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灭亡后又经过几年的艰苦争战，李渊统一了全国，开创了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基业，中国古代历史步入最辉煌的时代。
古人形容中国各个朝代时有一句谚语：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所谓的“唐乌龟”是说唐朝宫廷里面红杏出墙的事情格外多，许多帝王不明不白地戴上了绿帽子。但是开国皇帝李渊的妻子窦皇后却恰恰相反，是一位难得的好妻子。
李渊的结发妻子窦氏是京兆始平人，她的父亲是隋朝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一生下来头发就垂过颈项，三岁的时候一头瀑布似的乌发长得与身子一样齐。她喜欢读《女诫》、《列女》等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周武帝特别喜欢这个外甥女，让她在宫中生活。当时周武帝纳突厥女子为皇后，但是他很厌恶这个突厥女子。幼小的窦氏便悄悄地对周武帝说：“现在四边不静，突厥的力量还很强大，希望舅舅抑情抚慰突厥皇后，以苍生为念。只要得到突厥的帮助，江南、关东就不能为患了。”周武帝听了她的话十分吃惊，便采取了她的意见。
父亲窦毅听到了这件事，就对妻子长公主说：“我们这个女儿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配凡俗人，应当为她求得一个贤夫。”于是在女儿长大出阁的时候，窦毅在门口的屏风上画了二只孔雀，给每一位求婚者两支箭让他们射孔雀，让窦氏藏在帏幕中偷偷看是否有自己中意的男子。
前后数十位求婚者都没能射中那只孔雀，这时李渊来了，他拉开弓两发皆中孔雀的一只眼睛。窦毅十分高兴，藏在后面的窦氏也看上了风姿倜傥的李渊。于是二人结成了一段良缘。
周武帝死后窦氏追思不已，如同丧了亲生父亲那样。后来隋文帝逼迫北周末帝禅位，窦氏听到了消息后流泪不止，她自投于床上说：“恨我不是个男子，以救舅氏的危难！”窦毅与长公主急忙掩住她的口说：“你不要再妄言，这是灭族的话！”
窦氏侍奉元贞太后，以孝而闻名。元贞太后一向有羸疾不愈，时常达到了撒手人寰的地步，后宫诸妃因为太后性情严厉，探望时远远看一眼就匆忙离开了。只有窦氏昼夜服侍，几乎不脱衣服鞋袜，动辄一个月。
据《隋唐嘉话》记载，隋炀帝大宴群臣，因为李渊的脸上有皱纹，隋炀帝便戏谑地称他为‘阿婆”。李渊回来后很不悦，窦氏劝慰他说：“这可是吉兆，你封于唐，唐就是‘堂’，阿婆就是堂主（唐主）。”李渊听了非常高兴。
窦氏还善于书法，她模仿李渊的笔记没有人可以分辨出真假，她的文章好存规戒。当时隋炀帝荒暴，民间流传许多谣言，比如“桃李子，有天下”、“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等等。隋炀帝也十分疑心，后来瓦冈起义的李密任左亲侍，他长得额锐角方，二目黑白分明，而且顾眄非常，隋炀帝就将他罢了职。还有郕公李浑因为姓李被夷族。隋大业年中，李渊做扶风太守，养了几匹骏马，他对这些骏马非常珍爱。窦氏常劝李渊说：“现在的皇帝疑心很重，他一向好鹰爱马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应该进御，不可留在家里，否则万一有人背后进谗言必受身累，希望你好好考虑。”李渊犹豫未决，不久便因为骏马的事情丢了官。
过了不长的时间，窦氏死于涿郡，年纪四十五岁。李渊追思窦氏的话，才考虑了一条自安之计，找了些鹰犬以进献给隋炀帝，因此而擢拜为将军。他流泪对儿子们说：“我早听你们母亲的话，居此官已经很久了。”
窦氏前后生下了四男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因为她死得早，开始的时候葬在寿安陵，李渊死后葬献陵，尊为太穆皇后。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扞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积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