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依托致公堂，在旧金山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首先建议黄三德改组《大同日报》。该报是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原由保皇派分子欧榘甲任总编辑，欧在报上发表攻击孙中山的言论。黄三德听从了孙中山的意见，取消了欧的总编辑资格，请孙中山推荐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刘成禺接任。刘成民主持《大同日报》后，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指导下，使《大同日报》成为旧金山的革命号角。
接着，孙中山便与黄三德、伍盘照商量，要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这是当前的首要工作。孙中山说：“可以将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多印刷一些，向美洲、南洋等地的华侨广为散发。”黄三德积极联系，请《中西日报》社义务印刷，邮费由致公堂捐助。《革命军》一书共印了一万多册，华侨极为欢迎，在此书激发下，革命情绪普遍高涨。
在此基础上，孙中山便着手发展兴中会组织，同时在华侨中筹款。他把在檀香山印好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华侨推销。在兴中会的筹饷大会上，孙中山系统地宣讲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和主张，号召爱国华侨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支援兴中会在国内起义。当场即有人踊跃购买。
在孙中山到来之前，旧金山的洪门会员由于受保皇党的迷惑，不少人参加了保皇会，忘记了“反清复明”的宗旨，旧金山致公堂似乎成为单纯的华侨互助团体。由于孙中山加入致公堂，洪门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机。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反清大团体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孙中山向首领黄三德等人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使会员们在明确会义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一方面使它能够正本清源，肃清保皇党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同时为准备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军饷。
致公堂首领们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主张。黄三德说：“美洲洪门会员约有十五万多人，如能动员起来，不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孙先生还需费力操持才是。”孙中山满口答应：“我愿意亲自到美洲的各埠演讲，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革命。”孙中山着手为洪门会编写了新章程，共分八章六十七条。新章程发挥了“两反一维护”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精神，即反对满清卖国政府，反对保皇党破坏革命，维护国外同胞的生活安全。它一方面保留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团结互助的会例，一方面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内容，甚至把兴中会的纲领引列其中。如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逐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致公堂这一古老的民间组织，能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上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确实是别开生面。这就把洪门会原先单纯的“反清复明”
的封建性的宗旨，上升到民主革命的新高度，使这一组织能在革命战争的风暴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孙中山帮助洪门会改组的过程中，保皇党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造谣诬蔑，血口喷人，攻击孙中山，诽谤革命党，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达到目的。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声望，取得了海外广大侨胞的信赖，并一跃而登上了声势浩大的致公堂组织的最高层，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透渗到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中，这是保皇党所无法企及的。
1904年5月，孙中山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一行从旧金山出发作巡回演讲，途经洛杉矶、华盛顿、费城、芝加哥等几十个城市，最后到达纽约，在美国绕了大半圈。每到一处，黄三德都组织洪门会新会员的入盟仪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宣传致公堂反清的宗旨和今后革命救国的政治使命，驳斥保皇谬论。辗转数月，使这些城市中的华侨倾向革命的逐渐增多，政治大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纽约，由黄三德介绍，孙中山结识了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麦克威廉斯建议孙中山写文章，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孙中山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因为中国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夕，革命风潮将以日益增长的威力与速度出现在中国大地，为了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并希望得到各国道义上、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持，有必要向欧美国家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不久，他离开纽约到达美国的中部城市圣路易，用英文写成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很诀，美国朋友麦克威廉斯便在纽约出资印成一万多册单行本，书面用汉字自题“革命潮”三字。此书后来由旅日华侨学校的二位教员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名义，印成中英文合刊单行本，分销海外各地，影响很大。
孙中山的这篇文章，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政论文献，代表着中国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的原因和必胜的条件，以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该文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远东”，“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他说，“纠纷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而“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孙中山申明，“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决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己”。文章警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殖民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与灾难，支持清政府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孙中山在文章中还把清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关系从历史和现状上作了说明，指出满清王朝是用残酷屠杀数百万人的血腥手段建立起政权的，而且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统治之下，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孙中山以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立场，从阶级实质上总结了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十一类政治特点，进而指出：当前，全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有信心把满清君主政体经过革命改变为中华民国，因为满清政府不仅政治上已经彻底腐朽，而且军事上也不足以与革命派匹敌。因此，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对于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前景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孙中山作了如下的描述：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也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
尽管孙中山在这篇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非常恳切地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和同情，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孙中山在揭露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在经济上的残酷压榨，在生存权利上的任意迫害杀戮等罪恶方面，则是全面而深刻的。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推翻和埋葬腐朽的清王朝以及想瓜分中国的外来侵略者。这一点，孙中山代表四万万同胞，喊出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定要结束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愤激之声。
访第二国际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伦敦。在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写信告诉正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贺之才等人：“中山先生正在伦敦，你们可与之会晤。”并给他们写了会见孙中山的介绍信。
贺之才等人是1903年冬季由湖北当局派出留学的。他们倾向革命，热心国事，早就仰慕孙中山，渴望见面求教。到了比利时首都市鲁塞尔后，这几个青年学生读书之余总是经常谈论革命，清使馆发现后曾将他们管禁过几个月时间。现得知孙中山正在伦敦，贺之才就把刘成禺写的介绍信连同约请中山先生赴比利时的邀请函一起寄给了孙中山。
隔了一段时间，贺之才收到了孙中山的回信：“因外出作短暂旅行，未能及时答覆，请原谅。承蒙邀请，愿意来比利时一游，见面再叙。”
贺之才知道孙中山资金缺乏，就和留法、留德的学生联系，共同筹集了一笔经费寄给孙中山，并约定了来比利时的日期。
1905年5月初，中山先生乘船到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码头。中山先生身穿皮领大衣，健步下船登岸，贺之才等三人已在码头迎接。中山先生紧紧握住贺之才的手。贺之才介绍旁边一位青年：“这是朱和中，是留德学生，特地从柏林赶来拜见先生。”孙中山忙说：“谢谢，你们辛苦了！”贺之才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位叫李蕃昌，是我的同学。”中山先生点头致意。
走出码头，四人先乘马车来到了一个小旅店，稍事休息，又转乘火车到了布鲁塞尔。在车站受到二十多名留学生的列队迎接。孙中山十分高兴，亲热地与他们来到早已由他们安排好的寓所。
此后，孙中山与贺之才等人连续畅谈三日三夜。这些意气风发的留学青年，聚集在一起，亲聆革命首领的教诲，个个情绪激昂。
第三天晚上，留学生们设宴招待孙中山。几杯香槟酒下肚，大家谈兴正浓。孙中山站了起来，热情洋溢地说道：“革命的方略已定，请各位再发表关于建国的想法。”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孙中山见夜色已深，请大家暂停争论，胸有成竹地说：“已经讨论了三天三夜，今晚应该作一结束。”
贺之才问：“先生有何想法吗？”孙中山笑了笑，望望大家兴奋的脸庞，以征求的口吻说：“我提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名称待定，愿意参加的可宣誓。”朱和中当即答应：“我辈既然决心革命，什么都可以牺牲，还害怕宣誓吗？”孙中山高兴地说：“好吧，我做监誓人，就从你开始！”他吩咐贺之才：
“拿纸笔来，我先书写誓词。”孙中山接过纸笔，便一气呵成写出：
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宣誓书写好后，朱和中与贺之才相视一笑。孙中山问：“你们笑什么？”朱和中答道：“康有为、梁启超常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可见康、梁是在诬妄先生。”孙中山慨然一笑：“我也读书破万卷。”
于是从朱和中开始，逐一宣誓。此后，又有人陆续前来宣誓，一共有三十余人。誓书交贺之才收存。孙中山还与他们商定了暗语：
问：从何处来？答：从南方来。问：到何处去？答：到北方去。问：贵友为谁？答：陆皓东，史坚如。
至于秘密手式，则用骈指交勾握手法。在布鲁塞尔，孙中山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那便是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那是1905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西装革履，目光炯炯有神，与中国留学生贺之才一道，来到第二国际书记处。
第二国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889年创立的，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泛滥起来。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一间光线充足、陈设豪华的会客厅里，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会晤了孙中山。在座的除了贺之才之外，还有闻讯赶来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记者桑德。
贺之才介绍说：“这是中国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特来拜会二位书记处领导。”
宾主互相寒暄了几句，孙中山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布鲁塞尔，是我欧洲之行中的计划之一，主要目的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同时扩大我革命党的影响，今天拜访二位，是为了请求你们接纳我们的党为第二国际成员。”
孙中山流利的英语和不凡的气质使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暗暗吃惊。他们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又会意地点点头。继而，胡斯曼有礼貌地微笑着问：
“那么，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风趣地说：“此行就是与你们联系，向你们介绍我党的情况嘛，也许是我们党的影响还不大，没能引起第二国际的重视吧。”
“孙先生，那就请您先谈一下你们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纲领，好吗？”王德威尔得说。
“好的。我们的目标和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说完，又用英语对这几句话作了通俗的解释：“尊敬的主席和书记同志，我们革命的目标，第一就是驱除帝国主义走狗满族统治者，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第三是核定地价，由国家照价收税，必要时照价收买。”
孙中山话未落音，王德威尔得插话说：“亲爱的孙同志，请您再谈谈贵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组织形式吧。”显然，他们对孙中山所谈的话题兴趣不大。
孙中山略微皱了一下眉头，没有显露出任何不愉快的神色，继续侃侃而谈：“中国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些不一样。他们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欧洲工人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可中国工人一点也不笨。他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机器来进行生产，但是要避免机器生产的种种弊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记者桑德出于职业的敏感，似乎对孙中山所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他迅速地作着记录，抬起头问了一句：“请问孙先生，你对于你的祖国很有信心，是吗？”
孙中山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实现社会主义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时，我们将已经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孙中山瞟了第二国际书记处的两位领导人，接着说：“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看来，第二国际书记处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因此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孙中山的演说，而很少插话。胡斯曼只顾低着头在一个精致的大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而王德威尔得可能是由于昨夜没睡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
“亲爱的孙中山同志，关于您要求加入第二国际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给予肯定的答覆，这需要在第二国际和有关会议上慎重地研究。我看以后再说吧。”胡斯曼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伸出手来，同孙中山和贺之才握了握。这等于是下了一个文明形式的逐客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