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时，此地的军事力量有三股人马。一股是绿营，世袭为兵的一群老弱残兵，只有几条破烂洋枪，剩下的都是大刀长矛。还有就是知州的护营。按道理，一个小小的知州，没资格有护营，但是此地盐多钱多，知州可以借机自己招募私人武装，天高皇帝远远，也没人深究。清末最后几年，地方军政分隔的体制已经被打破，有钱的地方官，为了控制地方，剿灭匪盗，多半成立自己的护营，俗称“小队子”。护营的武器要好些，但没有人训练，战斗力也不成。唯一像样的是盐防营，这是一只归盐运使管的军队，专门抓私盐的，所以，不仅枪械精良而且能开枪打一打（因为私盐贩子多半有武器）。革命一来，民变蜂起，民间豪强拉起队伍，有的打着革命旗号，有的则没有。但大都没有大志，进攻州城，只是守着道路打劫，让海州的交通变得十分凶险。海州没有粮食出产，吃粮全靠进口，而盐也要外运，所以，交通受阻，对海州威胁很大。
暂时独立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和已经独立的江北都督蒋雁行都给海州打电报，通报状况。海州知州见状只好召集当地绅商开会商议，海州要不要独立。可惜，这个地方的绅商，都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尽管知州已经暗示，自己也是汉人，但大家支支吾吾，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一位老贡生说了一句：“杀吾仇者吾君也”。然后发表一番演说，说现在海州最大的威胁是匪患，谁能把匪患给灭了，我们就跟谁。这样的“政治正确”而又功利主义的提议，有谁能不赞同呢。于是，大家应和。既然绅商们是这样的意见，那么恋栈不肯走路的知州一想，如果我能剿匪，不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吗？所以，会后他马上着手扩招自己的护营，积极联系绿营，准备剿匪，打通运盐的道路。
然而，知州和绅商们的一厢情愿，很快就落了空。他们忘记了，扬州的盐运使已经溜了，扬州方面，好久没了联系。手里有枪，而且富有战斗经验的盐防营，兵员都是外来人，手里有枪，年纪轻轻的外来汉子，在无人管控的情况下，很容易变成卧榻之旁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不仅城外的匪没剿成，装备精良的盐防营反而炸营反了，一天夜里，他们突然打进城来，打开监狱，放走囚犯，然后大抢一通，商铺、州衙一概没能幸免。知州新招的兵，也跟着起哄。护营和绿营，老实待在营里，既不敢出来起哄，也不敢出面制止。还好，乱兵只顾抢劫，倒不怎么伤害人命。抢完了，就一哄而散，回老家纳福去也。居然根本没有想到占领这个有盐有钱的摇钱树，慢慢享用。有意思的是，当乱兵进城之际，老百姓都传说，革命党来了。
不管真的假的，乱兵过后，革命党还真的来了。大约是知州发现，以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维持局面，于是向江北都督蒋雁行求援。这样的一座大商埠，一个大盐都，送上门来的肉岂有不吃的道理？就这样，江北都督派来了一营的新军。海州居民，此时总算明白了，前几天抢人的，不是革命党，真革命党现在才来。即便如此，绅商们一朝被蛇咬，还是战战兢兢的。列队欢迎的时候，推青年学生站在前排，自己躲在后面。他们的害怕不是没有道理，其实这些新军，也是那边兵变之后，重招来的，原来也有抢劫的前科。
不过，这些新军到来之后，没有抢劫，跟知州、知州的护营以及没有用的绿营，相安无事，大家咸与维新，一起走到共和。营长大人就任海州的民政长，拿到了最大那块蛋糕。
辛亥革命，沿海的都市与内地的城乡居民，反响大不一样。沿海都市的居民，大抵欢迎革命，但是，内地则不同。他们无论绅商还是平民，其实对革命并不感兴趣。只是，在革命到来之际，大势所趋，他们无力说“不”，只能应付。在很多人眼里，革命党，跟土匪乱兵没本质的区别。革命党也罢，清政府也罢，袁世凯也罢，他们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杀吾仇者吾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镇江海关税务司根据他了解的江北情况向总署报告说，当地的中国人，不怕革命党也不怕清军，就怕趁火打劫的强盗。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
辛亥各地光复，多有浑水摸鱼者，小地方被摸也就罢了，江北重镇扬州也被摸过一下。扬州这个地方，在清朝中叶之前，属于江南繁华胜地，南北盐商集聚地，人多，钱多，美女多。扬州瘦马，闻名天下。若干不想进官场，也不想务农的才子，在这里大抵可以混得很好，比如扬州八怪。但是，到了上海开埠兴盛起来之后，就把扬州的财、才两气，连同美女给吸走了。这里固然还是个富庶地方，但早没了昔日的繁华如锦的光彩。革命一起，正经的革命党人没把此地看在眼里，清政府也没派兵前来镇守，于是，就给了一个混混可乘之机。
混混名叫孙天生，即使1949年以后专门为他“平反”的调查，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混混做革命党，在当时也是有的。只是，在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孙天生是个比较纯粹而且彻头彻尾的混混，似乎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更别说革命党了。而后来的调查，却一口咬定，他就是革命党，在上海跟革命党人建立的联系。可是，如果说他是革命党的话，不惟在当时他被剿灭之际，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事后革命党也一声不响。如果说他跟革命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他带人来扬州时，打着白旗，前导士兵各执两面旗帜，上写：“还我山河”，“光复大汉”。所贴告示，用黄帝纪年，后署扬州都督孙天生，一切都跟革命党操办的光复没什么两样。这一切，如果没人教，或者没跟人学过，凭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江湖小混混，肯定是办不来的。
至于说自己作了都督之后，没有什么举措，倒也没什么奇怪，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也没做过什么，顶多强迫民众剪辫子。孙天生奇怪的是连辫子也不张罗剪，每日光骑马在街上抖威风。但是，说起来，这倒是件便民的好事。一进城就问藩库的银子，不奇怪，把剩下的银子都抢光，也不奇怪，有哪个革命党夺了权不要钱呢？人家说了，要钱是给士兵发饷的，奇怪的是他居然不扩军，如果拿银子招上几千人，别人也许想打他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也不稀罕，很多地方光复之后，只要不是立宪党人当家，也这么干。至于通告扬州三年不完粮，苛捐杂税全免，平抑物价，每石大米不得超过三元，每斤猪肉不得超过二百文，也是那些比较有民生理想的革命党当家之后常做的事。当然，在孙天生身上，不大符合革命党惯例的奇怪事也有。头一件就是进城之前，抢了一家绸布店，抢了一匹白绸子，裹在了身上。当时都传说，革命党是在为崇祯皇帝戴孝，白盔白甲。白盔白甲比较难弄，但弄一身白衣服倒是没什么难处。只是，为崇祯戴孝，成了抢劫的借口。这个，革命党人似乎并不做，真要干，也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党中人。第二件奇怪的事，是他们占领盐运使衙门之后，自己抢光了值钱的东西，还打开大门，对周围居民大呼：大家快来发财呀！于是大批的穷人蜂拥而入，把家具搬了一空，甚至连门窗和地板都撬走了。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
会党是革命党人借以发动革命的助力，被利用的会党，其实多数人并没有接受革命党的主张。但是革命一起，他们也趁机起来，冲锋在前。他们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但是，做起事来，还是会党这一套。开仓放粮，释放囚犯，大家发财。比较起来，孙天生他们，既没有在大街上开娼开赌，大散海底，也没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比起其他当家的会党中人，他还是有所收敛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趁乱占了扬州的孙天生，就是一个跟革命党有关系的会党人物。但是属于底层的会党群众，到过上海，见过世面，估计也听过革命党的宣传。在他周围，除了若干清军防营士兵，就是一些有着大癞子、小癞子之类外号的拳师、衙役、闲汉这类的帮会人士。只是他们这伙人规模太小，孙天生在帮会里，估计地位也不高，没有过硬的靠山，又没有像其他会党参加革命的团伙那样，弄若干懂行的真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就拉起队伍进城了。
其实，剿灭孙天生的人，号称镇军都督林述庆部下的徐宝山，也是一个帮会头目，做过大盐枭，后来被清朝招安收编，成了巡防营的头目，革命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做盐枭的人对扬州是有感情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流氓在前，扬州这样的肥肉，断不容小流氓吃了。于是，大流氓以小流氓假冒革命的罪名，杀掉了孙天生，追回了孙天生好容易抢到的库银。像孙天生这样，革命不拉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当家，当了家又被一个更大，更有名的帮会大佬干掉，会党和革命党两边都不会理他，所以，孙天生就只能是假冒的了，失掉组织也罢，组织不成人也罢，反正没有待见他。
孙天生自己，倒是有点豪气，不失江湖本色。临死，没像阿Q那样窝囊，连句唱都没有。他大叫：“做人要做大丈夫，我孙天生也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慨然赴死。而当地的老百姓则唱道：“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当然，清朝的江山，是不大可能被像孙天生这种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主动捣乱，四下捣乱就捣完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趁乱摸一把。无论乱子是什么性质的，能摸他们都会摸的。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变终
除了一少部分在革命前就参加革命党的人之外，士兵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很可疑的。对他们来说，参加革命军还是参加不革命的军队，都是吃粮当兵。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武昌起义爆发，朝廷和报界，最初都说是兵变。但在一般人的习惯里，兵变跟起义是不一样的。兵变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之所以变，首先因为对上司不满，但这不满，往往跟钱财有关。所以，变起来，就大抢一通然后呼啸而去，戴着抢来的钱财四散回家，就像吃了一顿丰盛而且连吃带拿的散伙饭。除非像民国元年北洋第三师这种有组织的兵变，才会抢完了还回营。但是革命或者起义不是这样，像武昌起义，从统治者视角，的确士兵哗变了，但哗变了的士兵，是要夺取政权，不是抢银子分银子。因此，虽然政权易色，但政府的库银和商家的银子都没有事。因为哗变的新军士兵有理想，有抱负，他们干这种掉脑袋的事，不是为了钱。但是，革命起来之后，参加的人多了，良莠不齐，纪律就靠不住了，而也介入革命的一些北方军队，革命理想淡漠，就更不靠谱。发生在江北清江浦的一场革命，就由革命变成了兵变。
清江浦又叫袁江，现在是淮阴市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清朝在此设置江北提督，并有北洋军一个混成旅驻扎。提督官衔跟巡抚相若，一省两提督，分明有分而治之的意思。而江北提督，一向由北洋系统的人充任。所以，虽然江苏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辖区，但北洋的势力，却已经伸了进来一只脚。只是清末革命党的渗透，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而西太后死后，满人亲贵的上台，立意摧毁袁世凯的北洋山头的做法，更是给了革命党人机会。不仅像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这样的大人物进到北洋军掌了大权，下面的一些小营长小连长，也有接受革命党宣传的。革命一起，大人物革命未成，但小人物还是闹出了点事，几个小营长发动的滦州起义，就是一例。驻扎在清江浦的第十三混成旅，也有这样的小营连长。
当时，原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因袁世凯的出山，被调往湖北，位置由淮扬道满人奭良护理（代理）。奭良是个好好先生，六十多岁了，跟多数满人官僚一样，吃喝玩乐都行，但就是带不了兵。所以，当地这一协北洋军，渐有不稳之势。所以，在段祺瑞走了不久，十三混成协的两个管带（营长），一说是队官（连长），带了几十个士兵，突袭道台府，噼噼啪啪打了两个多小时，由于事不机密，奭良事先有备，里面守军颇多，没有得手，革命党退出城外。奭良遭此乱，想了好久，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安抚收买，于是购买了近百头猪，让官兵们大吃二喝，还许诺加发一个月的军饷。没想到，这点小恩小惠，反而勾起了这些士兵的野心，让他们觉得提督府里银子不少。原本只少数人作乱，下回，当两个小营长返回鼓动造反时，反而大批人马都加入了。一时间枪声密布，四面楚歌，士兵们把炮也拉出来了，对着城门一通乱轰，城里人心大乱。没办法，道台老爷只好带上家眷翻墙走路，一夜之间，清江浦变了颜色。
可是，等到第二天城里的绅商打开城门，挂起白旗，列队欢迎革命军入城时，却出了乱子，跟着闹的没有军官，部队的建制早就打乱。跟武昌起义不一样，这些士兵根本不听两个小营长的，进了城，就大开抢戒，抢完了库银就抢商铺，抢完了商铺就抢百姓。这些士兵，大半是徐州人，家乡不远，抢完了之后，就集体开溜，回老家去也。他们一开头，城里城外的流民，也乘机抢劫，乱了好些天，才由绅商推举的江北提督督练公所的蒋雁行出面，带了少数没有参与兵变的军队，把局面稳定下来。就这样，一场革命，变成了兵变。
显然，这两个小营长或者连长，所能影响的人有限。开始攻打道台府，只有几十人，就算是俩连长，也应该能调动两百人才对。后来鼓动起参加的人，多半不是为了革命，只是想着发财。因为士兵们传说，道台府有几十万两银子。革命成功，道台走人，只是给了这些乱兵一个机会。北洋军不像南方的新军，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比较能接受文明的价值观，他们就是些在土地上刨食吃不上饭的北方农民，当了兵，就是为了吃粮拿饷，眼界又窄，听说有几十万两银子有机会拿，没个不眼红的。碰巧驻地又是帮会、教门丛集的所在，历史上就是所谓刁民难治的地方，难免不接受坏影响，而鲁南淮北一带的第三社会，恰恰没有接受革命党的宣传，跟革命党没有什么关系。天下大乱之际，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趁机发财的好时机。所以，只要有人开了头，他们就敢跟上，跟上不是为了革命，就是为了抢钱，就这样，革命就变成了兵变，变成了抢劫。大抢之后，这些士兵，就纷纷往徐州老家跑。有些后来还被轻易追到，追回了赃物，掉了脑袋。有些回家的士兵被革命学生说服，回来革命，结果时过境迁，做过抢匪的士兵，没有人再相信，学生被杀掉，队伍被缴械遣散。参与兵变的士兵，后来大部分被来到徐州的张勋所收编，成为辫子军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