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孔子感叹人才难得。有圣主明君也须要有能臣才行。
“舜有五人而天下治”，五人指：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乱，本作乿，古乃“治”之意。十人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即下文中孔子所言的妇人，乃文王之夫人，武王之母）。
唐虞之际，唐尧、虞舜之间。
《论语注疏》：此章论大才难得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言帝舜时，有大才之臣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者，乱，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人者，谓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毕公也，荣公也，太颠也，闳夭也，散宜生也，南宫适也，其一人谓文母也。“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者，记者举舜及武王之时大才之人于上，遂载孔子之言于下。唐者，尧号。虞者，舜号。际者，尧舜交会之间也。斯，此也。言尧、舜交会之间，比于此周，周最为盛，多贤才也，然尚有一妇人，其余九人而已。大才难得，岂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圣之德也。言殷纣淫乱，文王为西伯而有圣德，天下归周者三分有二，而犹以服事殷，故谓之至德也。案《史记》及《舜典》，禹名文命，鲧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弃，帝喾之子也，舜命为后稷，布种百谷之官也。契亦帝喾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廷坚，颛顼之后，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泽之官也。案《史记·世家》云：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封于鲁，食菜于周，谓之周公。召公名奭，与周同姓，封于燕，食邑于召，谓之召公。“太公望，吕尚也，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鱼钓好周西伯。西伯将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熊，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太师”。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号。《孙子兵法》曰：“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则牙又是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毕、荣皆国名，入为天子公卿。毕公，文王庶子。太、闳、散、南宫皆氏。颠、夭、宜生、适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大姒也，从夫之谥，武王之母，谓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人者，皆是也。《史记》诸书皆言，尧，帝喾之子，帝挚之弟，喾崩，挚立。挚崩，乃传位于尧。《书传》云：“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遂以为号，或谓之陶唐氏。《书》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尧为陶唐氏。”韦昭云：“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也。”案经传，契居商，故汤以商为国号。后盘庚迁殷，故殷、商双举。历检《书传》，未闻帝尧居陶而以陶冠唐。盖以二字为名，所称或单或複也。舜之为虞，犹禹之为夏。《外传》称禹氏曰有夏，则如舜氏曰有虞。颛顼已来，地为国号，而舜有天下号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肃云：“虞，地也。”皇甫谧云：“尧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东太阳山西虞地是也。”然则舜居虞地，以虞为氏。尧封之虞，为诸侯。及王天下，遂为天子之号。故从微至著，常称虞氏。郑玄《诗谱》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难，自豳始迁焉，而修德建王业。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伯。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坟之诸侯，是谓文王，继父之业为西伯也。”殷之州长曰伯，谓为雍州伯也。《周礼》“八命作牧”，殷之州牧盖亦八命。如《旱麓》传云：“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孔丛》云：“羊容问于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大王、王季皆为诸侯，奚得为西伯乎？’子思曰：‘吾闻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瓒秬鬯之锡，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诸侯为伯，犹周、召分陕。皇甫谧亦云：“王季于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长，始受圭瓒秬鬯。”皆以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郑不见《孔丛》之书，《旱麓》之笺不言九命，则以王季为州伯也。文王亦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优于王季，文王尚为州伯，明王季亦为州伯也。《楚辞·天问》曰：“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谓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纣号令既衰，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牧。”《天问》，屈原所作，去圣未远，谓文王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从毛说。云“天下归周者三分有二，而犹服事殷”者，郑玄又云：“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杨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郑既引《论语》三分有二，故据《禹贡》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杨归文王，其馀冀、青、兖属纣，九州而有其六，是为三分有其二也。《书传》云：“文王率诸侯以事纣。”是犹服事殷也。纣恶贯盈，文王不忍诛伐，犹服事之，故谓之至德也。
何晏、邢昺的注疏，引经据典，很全面。借助注疏，用白话讲大意是：舜有五个有才能的大臣而天下大治。周武王说“我有治世的能臣十人”。孔子感叹到：人才难得，不是吗？唐尧和虞舜时代，选贤任能，人才匮乏；而周文王、周武王时代人才开始兴旺起来。周武王说的有治臣十人，其中有一个是武王的母亲，能臣算九个。文王、武王靠德行聚天下英才、得天下三分之二，还能以臣国事殷商。周文王和武王的德行，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了。
再闲聊几句。李零在这里考证：“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三代，夏人起于晋南和豫西，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一；商人起于其东，核心地区在冀南、豫东，也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一，崛起后，并占有夏的势力范围。周人起于其西，核心地区在陕西西部，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一。周人崛起后，先从陕西西部扩展到陕西中部，再夺夏的故地，等于以天下的三分之二包围商的核心地区，这就是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前人说是九州之地先取六州之地(郑玄)，并不正确。
孔子这句话，是通过说人才难得，赞美周文王、武王的德行高远，能够吸引人才聚集到自己身边来。至于“三分天下有其二”，并非此句的重点。孔子的意思更可能只是想说明当时天下民心归服的大势，并非具体指准确的国土面积。因为《史记.夏本纪》中，就有大禹定“九州”的记述，当时的“天下”按地域分九州，不是依照国土面积平均分割的。而是主要以大的山岳、江河等自然地理来划分“州”的疆域。所以呢，东汉的郑玄（127—200）据《尚书.禹贡》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以周文王当是时拥“雍、梁、荆、豫、徐、杨”六州，纣居“冀、青、兖”三州，周有九州之六，“是三分有其二也”。从纯考据学角度而言，有理有据。
李零的表述，似乎是认为天下势力主要就“夏、商、周”三股，此消彼长，“三国演义”。不准确。
实则夏，商、周非并立，而是先后是天下共主。封土建国制度本身，就是天子“居中国”，诸侯居地方。地方有独立的外交、军事、行政、税收等高度自治的权力。封建诸侯容易做大做强，不听天子号令。《礼记.王制》中有表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凡四海之内九州岛，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晳，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凡九州岛，千七百七十三国。
天下有“一千一百七十三国”，天子直接管辖县内“九十三国”，其余分封给各公、侯、伯、子、男。天子有道，管好了大大小小千余国，天下就太平；管不好，国与国之间免不了攻伐混战。百姓用脚投票，苛政猛于虎，宁愿住虎穴边，不住苛政之国。虽然有天子共主，但山高皇帝远，小国依附于大国、强国，属正常现象。
所以周作为殷商的诸侯国之一，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起来，“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奇怪。仍继续奉殷为正朔，就是德行高尚。
可惜在伯夷叔齐眼中，后来武王“以臣讨君”就是不忠，所以叩马而谏，直至后来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历史是客观的，但历史观是主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