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海军供职。甲午战争之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任用他到湖北训练新军。八年间，由马队管带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这个人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过同情，因此，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向对他颇有好感。可是，像这样一个清廷军官，对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兴奋而又缺乏经验的革命党人此时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让黎元洪当了都督。黎元洪开始坚决不肯应承，后来被迫答应。原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则做了军政府的民政总长。这样，武昌起义的一部分领导权，便落到了一批封建官僚、政客的手里。新政府里塞满了一大批旧人物。
非常滑稽的是，革命军拿出写好的安民布告，要黎元洪签字时，黎元洪舌头打着颤，含糊不清地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签了字。
于是，这个布告便在全城张帖了：
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于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努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持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八月二十日。
这是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次发布的文告，很有历史意义。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渴望汉族光复，建立民国，因此，当布告贴出后，观看的人不计其数，都以先睹为快。布告署名是黎元洪，一些人惊异地说：“没想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当时，这也可以起到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吧。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很快便在各省领导或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首先响应的是湖南、陕西两省，继而江西、山西军政府也宣告成立。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市中，已有十四个省脱离清廷独立，其他各省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士崩瓦解的局面之中。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宣传募款活动。10月12日，他从美国的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讯，心情兴奋极了。多少年来，他为之奋斗，翘首盼望的起义胜利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夜晚，孙中山靠在床上，床头灯发出柔和的灯光，照着他激动得有些发红的面颊。他将这条消息又看了一遍，其实，原文已经能背出来了。他一边看，一边想，无尽的思绪在脑海里翻腾着，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从1906年冬天到1911年的春天，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但是，十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在黄花岗之役中，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真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革命党同志中间，包括一些重要的骨干分子，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失败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令孙中山更为担忧的是，在武装起义失败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严重的分裂。这是孙中山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同盟会中有一些领导人对孙中山大加攻击，一时纷纷嚷嚷，不可开交。过去和孙中山有些隔阂的章太炎，联络了一些人，声言要开大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刘师培、张继等人创办了《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大肆攻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东京重新成立了光复会，谩骂孙中山，造成了许多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大分裂。
一个革命家，在他最需要人帮助扶持的时候，还有什么比朋友、同志的背离更使他伤心呢？孙中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仍然忍辱负重，毫不气馁地为革命奔走呼号。他坚信自己所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同盟会中的多数人是理解并拥护自己的。为了进一步集聚力量，他一面到南洋、欧美等地鼓吹革命，试图东山再起，一面往各地筹集资金，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为再次起义准备军饷。
在美国，旧金山是一个华侨集聚之地，孙中山曾经多次来到这里活动。为了加强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1910年3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主持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将美国几十个城市的同盟会分会联合在一起。为了打开局面，不断扩大力量，1911年6月孙中山再次到达旧金山，经过努力，促使美洲同盟总会和洪门致公堂这两大组织，消除门户之见，尽释前嫌，不再听信清政府旧金山领事的挑拨。美洲同盟总会会长李是男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都十分信赖孙中山，经会商后达成协议，于6月18日分别刊登布告，通知美洲各埠所属的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在旧金山，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担任了同盟会员加入洪门的介绍人。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了“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则称“国民救济局”，首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地区宣传募款，号召广大华侨踊跃捐资，以助革命大业。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和捐款渠道，孙中山建议选派四个同志，分成南北两路，从旧金山出发，到纽约集中后再分道返回旧金山，向全美华侨集居的大小埠头解释革命宗旨，扩大革命组织。孙中山第一个自告奋勇担任演说员，和同志黄三德一道于9月2日沿北线出发宣传。沿途的华侨亲切地称他为“孙文大哥”。
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工作，并不总是顺利的，也有不少华侨态度冷淡，有的甚至还予以嘲笑和攻击。每到一处，除了发表演说，孙中山一有空有就登门访问一些有影响的当地华侨。有些资本家老远看见孙中山来了，马上关起店门，给他一个闭门羹。
一天上午，孙中山走到一家华侨洗衣馆门口，正准备进门访问。突然从屋里走出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熨斗，气势汹汹地指着孙中山的鼻子说：“你不准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敢进来，我就用这个熨斗掷你！”
孙中山没有生气，反而对那个华侨很诚恳地笑着点点头，走向隔壁的一家华侨商店去了。
随行的同志十分气愤地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孙中山宽宏大量地笑着说：“这些遭遇是我早已预料到的，没有什么关系。人家不了解革命道路，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在南洋，在欧洲，我都碰到过这样的人。有些人时间长了，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就与我交了朋友。”
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在孙中山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华侨是爱国的。孙中山的演说极富感染力，有的连老农民、老园工也停下活来听他宣传革命道理。许多侨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纷纷解囊捐款，特别是工人更为踊跃。有的失业工人，生活已很艰难，还借钱捐款。有一天，一个中年洗衣工拎着一袋钞票，来到孙中山下榻的旅馆，把二十多年的积蓄往桌上一放，未等孙中山开口问他姓名，便匆匆告辞走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次又一次使孙中山感动万分，一路的辛劳、委屈，也顿时化为乌有。孙中山在海外募集的革命捐款，一批又一批地汇到同盟会的起义指挥机关，而他自己却经常囊空如洗，生活十分清苦。他不计较这些个人的荣辱得失，也没有闲暇考虑安排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颠沛流离，云游海外，为的是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如今，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自己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孙中山想到这些，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他索性穿衣下了床，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有时直愣愣地盯着窗外出神，静静地思考着。
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回国直接指挥这场革命战争？孙中山踌躇良久。如果这时即从太平洋秘密回国，那么，二十多天后就可以到达上海，亲自参加摧毁清王朝的战斗，以慰平生之愿。经过再三考虑，孙中山预计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将会碰到很多外交、财政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担心某些帝国主义列强支持清政府，还可能趁机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办理外交和财政借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于是，他决定立即中止在美国的演说筹款计划，绕道欧洲回国。
一个星期以后，孙中山经芝加哥来到纽约，到纽约后，他立即向美国一些政界和财界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他还派人转告日本驻美代理大使植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支持行将崩溃的清政府。在纽约期间，孙中山获悉胡汉民、朱执信等同盟会的骨干正在相机争取广东反正，便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其归降。
在纽约呆了十余天，孙中山又一次横渡大西洋。于11月10日来到伦敦。十五年前，他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这里被清使馆秘密绑架，从九死一生的危境中幸而脱险。现在，他以中国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这里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孙中山首先通过美国朋友咸马里的介绍，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给清政府贷款的问题。银行团代表答覆说：“这件事，只有外务大臣才能决定，我们作不了主。”孙中山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就此问题向英国外务大臣交涉。孙中山提出了三条要求：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政府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属各地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
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要求，虽然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是在应付。孙中山还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财团和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答覆是：“银行财团借款给中国，只能与新政府交涉，但必须等你回国后成立了正式政府才能具体洽商。”看来，这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拒绝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离开伦敦，于11月21日又来到了巴黎这个美丽著名的城市，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比恭，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国革命的新政府，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答，只有少数人士表示同情。他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晤，要求给中国新政府贷款，遭到拒绝。他还谋求与当时正在巴黎访问的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苏诺夫会见，也被置之不理。
孙中山满怀希望地到处奔波，到处求援，却到处碰壁！跑了一个多月，他遇到的不是冷眼讥讽，就是蛮横拒绝，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自慰的成果。事实上，从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到以后反对军阀的斗争，乃至一直到孙中山逝世，他都没有得到英、美、法、日等列强的支援。相反，他们支持的是他的敌人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孙中山到了晚年才认识到“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
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不断接到国内黄兴等人一再催促他尽快回国的电报，便匆匆离开法国，从马赛港搭船回国。
12月21日，船到香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专程从广州到香港迎接孙中山。老战友重逢，无比亲切。胡汉民告诉孙中山：
“目前革命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袁世凯在北方手握重兵，居心叵测。先生如去上海，各省必定推举您为总统。但先生手下无一兵一卒。怎能成大事？先生不如留在广州，训练精兵数万，然后肃清强敌，使国家真正统一，建立共和政府。”
孙中山听了，思忖了一会，毅然地说：“你的话不无道理。但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革命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政府必然倾覆，袁世凯也未必能支撑长久。况且，目前上海、南京正处在前方，如果我不去首当其冲，就是避难就易，有负于四方同志的期望。”
他打住话头，停了片刻，继续以坚决的口吻说：“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决非他人所能胜任。”
孙中山还说服了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与他一起北上，共同担起建立共和国政府的重任。
12月25日晨，一艘由香港开往上海的海轮，徐徐驶进了黄浦江。孙中山万分激动，站到船舷旁，兴奋地眺望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自广州密谋起义失败后，他亡命海外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多少艰难，多少曲折，多少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为国捐躯！现在，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轮船慢慢地靠上了三马路外滩的海关码头。码头上早已聚集了一行欢迎的人群，有同盟会员、新闻记者、外国领事、地方官员、富商绅士，还有很多市民、工人、学生。
欢迎的人群看到孙中山站在甲板上，顿时人头攒动，声浪喧哗：
“欢迎孙先生海外归来！”
“孙中山！孙中山！”孙中山此时身穿黑色西服，神采奕奕，举帽挥手向欢迎人群致意。他和胡汉民步上码头石阶，和前来欢迎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领导人紧紧握手，互相问候。
十余名记者将孙中山团团围起来，个个都手提快镜头摄影机，争相拍照，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请问孙先生，听说你这次从海外带回了大笔巨款和军舰，有这回事吗？”一个带眼镜的外国记者向孙中山发问，因为社会上对此早有传闻。
“我这次回国，分文未带”，孙中山微笑着回答，“所带回的，革命精神而已！”
一个记者拥到孙中山面前，有礼貌地问：“孙先生，现在南方的革命军正和清政府的代表在上海会谈，请问先生对此有何意见？”
孙中山已经知道，一个星期以前，在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和立宪派共同策划之下的南北议和，已在上海英租界正式开始。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他一听记者问对待此事的态度，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革命目的不达，决无议和可言！如果要议，那只能商议推翻清王朝，尽快实现全国的统一和民主共和！”
孙中山回到上海，使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党人精神为之大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政府，就在孙中山来到上海以后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