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
幼年的时候，喜好画画。在家乡所接触的，以中国画为多，时常照着几本旧石印画谱，胡涂乱抹，并无名师指点。后来，进了美术学校，既不用功，也未卒业，因此，无论中西画法，都不是“科班”，也就没有什么定见。参加革命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漫画、年画、政治宣传画，什么都画，什么也都不十分在行。也曾经一度想过：在绘画方面，既然还不是什么内行，不如索性改行，就是做个木匠也好；这倒并非因为白石老人做过木匠，以为标榜，只是由于对自己工作的质量与效果怀疑，而鲁迅先生遗嘱中的话“不要做空头美术家”，又时时在震动自己，总想找个旁的出路。
“行”为什么终于未改，分析起来，固然原因很多，而就可信的原因是：从木匠到画家固然很难，从画家到木匠，也实在不易。
每个人都十分珍惜自己的童年，童年对于一个人后来的影响，往往是很深的。我自到美术学校，才知道有所谓西洋画、中国画之分；中国画中，有所谓文人画、匠人画的雅俗之分。就我来说，经过一番努力，虽然也能够约略领会一些文人画的笔墨趣味，但并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记得在一次学校举行的展览会里，曾以丈二宣纸，画了几张罗汉鬼怪之类，结果，引起先生与同学们的极大嘲笑。但我以后却并未因此而避俗求雅。
因为在幼年的时候，喜欢画猴子，直到现在，虽然看过了不少画猴的名作，并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仍然念念不忘幼年的时候，从名人画谱上描下来的猴子；母亲纸剪的猴子；药店门口石柱上，蹲着吃桃的石猴子；以及许许多多江湖画家笔下的猴子，尤其是蹲在山东卖艺人的肩上，穿着古旧红衫的猴子。这些片断的印象，糅合起来，才构成了活跃的、闪光的、完整的猴子的形象，而且有色彩、有生命、有诗意。
童年的印象，不但去不掉，有时，反而像生了怀乡病似的，愈来愈深。因此，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知不觉的，带有不少乡土气，有些朋友，也许是出于善意的安慰吧，说这是：“民间风格。”
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找机会提高业务，自己也曾想踏踏实实用若干年功，关上门画几年石膏像，或是临几年古画，但都终于没有实现，倒并非是没有时间和缺乏毅力，而是逐渐怀疑起：离开生活，离开创作实践，用这样的“科班”办法来提高，会有怎样大的成效？
因此，总想能将那些激起联想自己童年时代的民间艺术，作为酵酶，并采用中国画的工具和表现方法，通过写生，锻炼表现能力，逐渐能够创作一些有时代感情和民间风格的中国画。
虽然对于艺术的表现形式和风格，抱有不少幻想，由于自己羁绊在许多杂务之中，却没有创作实践的余裕。同时，有些人对中国画过分的非难和脱离实际的要求，又很使自己踌躇，不敢动笔。
经过一番努力，得到一次去江南的机会。北方的早春三月，还埋在寒冷而厚重的黄土中，只一夜之间，火车就飞驰到另一个世界了。绿油油的麦田，金色的油菜花，竹林中的粉墙黑瓦，隐在远方天际的白帆，虽然二十年前，也曾在江南漂流过，但解放后的江南，却给予我更大的、新的惊异与满足。
于是，我第一次，用毛笔和宣纸，对景写起生来。当时，戴着草帽，揣着干粮，在山腰，在江畔，从天明画到天黑，有时也得到一些采茶姑娘或渔翁船夫们的同情与鼓励。
从杭州到绍兴、富春江、苏州，跑了不少地方。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小桥流水，廊榭亭阁，从小巷到灶头，无不激动人心。这时，如果完全套用石涛、八大，或莫奈、塞尚的语言，似乎都不能说得妥帖。虽然笔墨技法，必须以传统作为基础或出发点，并可借鉴于西洋绘画技法，但仍然必须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
所谓自己的语言，难免南腔北调，极其粗陋，甚至卑俗，但讲的毕竟是自己心里的话，多少总有一点新意。
这之中，也受了不少的困惑与磨难：意境、章法、笔墨、色彩等等，常常遇到中西混杂、中西矛盾之苦。
几年来，出去过两三次，如果说收获，那么就是因为经过实践，在创作上，初步解决了一些问题，积聚了一点素材。至于自己所追求的形式与风格，还有待于长期的艰苦努力。
写生对创作来说，并不是目的，只能作为自己加深对自然了解的一种手段，锻炼表现能力的必要步骤。“搜尽奇峰”只为“打草稿”而已。
至于题材，也要根据掌握技法的能力，逐渐扩大。希望不久的将来，具有强烈现代感的、新中国的工业风景画，也能成为自己风景写生画的胜任的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