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
我上的中学是上海一所教会学校——上海清心中学。在中学时，我就喜欢画画，也许是受到父亲丁悚——一个二十年代的老漫画家的影响。
父亲很好客，我们家经常是文化界（电影、京剧、话剧、美术）聚会的场所。常来的画家有叶浅予、张光宇、卢少飞等，他们以后都成了著名的漫画家。他们经常在我家切磋画作，我也在旁观看。我父亲和他的朋友都喜欢京剧，画家们看戏时总带着速写本，于是，我也学他们随身带着速写本，随时随地的画。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漫画，原因很简单，父亲不赞成我画画，说不能养家糊口。他画画都在办公室，家里没有纸张、画具，他也不给我买。而我一个中学生没有钱，油画和水彩画材料都很贵，我只能用随手可抓的联系本画。我初期的速写和漫画都是画在拍簿（即练习）本上的。
在画家中，我最喜欢张光宇，也最佩服他，不但因为他画得好，还因为他思想开放、追求变化、讲究造型。还因为他家有很多外国画册可供借鉴。所以我总是跟着他、学习他。如果问我谁对我影响最大，我会说是光宇先生。他是著名漫画家，《中国漫画》杂志的创始人。解放后，著名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就是他做的人物造型。我的笔名“小丁”也是他起的。
由于京戏速写画多了，技巧也较前熟练，于是开始画一些生活速写和漫画。到上高中时，因父亲有朋友在电影公司搞宣传，编电影公司的《联华画报》和《新华画报》，他们让我帮忙，我就成了业余编辑。结合电影画报的需要，画了不少电影漫画和明星们的肖像，如当时的大明星王人美、黎莉莉、金焰等。同时，也给其他漫画刊物投稿，当时很多报刊上经常都能见到我的画，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踏入了社会，并挤入当时上海的漫画界。1936年，还不到二十岁，我就参加了上海第一届全国漫画展。
我的中学时代就在读书、编画报、画漫画中渡过，过得很忙碌，但很愉快也很充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因画了很多抗日漫画，上海呆不下去了，就随朋友去了香港。在香港我仍从事画报编辑，同时也画抗日漫画。当时，叶浅予是漫画宣传队队长，1939年，他从抗战中心武汉来到香港印制“日寇暴行录”，我除了帮他编印“暴行录”外，还共同办了一个“抗日战争宣传画展览”。就在这个展览会上，宋庆龄选中了我的《逃亡》，用作她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
那时，我也向香港报纸投稿，《小朱从军记》就是1939年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的。
1940年，我想积极投身于抗日，就从香港到当时抗战中心——重庆。和张光宇、徐迟一起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不久“皖南事变”发生，重庆呆不下去，回来的路又堵塞，只好绕行缅甸。
在滇缅公路上，我看到卡车司机利用各种手段敛财时，画下了20幅《而公路依然伸展着》，登在香港《华商报》上。
在仰光待了三个月，画了一些印度人像，整天无所事事，待不下去，又坐船经新加坡回香港。在新加坡，我遇到了郁达夫，和他喝了一夜的酒。
回到香港后，我仍编画报，同时参加“香港业余剧人协会”。他们因我在重庆时搭过“雾重庆”的舞台布景，就让我帮他们再演出“雾重庆”等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美国友人邀我赴美工作，我认为好容易盼到抗日胜利，我应为我们的破败不堪的国家做点事，回绝了美国人，回到我的出生地——上海。
此时，国民党要摘胜利“果实”，派了很多“接收大员”赶到上海，抢着“劫收”日军留下的物资、厂房等。我即对这种现象画了《上海即景》等画。
不久，国民党不顾国人民不聊生又发动内战，把矛头指向共产党。这时，我又旗帜鲜明地画了《反对内战》一画。
八年抗战，接着又打内战，人民苦不堪言，物价高涨，我画了很多讽刺国民党腐败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画。
我为当时的进步刊物《民主》、《文萃》（周刊）画了很多画，特别是《周报》每期封面都是我画的。后来共产党又出了《群众》，当然也少不了我的画。再后来，以上刊物都被查封，凤子出了一本《人世间》，我又为它画了大量的封面画和插图，包括版画设计。
这段时间也是我漫画的高涨期，也是影响很大的一个时期。
同时，我也为不少书设计封面，钱钟书《围城》第一版的封面就是我设计的。
陈白尘1945年在重庆写了《州官图》并演出。1946年佐临导演在上海把它重新搬上舞台，他要求我用漫画手法重新设计舞台布景和人物造型，越夸张越好。我就用铜钱设计大门，并把人物都穿上了军阀的服装。特务还曾问过，为何用丁聪做设计。当时这个戏的视觉效果非常突出、清颖，演出极为轰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派人动员我们这些在香港的文化人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我就和张瑞芳等人从香港坐船到天津塘沽再转北京。
到北京后，很快就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及“世界青年联欢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时中国刚解放，共和国尚未成立，国名也未定，护照也来不及印，我们就用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护照，由叶剑英签发。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恐怕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份了。至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还是在莫斯科听当时筹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戈宝权说的。
从“世青会”回到北京后，廖承志即安排我筹办《人民画报》——
新中国惟一的一份对外宣传画报。从买机器、到创刊，我整个投入其中，根本没有画画的时间。
从建国后到1956年期间，我只是抽空画点配合运动的画，如“****”、“五反”、“抗美援朝”等。
正在我全心全意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时，一个可怕的大陷阱正张着大嘴等着我，那就是著名的1957年“反****运动”。我因为工作中的意见：宣传要有针对性、苏联专家的意见也不全对，加上历史上没搞清的问题等被定为“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反苏分子、美国特务、反革命小集团骨干成员”，被贬到“北大荒”去监督劳动。当我被押送离开北京时，结婚还只有一年多，孩子出世还未出医院，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一眼。等我再回北京时，他已三岁多了。
刚下去时，我实在想不通。拼着性命跟共产党闹革命，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情绪十分低落，但又想共产党这么说，毛主席这么说，他们总不会错的，大概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那就好好改造吧！这样一想，思想上倒也平稳了不少。
画画是我一生的追求，但“****”是罪人，是不允许画画的，所以我只能偷着画。趁休息时背着人偷偷地画些小稿子，正稿是回北京后加工而成的。从这些画中可看出，我还是心平气和的。一是苦难的画不敢画，二是当时心态也还算平和，所以画了一批当地军民日常生活的画。
1961年，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因未摘“****”帽子，无单位肯接受，只能在家“赋闲”。我趁机就把在“北大荒”画的稿子加工成正式稿，同时画一些家庭成员，如儿子、妻子、邻居小孩子、大杂院宿舍、颐和园等。
一年后，摘了“帽子”，被安排到国际书店推广科画推广材料。
这时生活有了着落，我们一家三口才去北海照了第一张合影。后因不断的运动及其他原因，我们一家总是离多聚少。没想到我们一家三口的第二张合影竟是四十年后的2004年儿子从美国回来再照的。
在国际书店待了一段时间，上边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认为我在书店不合适，应归队，就又把我分到中国美术馆展览部，帮助布置展览会等工作。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又席卷全国。我这个“问题人物”理所当然地又被揪了出来。我开始过起被揪斗、被批判、被下放监督劳动的日子。画画不用说还是绝对禁止，生活上也不如“北大荒”时期安定，所以没时间，也没情绪画画。劳动的农村也转换了好几个，最后一个是北京黄村干校。到七十年代中期，革命干部全都返回北京时，我和几个问题严重的人仍留在干校，组织上还专门雇了个工人看管我。直到1976年秋“革命群众”又要把我调回机关准备批斗时，“******”倒台了，我也就随之解放了。
“******”倒台后，群众从思想禁锢中被解放出来，喷涌出极大的热情，漫画铺天盖地，揭露“******”罪行，歌颂新生活的画大量涌现。
这时美术馆筹备开一个有六百多幅画的庆祝粉碎“******”的画展，就把我调去挂画和写标签。
因我还未“解放”，故仍不能回家。在馆内的生活倒也安定。我看到有很多作废的标签卡片，丢了可惜，就动了画画的念头。画什么？以我当时的身份，漫画当然不可能，画插图较保险。但选哪个作家呢？算来算去，只有鲁迅最保险。于是就利用早、晚、中午休息的时间偷偷地在废卡片的背面画起来。不久完成了“鲁迅小说插图”32幅。其间也给个别的熟朋友看看提提意见。画完草稿后，我正愁没时间画正稿，大概是我运气好，赶上美术馆全体干部体检，发现我血压高，给了一星期假。
这下好了，我可以回家画画了。一星期我只画完一半。到复查时，我故意不吃药，血压还高，医生又给了一星期假。没想到生病还有这么大好处，我终于把这套插图都画完了。
一年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听说此事，来找我要出版。这是“****”后，也是“反右”后的二十年来，我被打入另册后，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籍。李一氓同志还主动为此书写了介绍文章，令我十分感动。
“******”倒台后，我还在监督劳动，不能公开发表漫画，但粉碎“******”后的激动心情却难以抑制，故在家中自己画了一些揭露“******”的画，请朋友给题点诗，自我欣赏。
虽然“****”结束，但仍心有余悸，开始漫画画得不多，多画一些插图、封面之类。老舍先生的很多作品的插图，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牛天赐》、《老张的哲学》等都是那时应老舍夫人胡青之邀而画的。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开始大量画社会讽刺画。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我被邀请设计封面、版式并担任编委。粉碎“******”后，针对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流毒，《读书》
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呼吁人们重视读书的杂志，并冒着风险大胆地提出“读书无禁区”的震动口号。因为它顺应时代潮流，所以越办越好，得到知识分子广泛的认同，成为一个著名的品牌。
开始我只是作为一般杂志美编来从事此项工作，每期在杂志上发表二三幅漫画。但随着时间的移进，我完全溶入了《读书》，我以成为它的一分子而骄傲，并且越陷越深，欲罢不能……现在我已近九十岁，仍然无怨无悔地为《读书》“卖命”，看来，我大概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为《读书》工作，我还得了一个副产品，画文化人肖像。开始《读书》上用的都是作者照片，因印出来不清楚，所以我就用笔勾了个肖像，不想积少成多，后来还出了书。有人甚至把我列入肖像画家，真是阴差阳错！
我一生喜欢画漫画，但从几十年的经验看，画了也白画，白画也要画。作为一个正义的知识分子，看见不平或不合理的事就要说，但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这就是我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也是“实话实说”。
200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