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以前，葡萄牙商人垄断了鸦片贸易。但是后来由于受到英国的排挤而渐渐失去了垄断地位。鸦片的贸易基本上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产销结合，大发横财。东印度公司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国，发现这是一片潜力巨大的市场。英国商人把澳门作为仓储集聚地，这个选择也是有原因的。最初是葡萄牙人看中了这个地方，在此设立许多公共设施，甚至建造堡垒、筑码头、设商馆、派官员等。
道光元年，两广总督阮元捉拿了澳门鸦片的囤户叶恒树，随后就开始严厉禁止在澳门设立鸦片仓，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英商们又把仓库设于船上，这些船经常停留在福建的南澳、铜山、厦门与台湾等附近海域。这些船行驶很快，而且都有自己的武装。他们也会打点中国官方的巡船，官商勾结，事后大家一块儿分赃。
起初中国将鸦片视为药材进口，鸦片买卖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但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政府就开始严格禁止输入鸦片，从此鸦片的贸易就开始转入地下，英国商人为了销售，只好把价格压低，开放民营，允许“自由商人”贩卖鸦片。虽然政府明令禁止，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还是有不少人铤而走险去做鸦片买卖。东印度公司也不再直销，只站在策划和辅导的立场从旁协助，将销售完全交给了那些精明狡诈的鸦片商人，这样一来，进入中国的鸦片开始越来越多。东印度公司甚至在广州成立了分公司，仅仅是幕后操纵，规模也是越做越大。
随着鸦片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鸦片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美国人也想来分一杯羹了。但是有英国人在那，他们只能卖一些品质低劣的土耳其烟土，销量当然不好，收益也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在这些鸦片商人中，最著名的就是查顿和马蒂生。这两人都是十分精明厉害的人物，而且和东印度公司有很深的渊源。将印度的鸦片销到中国，查顿出了很大的力，而马蒂生则负责具体事宜，为打通各项关节而奔走。他结识了一位名叫郭士立的普鲁士传教士，这人最后成为了这些毒枭们的翻译者。他是一个中国通，对于中国官场的腐败了如指掌，他给了马蒂生信心，让他不顾中国政府的三申五令而不断地倾销鸦片。郭士立还用中文写了许多宣传单到处散发。查顿不久就注意到了台湾，心中衡量着开辟台湾市场的可能性。这些商人们对这个海岛十分感兴趣，希望能取得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令的约束。
沿海的鸦片走私日益猖狂，商人们的走私技巧层出不穷，无孔不入，他们还曾经争取让鸦片贸易合法化，虽然没有成功，但中国政府已经无力管理了。英国国库财源滚滚，虽然也有不少英国政治家反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是眼看着国家因此而富裕，也就保持沉默了。英国的鸦片商人走私猖獗，主要就是由于政府的保护与支持。
沅，他指出鸦片消耗了中国的大量白银，长此以往对国家来讲是个很大的损失。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也就是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上奏，提出严厉禁烟的请求，他“以死刑禁烟”的提议曾经让举国上下感到震惊。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听从了黄爵滋的建议，颁布了私贩烟片和吸食烟片者皆以死论罪的法令。
那些正直爱国的官员为流失的银子和关税而痛心不已，而鸦片走私进口也同样让那些贪官污吏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失去了捞油水的机会。所以后来朝中官员分成了两派：禁烟派和弛禁派。
由于中国对对外贸易的不重视，导致对外通商的制度很不完善，有些规定在现在看来甚至很荒谬，中国闭关自守所养成的闭塞和无知显露无遗。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抵达大沽口，在热河觐见乾隆，呈递了国书。中国政府热情地款待了他，但是军机大臣却总是回避和他商讨通商事宜。马戛尔尼最终一无所获地返回。
道光十四年（1834年），东印度公司宣告解散，粤督李鸿宾要求英商设立一个监督机关以代替东印度公司，人员的基本组成要有一位主务监督，其下设第二、第三副监。英方派来的主务监督就是耐佩尔勋爵。这位带有皇家血统的贵族，不仅负责管束英国商人，还要努力促进中英关系。英国外相巴麦斯顿希望两国能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商讨问题，希望能直接和两广总督甚至中央级的官员交涉。
这位高傲的贵族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但没能完成任务，和中国官员闹得很僵，还最终染上疟疾，丢了性命。道光十六年，义律接替耐佩尔勋爵，成为了英国在华最高官吏。这时英国商人一致向政府反映，监督的权力太小，无法与中国政府开启真正的谈判，必须授予特权，并有自己的兵力做后盾。他们打算与中国政府交涉，开放通商口岸。
英国外相得知了商人们的要求后，交代义律，如果和平的手段不能取得通商的资格，那么采取非常手段也是可以的。他要求越过“公行”这个中间环节，和中国进行政府级的对等外交，公文的拟定也要采取平等的方式。这样的要求换来了中国官员的一顿侮辱，英方恼羞成怒，决心要诉诸武力。道光十七年（1837年），英国驻印度舰队司令佐曼特兰接到英国方面的命令，要他率领军舰来中国。佐曼特兰接令后立刻动身，一时间山雨欲来，而此时的中国的官吏们却还在醉生梦死之中。
有了军队做后盾，义律底气十足，开始对中国官员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当时英国人很轻视中国，他们很清楚清政府外强中干的状况，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大小官员，平民百姓，甚至是皇帝本人都是可以用钱买通的。义律叫人花钱买通了很多人，从海口商人一路送到朝中的达官显贵。林则徐将要面对的，是很强大的阻力，而这个不择手段的义律，就是林则徐禁烟时的主要对手。
两派对立
道光年间，中国鸦片盛行，上至王公子弟，下至贫民百姓，都有吸食鸦片的人，更有一些人为了购买鸦片而落得倾家荡产的地步。国人每年购买烟土的银子，几乎与国家的税收相当。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几乎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吸食鸦片，烟馆遍地都是。相传道光皇帝本人吸食鸦片，不过后来翻然悔悟，说道：“如果不禁绝鸦片，让其流行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说罢就杖毙了进呈鸦片的太监。
江西人吴嵩梁在《洋烟行》的诗中描写道：
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
瘦肩山耸鼻流水，见者皆呼鸦片鬼。
呼吸苟延日余几，呜呼生已无人理！
林则徐对鸦片深恶痛绝，一再指控这是“谋财害命”。一般百姓吸食鸦片后经常丑态百出，身体变坏，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当中也有人吸食鸦片，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不堪一击。鸦片除了让国民体质下降之外，还严重影响民生经济。中国的银矿有限，鸦片大量走私进口之后，中国便出现了银子危机，外商用黑色的烟土换取中国白花花的白银，有识之士纷纷对此表示担心。
银子减少还带来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造成了铜钱的贬值。中国以银两为计算单位收取各项赋税，银子愈来愈少，一两银子就要折合更多的钱，而老百姓手中大多都是铜钱，这么一来就相当于赋税也涨了好几倍，最后引起物价上涨，人们的生活愈加艰难。而生活的艰难又引起社会的不稳定，逃税或者作奸犯科的事常有发生。于是整个清朝社会骚动迭起，乱象丛生。
道光十五年，黄爵滋呼吁彻底扫除烟穴，彻底取缔鸦片交易，严查趸船、快蟹、窑口。他还提出应该整顿军备，巩固国防。但是黄爵滋的号召仅仅得到了中层阶级的响应，高级官员则反应冷淡。
还有一些人，他们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弃国民健康于不顾，主张开禁，这就是弛禁派。弛禁派的观点是由广东人何太青提出的，他向好友许乃济提出建议，开禁鸦片，并在中国引进种植，这样就可以防止白银外流了。
广东总督卢坤很赞成这个建议，立刻以试探性的口吻去问道光皇帝。道光一听之下有些动容，但是一想起自己曾三番两次地下令禁烟，朝令夕改的话实在有损颜面，一时之间无法作出抉择，只好保持沉默。善于察言观色的卢坤一见道光的反应就明白了八九分，立刻把消息告诉了许乃济，许乃济好比吃下一颗定心丸，就向道光上奏，指出禁烟政策的缺点，让那些贪官和奸商大发横财。奏章中指出，与其让百姓畏惧法律，不如让他们赚得利益。至于白银的问题，完全可以让外商以货易货，不用银两折算，就可以避免外流了。而且如果批准在中国种植鸦片，就不会出现洋人垄断鸦片贸易的局面，白银外流也自然就制止了。
卢坤调走后，邓廷桢接替他成为两广总督，他起初也是弛禁派的，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让鸦片贩子们欢欣鼓舞。
弛禁派的提议立刻引起了禁烟派的群起反击，其中以许球的奏章说得最为明白，他还提出了对付鸦片商人的具体办法，为后来林则徐对付英国鸦片商人提供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