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
一
在阙里读师范的时候，“五四”新潮刚刚在沂水一带激起浪头微波。学校里****，查日货，也讲民主，讲科学。读经是停止了，但教科书还是用文言编写的，国文课一律读古文。校长范明枢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国文教员张雪门是前清举人。课外大家也看汪原放标点的《水浒》，读高语罕写的《白话书信》；但阅览室里摆的报纸，课堂上作文，个人写信还都用文言。自己学着用白话写作，是1925年夏天到北京以后的事。
从满是陋巷井、舞雩坛、子贡手植楷一类文物古迹的曲阜，看过陈焕章在孔庙随着古乐三跪九叩，分吃过丁祭猪肉，忽然迈进火烧赵家楼，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城，喊出“打倒孔家店”，看溥仪搬出故宫，对那时一个青年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记得刚看罢师范大学的新生榜，立刻就跑到天安门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跟着浩浩荡荡群情激昂的队伍，高喊“打倒列强”“锄军阀”。满怀是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心情。
新生报到，选了理预科，目的是科学救国。参加一个山西同学比较多的群众团体叫“群新学会”，喜欢它组织水夫、粪夫，深入贫苦市民；不久又参加了C.Y.的生活。秘密传阅《共产主义ABC》、《夜未央》等油印书刊，也学着刻钢板，印传单。坚持写日记。
学习写作，大概是从那时起步的。那时刻印传单比较经常。对写作说，照同志起草的稿子刻写是学习，自编自刻是练笔。慢慢独立操作，成为习惯。
钢笔杆夹在食指和中指腋间，拇指和食指紧捏笔端，刻写起来非常有力。
油印的传单，清晰、整齐，散发着墨香，很像艺术品。有了自来水笔以后，自己使用自来水笔也这样拿法，有人看见觉得奇怪：“你的手有残疾么？”认为是病态。自己却成了癖好，像条件反射，只要这样一拿起笔来，就抑制不住脑子要想点什么，手要写点什么。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了。革命被打入更深的地下。厂甸校园里几乎已见不到一个曾在一起开会或者编过《新生》、《新时代》（都只出版一期就被反动政府查禁了）的同志。偌大一个范围里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只能只身摸索着战斗。钢板、铁笔保存在自己手里，照习用的战术依旧刻钢板、印传单，抨击残暴，作正义的呐喊，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胡同里从袖筒或长衫襟底散发出去。默默地问：“这样做对么？”在内心里跟同志商量。又默默地回答：“对，就这样干！大家都继续在干啊！”行动是孤单的，寂寞的；意想中战友却成千上万。豪情奋激而昂扬。含着眼泪为胜利而欢笑。
传单的文字要通俗易懂，开门见山。对敌人要瞄得准，切中要害。
自己写作缺乏绚丽的辞藻，奇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朋友们揄扬说是“质朴无华”，大概须根就扎在那个时候。传单像羽书，用简短的文字代替直接口传，不会发表在报纸上；限于时效，也不编入定期的杂志书刊。事隔五十多年，哪怕曾有百张千张，到现在连片言只语也没留下。说散文，那只能像画家的铅笔速写，即景勾画。
等到跟曹未风、成启宇我们三个人办《烟囱》的时候，传单升了一级，散文初具格局，有点半成品的样子了。《烟囱》是一张腊纸的油印小报，针对学校内外弊政说话，心里有火喷发不出，只能冒烟。笔锋保持着传单的犀利。每周一期，定时定点，秘密张贴。关心时事和学校生活的人竟然可以三五成群挤在《烟囱》下边看八九分钟。共鸣的，议论的，点头或摇头的大概都有吧？有反应对笔者就是安慰和鼓励。另有三十多份，分寄敌友：对朋友是礼物，对敌人是箭枝。一边欢迎，一边疾视，那是勿庸讳言的。出到十来期的时候，怕是烟冒得太冲把学校当局呛厉害了，竟教唆打手把《烟囱》捣毁了。因为曹未风的一篇杂文刺痛了某些人，来信质问，成和我照约定的时间提前等他们的代表来谈判。两个代表还没说话，三四十个打手已经把谈判地点钢琴室包围了。打手误认我们是人多势众的一支大军，虎狼捕来，利爪下却不过是两名小兵（未风因主持英语讲演会缺席了）。打手动了手，成启宇被打伤。曹未风和我把他送进医院。报纸新闻叫“《烟囱》事件”。新闻界和朋友（忽然发现我们的朋友遍全校各系）是支援我们的，名教授和系主任也说了好话，原来打手声言要“肃清《烟囱》余党”“开除罪魁祸首”的，结果从轻发落小报停刊，两名打手陪我们三个战士被学校挂牌各记大过一次。
正式发表散文，受杨鸿烈鼓舞寄给《京报·周刊》的《白天与黑夜》
是第一篇。那是从日记里抄下来的。紧接着写两组稿子：《街头夜》和《塾中杂记》。无意中把贫苦市民跟封建贵族两种人的生活作了对比。
《街头夜》是北京市民生活的写实。那时在西城察院胡同熊观民（当过山东教育厅厅长）家给他两个儿子补习英文、数学。单日晚一次，一次两小时。往往晚饭后从和平门外出发，徒步或坐洋车，趁华灯初上，一路看行人车辆来往，商店在招呼顾客，摊贩在竞相叫卖，嘈杂的喧闹，缭乱的彩色，匆忙的，悠闲的，欢乐或阴郁的人群，在脑海里留下变幻繁乱的印象。“写点什么？”一路走，一路酝酿。
在熊家三个大中小学生共同作业：讲解，问答，正音，解题。一边是送教上门，一边是有辅导的自修，那气氛是像家庭一样雍雍和乐的。九点宵夜：一人一套油条、芝麻烧饼，喝两杯热茶。东家雇好洋车，便打道回“衙”。往回走的路上，照例在车上舒服地打瞌睡。一天的疲劳，正好休息养神。
车费已付，洋车到校门口放车把的时候，二十分钟一觉恰恰醒来（也有例外，一次中途在西单下车买点东西，车夫不辞而别了。自己要踢踏蹒跚半小时。喜车夫的机智，笑既得享受者的憨愚）。午夜作清晨，众人酣睡我独醒，是学李贺探紫囊整理沿途收获的时候。虽然达不到“倚马可待”，而两三千字的短文是可以一气呵成的。写更夫，写老豆腐摊，也写警察。顺利的话，起草，誊清，当夜付邮。若《京报》、《晨报》编辑部的稿子不太拥挤，编辑杨晦等师友是会叫稿子十天内见报的。蜜蜂采不到花汁，蜂蜜就歉收，不顺利的时候十居七八。那时刊物少，除了晚些时候巴金主编的《水星》，我的稿子多半用在京津报纸的副刊上。《大公报·文艺》我经历过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杨刚几任主编。萧乾，赞赏他手勤，往而必来，通信不少，二十年后才见第一面；杨刚，只通过信。
《塾中杂记》写的是我准备考大学的那一年，在曲阜孔家教家馆时的生活。那年十八岁。人称“师爷”。认识孟超的时候，他开玩笑封我为“万世师表师”。到批孔的年代，拜访成老仿吾同志，他从楼上下来，还没见到人就高兴地招呼：“孔老夫子的老师来啦。”惊异于成老怎么知道？记忆力怎么这样好？见面我抢着检讨：“那就更应该批判了。”成老笑着宽慰我：“那倒不一定。学生犯错误，老师负不了什么责任。”——此是后话了。
二
到青岛，人在海边，对着渺无涯际的一片汪洋，胸襟，思想，感情，该会是“海阔天空”的吧？不，“九·一八”的炮火震碎了壮丽的祖国河山，也破灭自己的美好幻想。编辑两个半月的报纸副刊，联系一些新露头角的诗人、作家：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曾梦想以写作为业，挤进他们的行列。结果针对“不抵抗”才写了一篇《黑将军挥泪退克山》，报馆就被日本浪人放火焚毁了。从此黑云压城，直到“西安事变”，六年没见过晴天。******对侵略者是让，是退，是卑躬屈膝；对人民则是压迫，杀戮，剿伐。那时几亿同胞谁能自由呼吸呢？人们只能挣扎着生活，隐蔽着战斗。
自己在青岛大学（后改为山东大学）当了三年职员，拜识了闻一多、洪深、老舍，也跟王统照、孟超、李同愈等交游。坐办公室的空隙里跟着他们写点短文。约有半年的时间，曾三五熟人定期聚会，各带小说、诗或散文，大家传看品评议论。相约不吹捧，倒免不了吹毛求疵；也不自惭，自卑，说自己的作品不好（为什么不尽量往好里写？），但争取彼此推敲。这就自然形成了鞭策与鼓舞，各自拼命下功夫，互争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聚会时的一点点进步。都作他山之石，切磋琢磨。1935年暑假，王统照、老舍带头，我们还借《青岛民报》的篇幅，编了几期《避暑录话》。刊名是教授、戏剧家洪深起的，意取双关：一避溽暑，二避炎威。以文会友，几十年就只有那么两段不太长的时间。那时在阴霾灰暗的天空下黄金一样的友谊啊！五十年后追忆，皓首指点，克家和我，两人而已。
那时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诗我是爱好的，苦于不懂怎么写。又有个固执的意见：诗要有韵律。不一定都是律诗、绝句或五言、七言；像古诗，词曲，民歌都行。新诗也一定要读起来上口，有自然节奏。一般说散文诗，无论是创作或者翻译，从形式上看“散”是可以肯定的；但“诗”呢？就不容易看出特征。所以刊物上发表散文诗，总要在题目后边加括弧标出来，大概就考虑到“诗”的欣赏能力差一些的读者不容易从鱼目当中分辨出珍珠的缘故。刚到青岛时写过一篇《海》，有选家把它归入散文诗，自己就深深感到当之有愧。可是自己妄想创的那种文体，尝试了四十年并没有真正成功。
可能我的艺林里只有无花果一科。收入《羽书》集的有些篇目，也是“画虎”之作。那些篇目出世是我的梦做得最熟的时候。好友杨朔同志的《茶花赋》有点像从我的空中楼阁里采撷的花枝。我自己却一直没找到写《茶花赋》的那种彩笔。秃笔描画，画总是干巴巴的，缺乏含蓄，蕴藉，诗意。几时意外得到好笔，我想再试试。
写作是实践的事，一笔落纸，浓淡天成。无论想得多么好，只有写出来才知道。灵感也许是有的，但灵感不像实物，看得见，摸得着。灵感稍纵即逝，正想落实一下，具体些，清楚些，已经成了陈迹了。重复一遍，修改一道，都会有变幻。杜甫的诗：“天上浮云如白衣，须臾改变成苍狗。”完美的境界，是无从久住的。真希望有亿万倍精密的彩色镜头能像特技照蓓蕾开放成花朵那样拍摄诗人的思想活动。那么，“白发三千丈”，“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那类脍炙人口的诗句，就可以不再像晨星寥落稀疏了。沙里淘金选出来的好文章，《古文观止》是二百二十篇，《现代名作欣赏》是八十二篇，不容易！
还有文章的写法，神来之笔总是难能的。鲁迅的《秋夜》，“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读了五十多年，至今感到独特，峭拔。
杨朔在《荔枝蜜》末尾，“梦见自己变成只小蜜蜂”。觉得结得自然，合情合理。其实鲁迅、杨朔写的，像生活本身那样，都是老实话。但是若有第三第四人照样去写树，写梦，哪怕把枣树换成柑桔，蜜蜂换成春蚕，也会令人感到是落入了陈词旧套。所以“推陈出新”是必要的。
“九·一八”后，在卖国贼的黑暗统治下，人要生活，更要以各种方式进行不懈的斗争。六年从事教育工作，跟青年们在一起，抽空写点文章，立意是反对日寇侵略，仇恨****的罪恶。《羽书》的结尾：“《鸡毛翎子文书》，飞啊！去告诉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醒起来，联合中国人真正的朋友，等哪一天，再来一个八月十五！”表达了杀敌的心愿。《我还没见过长城》的最后一句：“长城！登临匪遥，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也表达了御侮的决心。在济南，用笔名“天荪”给《中流》通讯写《理发到差》，揭露韩复榘愚民统治，把公务员随意摆布，曾遭追查。都是想发泄心头的郁闷和愤懑。但是青岛三年，海隅僻处，我没有机会参加“左联”；济南三年，办乡村师范，站在管学生的地位。主观上爱护学生，免遭军阀的逮捕杀害；“一二·九”学生运动，“奉命”提前放寒假，个人给每个学生发油印信，鼓励他们在家乡作组织宣传。客观上却给有的学生以印象跟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解放后一位要我写字的********对人说：“那时候我们把他看作是革命对象。”听说了心里感到非常惭愧。**********中又有人向我来调查，责问：“丁到西北（那边）去，你送过他路费么？”我感到光荣，却不记得了。像鲁迅《风筝》里弟弟的回答那样：“有过这样的事么？”苦恼的是那时候跟革命队伍我没有组织的关系。记得在济南黄台乡村师范的农场里，跟同时在乡师教书的武新宇同志一道散步，是谁随便问：“你还是C.Y.么？”又是谁漫然反问：“你呢？”彼此没有都作肯定或否定的正面回答。白色恐怖压得知心朋友在这些方面也不敢说真话。自家人不敢认自家人啊！
正因为这样，“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从莱阳乡师陪二百多名自己搞过军事训练、从油印材料上学过游击战术的青年学生，徒步跋涉跑到鲁南临沂，没人管，自己又没有能力和办法组织他们，结果四方分散，各奔前程。
到了延安自己悔恨：为什么不跟他们一道到延安，参加抗战，参加革命！？
因此，一写《记乱离》，两写《引咎篇》。都写的是亲身经历的生活，真情实话。
证明一条其理：个人是渺小的，软弱无力的，有组织的革命集体才是伟大的，无敌的。
三
抛却一切牵挂，家庭，戚朋，学校钤记（趁教育厅一科长还昏睡未醒的时候弃置在他的床头），只身跑到延安，就为了找党，归队。一望见嘉陵山的宝塔，凤凰岭东麓的古城，立刻感到心情舒畅，呼吸自由，到家了。在抗日军政大学跟济南乡师的学生编在一个队里，年龄相差十岁，出操却一样先迈左腿。在瓦窑堡一大队我写的第一篇壁报稿题目是《抗大，我的母亲》。我们的政治委员胡耀邦同志，四十年后还记得我。新时期在新侨饭店举行的第一次文艺茶会上，他说：“你不是带学生一起进抗大的么？”
1938年冬天，作为“抗战文艺工作组”的成员同卞之琳、马加从延安出发到晋东南，过了六个月的战地生活。赞颂八路军和战区人民，打击敌人和顽伪。行军时构思，宿营时写作，情绪时时都是振奋的。朱德同志在长治嘱咐我们：“时代是伟大的，你们要好好地写啊。”我们跟着他过新年，参加在沁县城外举行的万人群众大会，又从另一处沙滩野地搭起的舞台上听他给整装待发的部队讲话：“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继续东进！”谆谆的教导，山岳一样镇定宏伟的气度，至今还响在耳边，屹然显现在眼前。就是那时候，写《潞安风物》，写《沁州行》，写《响堂铺》、《神头岭》。叫通讯也好，报导也好，从前线寄给远在重庆的老舍转《抗战文艺》，都是作为散文发表的。
原谅作品写得不多，常自称是业余文艺工作者，在前方的那半年应当是例外。工作类似战地记者，写作是本分，志趣是专一的。广大群众倾注全部人力、财力参加抗战，支援抗战，人民子弟兵不顾任何牺牲，站在最前线奋勇杀敌，连村旁土地庙的门框上都贴着对联：“土地也抗战，早已上前线。”眼见的，耳闻的，一切都激励着你在本职岗位上必须做出贡献。一次胜利的战斗，一片瓦砾的血污现场，一个儿童团站岗放哨的故事，都是应当如实记录的素材。沸腾的生活，燃烧的战斗，又往往写不及。只能笔记事情的梗概，景物的轮廓。生动的语言，深刻的触发，错综曲折的关系、过程，要像牛羊吃草那样抢着吞下去，储备起来，回头再反刍，咀嚼，消化。收入《烟尘集》的篇目，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急就章，经历了就写出来，甚至不过夜就仓猝付邮，时间性强，希望它及时发挥作用。药物是十滴水，武器是匕首。一种经过酝酿，整理，综合成篇，字句也反复斟酌；从胚胎到分娩，真像动物一样要几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前者，读者看过就忘了；后者，经得起时间考验，给人的印象可能深些。《黑红点》，事例是多方面采访的，从前方回到延安才写出来，常有人提起。《一坛血》，记的事情是听聊城专员谢鑫鹤同志谈的，谈就是一道写作过程，我记录整理之后又送他看过，当时作为电讯稿发到各根据地，知道那篇东西的人就比较多。很多同志认为我在山东打过游击，大概就是从《一坛血》引起的。其实，在延安八年，除了半年晋东南，别处哪里都没去过。
四
回到延安写战地见闻，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生活，这跟成年回忆儿时差不多。高尔基写《我的童年》不是在他过流浪生活的时候，而是在他蜚声世界文坛之后。现实生活，有些可以因景生情，即席赋诗为文，有些就不行。往往要后天写前天，二十年后写二十年前。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真的写出来，最恰当的时机又不知等多久。《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八年；想写，想写，拖了二十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写过《菜园小记》、《窑洞风景》之后，想写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的关系，又不知考虑了多久。主要想选择典型事例。粉碎“******”后写一篇《忘年》，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但是自己很不满意。
“延安**********”在我是写作的分水岭。座谈会前写《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是搞教育行政工作时的产品，有同志说是“不务正业”。那时在延河边已经住了四年，党龄刚一岁。从客观事物联系心理活动进行剖析，一位不认识的党校同志来信表示共鸣，把文章剪贴在座右，说随时看了作鼓舞。整风时有人却责问：“革命队伍里每个同志都应当是主人翁，你为什么自居客位？”“忘我是常事，没有你说得那么神秘难能！”作者本意不是那么容易被理解的。
座谈会以后，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写作上走新路。《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是第一步，这一步走得是对的。行年到张家口，写《出发点》，发抒了留恋延安的炽烈感情，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影响还好。但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十日记》在佳木斯写知识分子下乡，跟劳动人民结合，都是事实，一点虚假没有，学生看了也认为是写他们，受了教育。但又对生活观察不深，流于浮泛。
在新开路上，走啊，练啊，改造思想啊，苦苦琢磨，方向是对的，但还避免不了崎岖坎坷。直到《北极星》，离开延安十五年回头再写延安，仿佛开始摸索到在文艺领域里散文这条并不平坦宽广的途径。
选家说我：“《羽书》奠定了散文的地位。”那应当是勉强指分水岭的右侧；左侧自认可从《北极星》开始。《难老泉》、《猎户》、《“早”》都收在《北极星》里。在党的红旗下我刚刚是“不惑”之年。跟实际年龄极不相称。
学写散文离“从心所欲，不逾矩”还很远。
1982年6月28日，北京沙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