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大戏，总少不了跑上跑下的龙套。他们是过眼烟云，谁也记不得。但是，细瞧瞧，他们的戏，其实也挺精彩。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跟康梁党人关于革命的争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革命会产生巨大破坏。康梁们之所以主张改良，就是鉴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代价过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坏、大乱和铁血的革命党人，当革命真的来了的时候，最担忧的一件事，还就是秩序。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多数革命党都主张杀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坏越小越好。曾经利用会党做革命的先锋，可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杀驴之嫌，跟立宪党人一起限制排挤会党。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制会党的破坏性。
对于那些追求中国进步的人来说，庚子义和团事件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立宪党人如此，革命党也如此。此后他们的行动，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追求文明的动机，借以跟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甚至争取在行动中修正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不文明的形象。革命一发生，多少都意味着动荡，外国人会担心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野蛮排外。所以，无论什么地方，革命党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国人视他们为义和团。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划定的规范，自觉地自我改造，当然首先表现为对西方人的善意。因此，会严格约束自己人，严禁自己辖境内的所有人对外国人有所侵犯。湖南的起义，是会党龙头大哥焦达峰的首领，但起义后第一份告示，就是严禁侵犯外国人。会党势力较大的陕西，会党中人做了都督之后（六都督之一），各地党徒纷纷设立码头，大开山堂，扰害地方，谁也奈何不了。但是在有些码头做出支持暴民攻击教堂的举动之后，他们的大首领张云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码头，不服从的，就派兵镇压。整个革命期间，尽管革命党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国人和教堂的事情，相当稀少，偶尔几次，也遭致新政权的全力镇压。重庆的革命军士兵，上街时携带有两面旗帜，分别写着“中华民国”和“复汉灭满保教安民”。重庆蜀军政府告示上写道：“兴汉排满，保商卫民；大军起义，鸡犬无惊；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护，不许犯侵；如有匪徒，乘机抢劫，军法从事，杀之无赦；言出法随，凛遵勿越！”专门把教堂教民单列出来，作为保护的重点，用心良苦。宁波光复，军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杀令，头两条都跟外国人有关：“一、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
自然，当外国人出面劝告革命政府保持文明的时候，也没有不照准的。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政府原本要进驻邮局检查邮件的，但当身为外国人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告诉他们，邮政是不可侵犯的，这是文明国家的通例，他们就缩回去了。这位税务司还告诫革命政府，要像保护外国人一样，保护满人。如果满人犯了法，应该经过审讯，不应随意处决。革命政府都一一答应。一个外国记者问著名的革命党人刘公，说是革命党在原来的计划里，有没有杀满人这一项，刘公断然否认。其实，起义本身当然要杀满人，但起义成功之后，杀还是不杀，就不一定了。只是，由于外国人的介入和劝告，革命党人即使为了保持在外国人面前的形象，也绝然不会动杀机了。宜昌盐厘总局的总办，在宜昌光复后，剪了辫子，剃掉了胡子化装逃跑，结果还是被革命军抓住。但是有外国人出面给他说情，说是杀了这个老头，对革命事业没什么好处，但却引起外国人的厌恶。于是，这个声誉很不好的官员就被释放了。只要有外国人抗议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都会得到严肃的对待。有的地方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被革命军剪了辫子，只要他们向自己的东家诉苦，东家告到革命政府，肇事者都会得到惩罚。而这种事，在中国人自己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荆州是湖北境内满洲驻防的要地，由荆州将军统领，理所当然成为湖北革命军进攻的重点。但是，在当地外国教会的斡旋下，当地驻防满营投降了。所有满人包括将军和都统、副都统的生命安全，都由教会出面，加以保证。在投降协议上，当地的主教和两个神甫也签了字。当然，这些人就真的安全了。
革命党人每光复一地，对于当地的秩序都是相当在意的。除了会党当家的少数地方，比如陕西、湖南还有浙江山大王王金发当家的绍兴，进城之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之外，其他地方，多半是照旧关押，凡是碰到越狱的囚犯，一律格杀。有的地方，还特意把一些骚动的囚犯提出来，在大会上公开枪决。革命后，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抢劫，革命军和当地商团都会上街弹压，凡是碰到抢劫或者不轨的人，无论罪过大小，一律枪毙。为了保证秩序，革命党人几乎都尊重原来的地方自治，尊重商会自治，尊重乡绅的权力结构。对于乡绅要求镇压骚乱乡民的请求，一律答应，绝对不许农民趁机起来推翻乡绅的统治。总之，革命破坏越少越好，一屋不烧，一人不杀，是最佳的状态。尤其是在有大量外国人存在的通商口岸，革命党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
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也是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革命。这个世界的存在，对于看起来似乎是内部的革命，有着极大的制约。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中国的西方人和西方报纸，大多表示了对革命的理解和同情，反而对清军倒是比较苛刻，稍有不慎，就遭致严厉的谴责。起义发生不久，外国使节就把叛乱的革命党人视为对等的交战一方。这在当时的“合法”政府看来，显然是一种不合国际惯例的抛弃和背叛。后来的北洋军和革命军的交战中，只有北洋军屡屡遭到租界的洋人的干预，不让他们在这里架炮，不让他们在那里进攻，但革命军方面，却有诸多的优惠。
当然，革命的目的，原本就是学习西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自然，西方的文明尺度，势必要被革命党人看重，从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也会尽量地文明和遵守秩序。此前为了发动革命而策动的会党，也正是在这个尺度面前，破坏了革命党的形象，导致大多数立宪党人和乡绅，转而支持袁世凯。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就是一种解放。解放，首先解放自己的欲望。
辛亥革命中，广州的光复，不是革命军血战的结果。跟全国其他多数地区一样，广州的光复，是革命党与立宪党人联合起来，内挤外压，最后不肯合作的清朝官僚走人，大家咸与维新的果实。巡防营、旗营都维持现状，只是总督换了都督。但是，革命后的广州，却来了很多民军。
民军就是革命军。虽然没有真刀实枪打天下，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有功。很多人当过民军，会弄一功牌回家，银子做的，回家就像中了进士似的，在宗祠里可以领双胙——两份肉。但多数人并不想回家，他们原本就是三合会的人或者绿林豪杰，好不容易进了城，要留在城里享福。
就像很多农民理解的革命，没了皇帝，就是没了王法一样，参加民军的这些好汉们，进了城之后，也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民军没有服装，但手里有家伙，没有洋枪，也有刀剑什么的，还有的，身上挂着一个自己做的炸弹，虽然很可能根本就不响，但挂上了，就可以吓唬人，因此，白吃白喝，敲诈抢劫，就有了通行证。当然，他们很快就发现，最便当的弄钱方式，是开烟（鸦片）开赌。
就这样，二十几支各地的民军，进了广州城各据一方，大开烟馆赌馆，公开贩毒、开赌。同时，天天跟新政府要钱要饷，不给就闹事。甚至拦路抢劫，劫到了洋人，连江面上过往的汽艇都敢拦，不停就开枪。由于争地盘，抢货源，各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你杀过来，我杀过去。一支民军的标统（团长），居然会在大街上被另一伙的民军杀掉，连手枪带金表、金链子和钱夹子，统统被抢走。弄得城里的居民，天天提心吊胆。秩序大乱的背后，是无度的奢华，尽情的享受。各支民军的官佐，迅速腐化，吃喝嫖赌，买妾纳妓，无所不为。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就是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也一样开了禁，拼命放纵自己的欲望。
其实，这个时候，革命尚未成功，北方还在清廷手里。北洋军还挺凶，反扑过来，接连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真的要推翻清朝统治，本该秣马厉兵才是正经。刚占了广州就享受或者火并，无论如何都早了点。当然，革命党人也有明白人，于是一边整顿民军，一边组织北伐。所以，革命党人都督胡汉民和副都督陈炯明，给民军发了军装，派人加以整顿，排排队，学点立正稍息，好歹像个样子。一些实在不像话的，就裁撤掉。北伐军也组织起来了，甚至还组成了一支几十人的女子北伐队，人还没出发，先给披挂上，全副武装，然后照了相，发给报馆，先在报纸上登出来。不久，广东北伐军到了南京，由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在新军里干过军官的姚雨平带队做总司令。
可是，广东的北伐军到了南京前线，打了两场小小的接触仗，然后就顿兵不前。当官的在南京城里大吃花酒，轮流请客，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轮流当主人花钱，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沉醉不醒。军官这样，士兵跟着学，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南京临时政府好不容易筹来北伐的钱，都由北伐军送进了酒楼妓院。一旦钱没了，就敢整队人马出来抢。
留在广州的民军，整顿效果也不怎么样，发了军装，士兵换上了，但军官却不肯换，因为他们要穿发财发来的绫罗绸缎。害得长官点校时，队列里总是夹杂着穿便装的军官，很不像样子。民军不像样，作为他们的首领，都督和副都督，也就没有威信。商民对于革命，很是失望。城里的秩序，根本不及清朝统治时期。
所以，尽管当时中国，多数省份都独立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枪也多。但是，这些急于享受的民军，尤其是民军首领们，别说北伐，就是自保也成问题。不止广东的民军如此，其他地方的民军，也大抵不差。像亲身参加革命的鲁迅说光复绍兴的王金发们一样，天还没冷呢，就急匆匆地换上皮袍子了。而在醇酒妇人方面，革命党人似乎特别地在意，稍有条件，就拼命地享用。好像专门跟清朝对着干似的，你不许官员嫖娼，我就特意开放。你禁欲，我就放纵。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就是一种解放。解放，首先解放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非要急于跟袁世凯妥协。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袁世凯妥协，多次许诺，只要袁世凯反正，就拥护他做大总统。不惜肉麻地一个劲儿地忽悠袁世凯做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总统换人之后，留在南京的黄兴，自己就觉得这些民军不像话，将大部分都解散了，广东北伐军，也打发回了老家。回老家的时候，才发现北伐军的下级官佐，在南京娶了妻室的，竟有一百多人。由于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因此长官明令他们不许带上这些战地新娘，但是不仅新娘不干，官佐也不干。这样拖家带口的军队，能打仗吗？天知道。后来袁世凯腾出手来收拾革命党人的时候，所谓的二次革命，革命党人根本不堪一击。江西的李烈钧还算多少打了一仗，而广东的民军，拥袁的龙济光一来，几乎是一枪没放，就倒戈的倒戈，逃生的逃生。转眼之间，两个革命党人的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走人。孙中山的家乡，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就这样变了颜色，一点面子也不给孙中山留。
革命的帽子
革命是个帽子，戴上这顶帽子，做什么都特别的理直气壮。
辛亥年，当革命在全国上下闹起来的时候，革命就从作乱变成了具有正面意义的革故鼎新，不，是revolution，属于舶来品，比中国语境里的革命，还要内涵丰富而且价值正面的词。严格地说，这样的革命是个帽子，戴上这顶帽子，做什么都特别的理直气壮。
抗租抗税的事，历朝历代都有。闹大了，也会有大兵的镇压。不过，一般都会息事宁人，不轻易动刀兵。但是，在革命党人治下，有刁民敢做这种事，一律严惩不贷。江苏常熟境内，发现有“千人会”抗租，革命军开进去，面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开炮轰击，排枪打去，没有价钱可讲。这样的镇压，晚清的县太爷们，是做不到的，只要乱民没有打上县城，军队调不动。调动了也不敢随便开枪，否则都老爷的弹章就上去了。同样晚清不敢做的事，是百姓头上的文章。清朝入关的时候，是让人们剃去头顶的头发，脑后留辫子；现在革命党人则是要人们留下顶上的头发，剪掉脑后的辫子。不爽的是，两者都是用强，强按着头来。革命时，朝廷已经对辫子无所谓了，但革命党在意，凡是革命党人占领了的城市，几乎都能见到刚刚剪去辫子，留着一如今日某些时髦艺术家似的半长的披肩头发的革命军人，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巡视，发现有没剪辫子的农民，捉将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同样没有二话可讲。害得不想被剪掉辫子的农民，干脆不进城了，或者，进城也戴个大帽子，或者顶着道士的高冠。可惜，这点小伎俩，骗不了革命党人，掀掉帽子，照样还是一剪子。只有大城市，在洋人手底下做事的人，或许可以幸免，有洋人出面，跟革命党人讲道理，说是侵犯人身自由什么的，革命党人只好罢手。显然，这样在人脑袋上的文章，晚清时节的官府，也早就不做了。新政期间，剪辫子的回国留学生以及激进的洋学堂学生，日渐其多。官府方面，大抵睁眼闭眼，一任他们装条假辫子算了。到后来，干脆连不装假辫子也不管了。有些人，还混入政府，堂堂正正做了官员，受到重用。没办法，新政用人之际，不用不行。宣统时候，北京有民谣讽刺，但凡做了和尚（指没有辫子的）才好做官。但是，在革命党治下，留辫子的人，别说做官，就是当百姓也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