买卖，更无法与今天一个项目几十亿元的交易规模比较，两者在数量规模的变化、交易的复杂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是最初的独立创业的开始，也是初生牛犊的冲撞。就当时而言，除了无畏和乐趣之外，任何困难都可能随时打破我们的成长之梦。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必须成功跨越任何一道拦在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
那时我们连几千元的采购资金也没有，更无力从银行取得贷款支持，大多数面向单位采购的供给都是先收到单位采购的支票再去采购，两日内将采购品送到单位，更不可能保留充分的商品库存，除了日常用的小型商品之外，最好是先卖后买，货架上摆的许多都是样品。一辆三轮平板车是我们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一项重大的资产投资，拉货、送货都依赖它，而专业的“司机”就是我了，连修车、补胎都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北京的冬天很冷，那时的房屋中大多没有暖气，要靠生炉子烧煤取暖，更别说我们的沿街临时建筑了。安炉子、装风斗、接烟囱、运煤、倒炉渣，都要自己干，尤其是晚上值班时，既要保证火炉不熄，又要防止失火，总要上个闹钟半夜起来看几次，今天看来，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那时却丝毫不觉得辛苦和劳累。这是自愿做出的选择，没有退路，也没有可以抱怨的对象。
尽管我很想将部队的管理方式移植到企业之中，但当你的“兵”都是未经过正规训练的待业青年时，部队的这一套纪律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许多事要手把手地教，而不能命令，连如何开购货小票、如何进行商品编号等，都要从头教起，按岗培训，用了许多时间才慢慢地走上正轨。
开商店，要与顾客打交道，就难免发生种种纠纷，这些纠纷中既有我们的不是，也有顾客的挑剔甚至是无理的要求，依着我当兵时的性格，可能会发生许多冲突。但得罪顾客就等于堵住了财路，唯一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这确实是一种磨炼。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外部的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去适应生存环境的要求。今天的我能坦然地面对各种批评、谩骂与攻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那个时期的磨炼让我的心宽了，人也变得更加理性，开始用大脑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四肢了。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面临的最大压力有两项，一是短缺经济中的供给，二是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安排。政府出台的政策将就业安排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无统一组织的闲散人员，由地方政府组织市联社、区联社，开办各种小企业，吸收和安排分散在各街道中的待业青年；一类是中央各部委的机关大院采用批准单位下设劳动服务公司的办法，由机关单位主导并出资，开办各种小型企业，自行解决大院员工待业子女的就业问题，这也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贺院长，曾在“文革”中被列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打倒了，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央将这一冤假错案平反，贺院长恢复了工作，但这种中央所属的研究机构中，大多是只懂研究的“书呆子”，找不出有组织和经营能力的干部人才，服务公司成立之后由一位将要退休的后勤干部负责管理，却无法解决大量的干部家属、子女的就业问题。贺院长希望能用委托管理的办法，用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解决大院中干部和研究人员的后顾之忧和家庭收入问题。恰巧贺院长的秘书与北京青年服务社的经理曾小凡是朋友，于是就推荐了北京青年服务社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劳动服务公司的代管单位。
贺院长专门找我们会谈了代管的问题，提出了院里的要求，并最终签订代理的委托协议，而代表服务社去担任服务公司经理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就这样，我和一个助手进驻了农科院。
那时小商店刚刚走上正轨，但这个小商店并不能满足我创业的冲动，正希望开辟第二战场，农科院的委托刚好给了我一个机会，或许是个更大的发展舞台。也许这正是一种事业性扩张的心态，虽然将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我却信心满满，斗志昂扬，就像一个将军面对一个未知的战事，不知胜负却义无反顾，充分相信“胜利只属于那些勇往直前的战士”。大院的情况和社会的情况不太一样，除了安排待业青年的就业，还要解决为院里的工作提供服务的问题，这就必须将服务公司的工作与院内的科研服务项目相结合、与院内的生活服务相结合，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为了解决就餐问题，我组织人在农科院的西门北侧盖了几间平房，从院里的食堂调了位张师傅，带了一帮孩子，办起了对内和对外经营的“天天饭馆”。从白案到红案，从服务到灶台，都是按内部食堂的风格学习和管理的，虽然员工都是大院里的孩子，但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地，开始也都很努力，也算是有模有样的。
此外，在院门的南侧，沿着院墙盖起了五间板房式的临时建筑，一位原来派到服务公司的钱姓大嫂带着院里职工的家属（几个女孩子）用其中的两间开起了缝纫部，请了个裁缝，给院里的职工缝补工作服、做工作服和衣服。这在那个艰苦朴素、缺少供给、大家都不富裕的时代，也算是个弥补服务难题的项目。
这期间院里调了个职工的家属进京，正愁无法安排工作，他是位电器工程师，正好他原来的厂生产冰箱和空调，就由他带了几个孩子在另外的三间房里开了个电器修理部，修理冰箱和空调，除了对外服务之外，也能修修院里的试验设备。
农忙时，院里的各个所都大量需要临时工，如蔬菜所、小麦所、品质所、种子所等，研究农业产品和种子，都有大量的农业试验田，都要应季节安排一批临时工，播种养护、除虫、除草、采种。服务公司就专门设了个部门负责与各所接洽协调临时工用工计划，让孩子们去干临时工，按天计价。院里的孩子满足不了用工需求时，也帮忙从社会找人干临时工，以保证科研任务。
那时没有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之类高科技的东西，而院里的科研单位有大量的科学论文、会议文件等，除了院部有个小打字室，保证院里的文件使用之外，各所都缺少这类服务，于是服务公司将院里一个废弃的旧澡堂维修改造，变成了正式对外营业的打印室。
打印室里是一群高中毕业的姑娘，没个挑头的人，我就成了小班长，从买打字机、安装到修理，都要主动带头干，从背字盘、背疑难字到输入、校对、修改，再到印刷、装订，样样都要从头学，从头教。有时还要刻蜡版，制作大字和图案的封面，有些图表也要靠蜡版来解决。
还好我在“文革”当红卫兵时就干过这些刻蜡版、印小报的活，那时《红岩》里的《挺进报》就是我的榜样和楷模，后来在部队时也出过板报和通讯，这次也算是重操旧业了。刚到农科院时我住在大北窑，大冬天早上六点钟就要出门，赶在七点多到院里，先给打字室生炉子，让孩子们八点钟上班时不至于冻手冻脚地无法工作，晚上要把火炉完全熄灭，以保证安全——满屋子都是纸张、蜡纸、油墨等易燃品，室内要严格控制烟火。有时文件材料要得紧，不得不晚上加班印刷、装订，经常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终点站郎家园。有时还不得不在办公室里睡行军床。
后来业务量越来越大，仅仅靠手摇油印机已经无法满足院里工作的需要了，就进了一套专门的印刷、装订设备，将剩余的澡堂也改了，办起了正式的装订厂，开始对院外接活。直到几年后院里办了正式的印刷厂，这套装订设备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时间长了，几个女孩子都和我成了好朋友，把我当成家长一样，常常把许多不敢对家长说的话悄悄说给我听，许多年过去了，她们仍然把我当成老大哥，保持着偶尔的联系。那时我无法用军队的命令方式让这群女孩子们加班，却可以用感情的纽带让她们自愿和我一起加班，以满足院里、所里加急印刷材料、文件的需要。有时一份厚厚的报告要印刷几百本，这确实是一件苦活，打字、校对又很废眼睛和时间，白天忙着打字，只好晚上印刷和装订。由于每次都能按时完成任务，打字室受到了院里的好评，而连续几次加班之后，除了按件计算，她们可以多得一些工资之外，我也会偶尔请她们一起去莫斯科餐厅大吃一顿，那时能在“老莫”吃饭大约是北京最奢侈的消费之一了。
小田、屈国第、徐岚平、徐梅霞、周丽妹、李睿等人的模样，虽相隔几十年仍历历在目，她们对我的信任到了任何人有困难时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我张口的程度，哪怕是借钱或要钱。在我眼中，她们借钱和要钱是一样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她们还。
一次李睿和父母吵架，一个人跑出去不见了，她的父母急得来找我，我就派小田等人到北京火车站去找她。我告诉小田，你们要先转转，再四处大张旗鼓地找人，找不到时，就去女厕所找。回来后小田悄悄问我，你怎么知道她藏在女厕所？我笑一笑没有回答她。几年后再相遇，小田还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还是没告诉她，这群女孩子从此更加佩服我了。李睿坚持不肯回家，我就让小田带着她到我的小屋里住几天，我告诉她的父母：“请放心，女孩子几天之后就气消了。”果然，几天后李睿回家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让小田与李睿更奇怪的一件事是，住在我家时，她们看到我写字台的玻璃下面压着的全是厚厚的一排排十元钱的人民币，小田问我：“你把钥匙交给我们单独住了好几天，不怕我们偷你的钱吗？”我说：“我相信你们，该用的就用，这不是偷。”
从生炉子、打饭、一起加班到处理了这几件特殊的事，我在她们的心目中成了神，也培养出了她们的自主能力，慢慢地打字室的业务我不再参与管理，而由她们独立运行。已建立的企业尚无法完全满足院里安排孩子们的需要，我的目标是要给所有从事季节性临时工的孩子一份相对固定的工作。
动物所的一个专家善于做动物标本，我就办了个模型厂，专门为学校提供教学模型和动物标本。那时并不懂许多动物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只知道有的是鹰有的是隼，开始经营得还不错，后来他私下做起了老虎与熊猫皮的生意，违反了国家法律，模型厂就改为玩具厂，转行了。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丝织品开始出口，我通过做外贸的朋友参观了崇文区一个街道的丝毯厂。这个厂专门生产出口用的丝毯，领我参观的是一位与我基本同龄的女性副厂长，叫齐玉珊。送我走时，我向她提出能否调到农科院服务公司来，我负责投资，单独办一个丝毯厂，由她来当厂长。
正好她的家在海淀，离农科院较近，我又给出了一个高于她当时工资的待遇，就这样她被我的真诚感动，同意调到服务公司来。经她介绍，我们从河北涿县一个停产的工厂购买了配套二手织架，在玩具厂的院里开办了丝毯厂，开始生产外贸出口产品。
齐玉珊很能干，从画图、放样、采购、配丝到编织，整个生产的“一条龙”都能独立承担，为我解决了生产、管理、营销的全部问题，同时解决了几十个孩子的就业问题。虽然生产的周期很长，但每天都能看到一定的成果，也许因为是同龄人，我们更容易建立朋友的关系，她连处理家庭关系的问题也与我讨论，并在我的劝说下挽救了一段濒临破裂的婚姻，如今我们不常见面，但仍以朋友相称，这就是信任。依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和从部队带来的组织能力，我先后办了大量的企业，如汽车修理厂、建筑施工队等，最成功的大约就是建筑施工队了。
一天，一群退了休的老头们在老周、老朱的带领下找到我，希望能利用老头们的力量组织一支施工队，解决院里的基建盖房问题，同时能安排许多就业，我们一拍即合。在后勤主任李明堂的支持下，占了几间破房做办公室，就开张了。院后勤将几个所的盖房与改造任务都交给了施工队，当年就取得了盈利，并将业务从院内发展到院外，后来我到华远后的许多业务都是“老头队”帮助完成的，双方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与联系。
正在此时，饭馆的老张师傅生病回院里休养，饭馆一时乱了手脚，我再次成了救火员，到饭馆带班并进行整顿，这又是一场攻坚战。
饭馆早上六点开门，要提前在四点多起床，屋外一片漆黑时，就开始生火、和面、热油、熬粥、烤小烧饼、煮豆浆，一开门就排起了长长的队。
饭馆的对面就是理工大的校门，也有许多教职工和学生到这里买早点吃。
每天早上，我们大约要炸两三袋面粉的油饼，煮一大锅米粥和一锅豆浆。四五个人忙得昏头转向，还要收拾桌子，洗刷碗筷。
一碗豆浆两三分钱，糖浆五分钱，一个油饼六分钱，一个烧饼八分钱，一碗米粥四分钱，有时不煮粥就包馄饨，忙了一早上，数数也就一二百元的营业收入，有时天冷，连一百元钱也卖不到。
收拾完早饭又开始准备午饭，洗菜、包饺子、蒸馒头、做花卷，小馆里做不出什么大餐，那时也没人吃大鱼大肉，常常一天也就卖出一两条鱼，生活困难的时代，人们不敢大吃大喝，多是家常便饭，以填饱肚子为主。一天经营下来收入不到千元，一个月下来也就一两千元的利润，幸亏是自己盖的房子，不用交租金。这样的经营状况实在无法提高孩子们的工资，也无法让孩子们安心。
那时的商品供应还是以计划性的为主，许多商品短缺，连好烟好酒也很难采购，啤酒更是紧俏物资，夏天则是哪个饭馆能供应啤酒哪个饭馆就有生意。
正巧原商业部的王磊副部长调到北京市任副市长，并主管北京市的商品供给，中央正是想借这种工作关系，在短缺经济时给北京市更多的保障。王磊副市长就从部里调了两位熟悉的干部到了北京，一位是黄洪年，到北京市一商局任局长，负责工业品的供给；一位是我母亲，到二商局任职，负责糖烟酒和副食品的供给——妈妈“文革”后就恢复了工作。
万般无奈中我到母亲那里去走后门，拿着院里开的介绍信，申请在小饭馆里安排啤酒罐，有了啤酒罐就等于有了散啤酒的供给专点，就有了啤酒的供给保障。那时保障中央在京单位的供给也是一项摆得到桌面上的正当理由——当然不是保障我的小饭馆，而是保障院里接待外宾进行研究工作。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大红印章，给了妈妈一个可以行使自己权力的理由。而这个啤酒罐则改变了“天天饭馆”在周围这一片饭馆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天天饭馆”在院里的地位，至少这里有啤酒供应的优先权了。
同时我又压缩了一间办公室，开了一个对外的门，在饭馆里开了个冷饮店，专卖烟酒和冰棍、酸奶等冷饮，力求用多种经营的方式吸引顾客，提高营业收入和利润，为职工多发一些奖金。
每天吃完中午饭，我们就蹬上三轮车，把装酸奶的空瓶拉到西直门或四道口的批发店，再装上新鲜的冰棍、酸奶，蹬车赶回小饭馆，赶上天热，一天就要跑好几趟去换货，一直忙到晚上十点才关门结业。
当院里、大街上已经夜深人静时，我们将一箱硬币倒在桌上，分清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再十个一叠地摞在一起，然后将每叠硬币用裁成条的报纸卷起来，按数量捆在一起，然后再数有多少不同币值的捆，数出一天的总收入。
常常我们会在数硬币时不小心打了个瞌睡，将刚叠放好的硬币碰掉一地，不得不满地捡硬币再重新数，那时靠的完全是年轻，在部队锻炼出个好身体，否则早就坚持不住了。一次，我的老战友阎阳生代表他所在的单位北京市环保局在离我不远的友谊宾馆开会，中午饭后，非常得意地到我的小饭馆来“吹牛”，那时能参加有外宾出席的国际性会议是个莫大的荣誉，能有机会住在友谊宾馆这种高级宾馆里，更是一种奢侈了。他的西装革履与我一身沾满油花的工作服相比，那更是天壤之别了，他很自豪自己的工作和进步，我却更自豪在干一场自己的事业。在部队我们之间就暗暗地较着劲，非要比个高下，如今仍在较着这股劲，遗憾的是争论之中我累得坐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连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
除此之外，我还联系了老家，送来了山东苹果，在饭馆的门前摆上了水果摊，晚上还挂灯“作战”。没有仓库放苹果，晚上就睡在苹果筐上。夏秋的蚊子满天飞，我就用被单把自己包得严严的，只在枕头旁边点一支蚊香，即使这样早上起来身上也到处是蚊子叮咬的包。那时似乎并没有把吃苦当成一回事，只知道要拼命干出一番事业来。
为了培养这些年轻员工，我还通过院里申报了职称评定，随着院里的安排和社会的安排，让红案白案（厨师分为红案白案两种）的孩子先考有级别的办事员，再考有级别的厨师，以此来吸引他们精益求精地学习业务，干好工作。后来确实有几位考上了二级或三级厨师证。慢慢地从孩子们中选拔出了管理者，我才又回到公司里考虑新的发展。
院里除了免费提供了一些房子之外，还给了我30万元的启动资金。第二年我就用盈利还了院里5万元，并计划用几年的时间还清院里的借款。有了施工队之后，还款就变成了轻松的事，至少我们有了不断增加的盈利。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农科院建立了十多个企业，帮院里解决了大量的服务困难，同时也安排了院里上百个孩子的就业，让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也在逐年、逐步地提高他们的工资，许多孩子月收入最高时超过了80元，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父母（那时一个正式二级工月工资只有40多元钱）。我虽然没有在青年服务社干活，却为服务社赚到了应得的托管费（相当于上缴管理费）。
由于我的成绩，院里后勤干部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调入农科院，解除委托管理，并答应给我个处长的职务，请我认真考虑。正在此时我接到了回社整顿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