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进攻宝清的敌军“向富锦方向逃窜”，显示这一路敌军离开了宝清县城，即撤退到了小浜氏善的驻地。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宝清出发到佳木斯和富锦县是背道而驰的两个方向，在没有被义勇军击溃和追击，只是在宝清不能立足而撤退的敌军，应是回到出发时的部队驻地的。
但是，小浜氏善部的日军虽辖于饭冢联队（第十师团第六十三联队），但是实际上是富锦县一带的守备部队，和饭冢朝吾联队长直接指挥的部队是有一定程度的区别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里，把“在富锦的小浜部队”和饭冢朝吾直接率领的部队也是分开记叙的。于是，第一次进攻宝清，未能立足而向富锦县撤退的敌军，是小浜氏善部日军和于琛澂部伪军。
日军战时新闻发表第九二零号（1932年12月6日陆军省）记录小浜氏善被击伤的战斗是发生于“七星河附近”。在此处“七星河”实际上不是河名而是村镇的名字，1933年1月13日日军《东部吉林省方面的情况》中更明确记载了“七星河屯”的地名，称饭冢支队之前经过了此地。
而且这个日军记载的“七星河屯”是从宝清县到富锦县的必经之地。根据宝清县地方史志资料的记载：
清末民初开荒占草时凡来宝清的人，多取道富锦南来，一路涉水，只有到达了宝清县境七星河村才能穿鞋涉水，叫“下河沿”……“下河沿”是宝清对外门户，是通往富锦的交通要地。
小浜氏善率部从富锦县前往宝清县，需经过两县交界处的门户重地七星河（也只有从富锦县境内进攻宝清县的日伪军才需经过县界附近的七星河），他即是在通过此地进入宝清境内时被中国守军击伤的。
而小浜氏善被击伤的1932年11月30日，恰恰是宝清县城被一度占领的前两天（农历是十一月初三），从当时的行军速度来看，也是明显符合实际情况的。
讨论到这一步，《蒙尘，小浜大佐传》中“1932年）11月，小浜在攻占宝清的战斗中，被义勇军击成重伤”的记载，就有了可以理顺的具体事实脉络。根据中日方面记载和小浜氏善被击伤日期，笔者认为情况应是这样的：
1932年11月30日，小浜氏善率日伪军从富锦县出发进攻宝清县，越过两县的县界（七星河附近）时被义勇军击伤。
击伤小浜氏善的义勇军部队，具体应是丁超麾下的孙广甲部义勇军（（佟衡的供述中误写成孙殿甲）。孙广甲是丁超部下的团长。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领衔发出组织吉林自卫军的宣言，“孙广甲”之名见于宣言落款的团长名单中。而孙广甲率部驻守宝清县门户七星河，不仅见于多种史料，且直到1933年2月24日《李杜、丁超代表王子耀、刘丕光致国民政府行政院呈文》中，仍是这么向南京国民政府汇报：“现在吉东各部……孙广甲在宝清七星河……”（应是孙广甲余部此时仍在七星河一带坚持）
七星河这条河流在此是富锦县和宝清县的界河，地方志描述其“河水澄鲜，一清沏底”。就在这条美丽的河流旁，侵略军刚刚踏上宝清县门户“七星河屯”就遭到了迎头痛击，头目负了重伤。而义勇军的这一战绩，把小浜氏善给“打”成了预备役。预备役得不到追晋，于是，使得击毙日军将领名单中少了一个小浜氏善“少将”。
小浜氏善虽给击伤，继续前进的敌军（或许是小浜氏善负了重伤，失去了战场指挥官的日军停止了前进，驱使于琛澂伪军单独实施进攻），在丁超部主动撤出的情况下，仍于12月2日短暂占领了宝清县城。也可能是小浜氏善受重伤导致士气不振的影响，敌军面对义勇军“三江”和武术旅的勇猛炮击，不敢负隅顽抗，不得不当夜退出县城，撤回了富锦县。
到了1933年1月初，饭冢联队主力到达七星河才彻底攻占了此地（“8日击退了占领着七星河镇北端附近阵地之敌并占领了该地”）。随之，小浜氏善部的日军8日抵宝清东部的地区（《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仍记载此为“富锦的小浜部队”，小浜氏善应是带伤继续在军中）。
继而，小浜氏善部的日军从那里再向西南包抄，“1月10日至索伦岗、五道岗等地”，13日“切断丁超退路”，丁超即叛国投降。
值得多写几段的是，义勇军的抵抗没有随1932年1月丁超投降和李杜退出国境而结束。直到1933年3月，小浜氏善部的日军（日方的记录也是1933年3月时调职的，但从刘斌1933年春节时被投降派挟制到富锦还见到“小滨司令”的记载来看，3月时小浜氏善应仍有一段时期在富锦，大概正处于伤腿“屡治不愈”的阶段）与义勇军的余部在绥滨县一代区域还有激战。
查民国书籍，当年的国内书刊记录“李杜旧部近况”，有一段明确的记录：
“李杜将军退俄后”，“吉林）自卫军后方司令张锡侯同绥滨县长陈大凡（注：他是一位****地下党员，即前文提到的陈大藩），刘斌部徐勋，司令汝有才，及袁福山臧景芝等，（1933年）三月间与日军饭冢联队、小滨支队在绥（滨县）东激战，日军伤亡奇重，现（义勇军）仍在绥（滨县）东一带活动”。
1933年6、7月份时，小浜氏善曾率部日军驻守的富锦县一带，仍是义勇军活跃的地区，现在义军防地内，每15里或20里即可见青天白日旗。
松花江下航过富锦，即一律换青天白日旗，始能通过。
直到1933年9月，伪满江防舰队“利绥”舰，还需到这一带支援饭冢联队“讨伐”义勇军。且“利绥”舰的舰长赵竞昌还从伪海军司令官尹祚乾口中，亲耳听到了饭冢联队9月初在虎林境内的虎头与义勇军作战的消息。赵竞昌在1954年7月22日的笔供之中回忆：“一九三三年夏秋之间，陈东山、李华棠等在抚远、饶河、虎林沿乌苏里江一带作抗日的活动，日寇广濑师团饭冢联队的部下担任这一带的讨伐，为防止抗日军队渡江起见，通知伪满海军援助……（9月10日）尹祚乾对我说：饭冢联队的一个中队，七八天前与陈东山抗日军百余人在虎头发生过战斗……”
可见，小浜氏善给击伤了十个月之后，饭冢联队依然陷于苦战之中。
并且，不屈的义勇军给予日军饭冢联队主要军官的打击还不仅于击伤了其联队副官小浜氏善中佐。1934年土龙山暴动，起义的中国义勇军击毙了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小浜氏善给击毙的时候，已是预备役而没有得以通过追晋成为将领，他的联队长饭冢朝吾则没有给漏下，被追晋成为少将，成为了中国军民击毙日军将领名录上的一员。
义勇军最后的吼声
下面的照片注明是昭和七年龙岗山。昭和七年是1932年，龙岗山也是唐聚五的地盘，这都没有疑问。
从照片还可以看到，战斗还在进行，抵抗战士已经被搜身。按说日本人没这习惯，打着仗还要搜敌人腰包，打完仗毁坏对手尸体的事情在东北战场上倒比比皆是。可是战斗还在继续，我想可以得到一点，这个战士曾经给关东军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有段时间某些人对日军、尤其是关东军的枪法和战斗力到了膜拜的程度，貌似中国的士兵在他们面前几乎是云泥之别。不用那么妄自菲薄，日军，尤其是关东军，对于此后的抗联、此刻的义勇军、此前的东北军的枪法都是极为忌惮的。
30万义勇军有很多从前的东北军，他们是骨干力量。
好射手都是拿子弹喂出来的。张学良不算缺钱和子弹，他的东北军练得起枪，而且很多神枪手进军队前枪法就已练成。那时的东北，枪和子弹的普及程度，恐怕不下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呢。我就不举抗联的例子了，举个民众自发的，土龙山暴动。
土龙山暴动，就是打死饭塚朝吾大佐（死后晋升少将）那次。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就是日本人买地收枪。买地，还不如说是抢地，地价只有当时土地实际价格1%左右；收枪，当时土龙山一带有多少枪呢，接近一万。当地民众和日军在九里六（地名）打了一仗，有一商户家小铺，送来子弹2000发，这只是这次战斗耗弹量的一部分，光这一点能让关内的八路和国军羡慕死。那时候的八路，几十发子弹就能打一场阻击了。而在东北这边，几十发子弹不过是一个士兵的弹药。饭塚朝吾是大佐，被打死后上了美国报纸。
举个抗联的例子吧。十二烈士小孤山一战，抗联第五军参战的是一个连十四名战士。这个连是炮手连，是周保中手里的精锐，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是神枪手。但是事发之际，大部分战士被抽走戒鸦片烟瘾或者学习去了，只留下十四个人，为首的是连长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李海峰是牡丹江一带的炮手之王，虽然他可以参加残奥会，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他就是义勇军下来的。这一仗子弹打光之前，李海峰命令没有武器的一位交通员和两位伤员撤了下来，战斗之后不久季青就带部队为十二烈士收尸，并狠狠打击了敌人，且抓了俘虏。季青、一名收尸战士、周保中都活到了解放后，所以这一仗除了李海峰牺牲经过之外，事实非常清楚，包括敌人的损失。
他们是十四条枪，含两挺轻机枪，战斗持续三小时，耗弹约2000发。在此之后枪法让日本人头疼的山东老八路，只有最优秀的射手才能有五六十发子满洲子弹的待遇，和抗联这边的差距足够大。
他们的对手，是一支日军骑兵和伪军精锐“兴安军”，共400多人，日军100多伪军300多。这支兴安军的兵是从伪军中挑选出来的，平常可以骑马、雪地可以滑雪，装备有迫击炮、掷弹筒等（十二烈士多数死于炮火），每个人都装备马枪、手枪各一支，还有套马索等，训练完全按关东军走。
日寇死二十五人，伤十余人；伪军死七十余人，伤十五人；军马死九十余匹；
冻伤五十余人。考虑到三八大盖臭名昭著的杀伤力，这个死伤比很惊人，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下英雄们的枪法。
这一战日伪军共死伤130多人，军马死九十余匹，抗联平均八发多子弹造成敌人一次死伤，当然日伪军并不是每一个就挨一发子弹。日伪军死伤惨重也是季青带了部队回来没怎么大打就战果不错的原因。
这十二位烈士原来都是猎人，那原来东北军的人枪法如何呢？
对于军人来说，枪法好只是一个方面。自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那么我举个例子吧。毛主席到重庆谈判，那么随身带去的带枪护卫，应该说是延安前几位的高手吧。
当时毛主席的护卫身边有：龙飞虎、颜太龙、陈龙、蒋****等。
龙飞虎，老红军出身，开国少将，重庆雾中亮过一手枪法震慑军统特务；
颜太龙，老红军出身，北京奥运会开完了老人家才去世。
这两位本来是周总理身边的警卫，毛主席从延安带过去的高手不多，却有两个东北军出身转入抗联，再到延安的。
一个是陈龙，那时候是****中央社会部锄奸室主任，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1936年他离开东北去苏联学习，回延安负责锄奸反特，到1945年8月，陈龙已经差不多十年没怎么摸枪了。保护主席事大，不敢怠慢，陈龙专门找了两支驳壳枪，苦练了几个礼拜，终于恢复到了夜间几十米外的香头，双枪抬手即灭的水平。
另一个是蒋****，他的枪法没有见过记载。不过他投军投到东北军，不慎误入了转而投敌的东北军，他所在的连则因为军事素质好被选成溥仪的御林军。后来这个连调防，大家借机反正投了抗联。投了抗联之后有个顽固分子想拉一批人回去，被蒋****一刀刺死。这个顽固分子就算不拉人，也可能会被一刀刺死，因为他和他的老岳父、伪满总理张景惠是一样的汉奸。不过张景惠的儿子可是****的高级卧底，别说抗战期间的日本人没察觉，抗战后被苏联人关进战俘营都不带露馅的。蒋****的枪法不传于世，但是开了****坦克的第一炮。
蒋****还有一点就是他和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关系都不错，离休的时候是正军级待遇。
让我们回到萨苏的这张照片上吧。照片上的这位中国军人，怀疑是一位士兵。上衣已被撕开，无法判断，从裤子上看军容比整齐，绑腿打得也很好，怀疑本来就是东北军的军人，这一点后来已经得到证实。
九一八之后的一年半左右，东北的抵抗力量主要是义勇军。义勇军来源很复杂，但是原东北军是其中的主要骨干。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4月，据日军自己统计，铁路共被毁坏一千一百多次，其中南满铁路是四百多次。
后一个数据很惊人，要知道关东军是从南满铁路警备队起家的。十几年后的豫湘桂大撤退，不知正面战场的国军有否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数据，没有正规军人的参与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而这些军人的来源只能是东北军。国共两党那时候在东北都不成气候，当然后来国民党在东北也一直没成气候。满洲省委在哈尔滨炸火车，还需要赵尚志亲自出马，因为只有他会爆破，这也是****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第一个战绩，战果很大。
咱们看个例子，枪毙石本权四郎。这个石本权四郎是关东军嘱托，通俗的解释就是顾问。他的尸体被找到后，找尸体的日军直接上报关东军司令部，跳过了各个级别的日军指挥机关，后来他的葬礼是一个师团长主持的。
抓住他的是义勇军李海峰部，这是另外一个李海峰。1932年7月石本第三次潜入北票招降，被李海峰部发现。李海峰遂派人上车预备抓捕，并破坏铁路，趁列车停车之际，捕去石本，给他换上中国人衣服，随后秘密囚禁，负责看守他的是李海峰的儿子。
日军首先是狂轰滥炸掩护突击，石本听到飞机声响企图制造信号，被义勇军用荤油封住耳朵，堵嘴蒙眼捆好带走。
日军企图花钱赎买，李海峰回复曰：不要钱，不要官，要我们的国土。
日军打算以被俘东北军连长为交换，又被拒绝。
日军遣汉奸为说客，这次把汉奸给毙了。
日军转而哀求，再次被拒。
12月，热河汤玉麟逃跑，邵本良叛变。邵本良后来被杨靖宇活活羞辱而死，邵本良的孙子则在1946年的“通化二三暴乱”中勾结日本俘虏，被“驾崩”了（驾出去崩了）。可谓祖孙两代汉奸，均不得好死。
12月15日，石本被枪毙，死前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东北的军人这么强悍，那为什么还老打败仗呢？
在关内，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打仗；在关外，他们知道了为什么而打仗，却没有一个坚强而有能力的核心，也没有后勤，当习惯了正规军要是断了后勤那还不如大刀会呢。
说到大刀会，关东军在这段时间损失了两个中佐军官，一个是古贺传太郎，一个是森秀树。前文提到的森秀树就是栽在大刀会手里的。他本来是被包围在院子里，还能撑一会儿。但被引诱打开门冲了出来，并以战刀和大刀会拼杀。他的战刀极为锋利，砍断多条红缨枪，无奈大刀会人多，森秀树企图翻墙逃回院子，翻墙的时候被数根红缨枪刺死。
日军的小股部队对于大刀会的义和团式打法极为忌惮，小股日军，十几个或者多到二三十个那种，遇到几百大刀会的袭击。那些大刀会，就像义和团那样光着膀子往上冲，区别是义和团还想着子弹打不死，大刀会想的就是用几条命换一个鬼子。一旦冲进鬼子队伍，一对一也占鬼子上风，何况往往是好几个对一个。
说起义勇军的失败，举个例子。处决石本的李海峰，他有个上级叫马子丹。马子丹抗日坚决没话说，自己也为抗日捐躯。有一次日军突袭他家所在之处，他的护兵等人把家里的金银细软、大箱小柜都装上车了，然后请他母亲马老太太上车撤走。马老太太看看地上还扔着十几个箱子，就问为什么不装了。护兵说那些箱子是子弹，装上那么多子弹老太太坐在车上就不舒服了。马老太太大怒，让护兵把马子丹找来训了一顿，大意这些子弹是乡亲百姓凑钱买的，怎能如此丢弃，这样马子丹才带上子弹搬家。
抗联起家的力量，很多就是来自这些失败了的大刀会和义勇军。抗联时期后勤、敌我力量对比等等要比义勇军时期要差很多了，战果就不说了，历史事实在那里摆着呢，谁是中流砥柱，流水说话最有权威。
义勇军归国和返乡之路
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实力达到顶峰时，有四支主力部队：马占山部、冯占海部、李杜部、苏炳文部。
主力部队的斗争陆续失利后，有两个大的撤退方向。
冯占海部义勇军从东三省撤退到了热河。这支义勇军一直在坚持抗战，1937年又以五十三军九十一师的番号参加了全面抗战。
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几路义勇军，则是在斗争失利的情况下，越过国境线退入了苏联的境内。按民国时期的记载，其中，苏炳文和马占山部义勇军是从海拉尔分乘四列火车撤退苏联的，“第一列车是军政官长和眷属，第二列车是民众，第三四列车是军人，到达西伯利亚的多木斯克”。
12月4日，苏炳文部义勇军“残部和商民、眷属、铁路员工，特、路两警共计四千余人，由满洲里退入苏联”。马占山深恐苏联不许入境，改名方秀然，列为苏炳文部义勇军的总司令部参议，以资掩护。
按资料记载，1932年底，日军大举进攻吉林省义军，第十师团为主力分三路向绥芬河、下城子、密山进犯。李杜部义勇军撤出密山转虎林。1月6日，日军占虎林，李率一部退入苏联境内，余部由王德林部收容。日军骑兵第十联队进攻东宁。1月10日，王德林部在东宁抗敌，因弹尽援绝，王德林部退入苏联国境。李杜、王德林部是从“佳木斯、富锦，经绥芬河，退至苏联的克洛斯那牙城”。
撤退到苏联的义勇军，是分两路回国的：
“一、抗日官兵（包括部分随军家属在内），分批取道新疆回国；二、爱国平民百姓，取道海参崴乘船回国”。
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张殿九、谢珂、孔宪荣、王尔瞻、金奎璧、吴德林、高峻岭等主要将领及其随行人员，则是1933年4月被苏联方面护送至波兰边境，由欧洲绕道回国。据说上述将领们本也是准备取道海参崴乘船回国，但担心日军劫船，故让他们取道欧洲。
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抗战名将到达上海时，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欢迎。
军队之中没有军人身份的人员（例如随军的官吏、学生）和一些官兵的家眷，按照中苏的约定，从海参崴坐“无恙”号轮船回国。
为了在海上的安全，防止被日军袭击，“无恙”轮悬挂的是智利的国旗。
大部分义勇军官兵成建制前往了新疆，他们很多人的家眷却是随“无恙”轮到达了天津。让人不禁唏嘘的是：一家人从此会分隔两地，再难有重逢之时。
到达新疆的义勇军，利用他们的知识、技术和热情，为新疆的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时，为了接收苏联的援助而紧急在新疆抢修“西北国际大通道”。义勇军官兵又在修筑道路和维护工作上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有他们当之无愧的一份功劳！
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据当时的民国媒体报道，留在新疆的义勇军官兵“多找到了安定的职业，以军政两届为最多”。
这十余年中，义勇军老兵们都在思念着东北的故乡。可是，1946年9月，国民党政权才开始登记散居各地的义勇军老兵。
又过了8个月，1947年的5月中旬，义勇军老兵们才开始分批踏上还乡之路。
义勇军的返乡之路，也是漫长而艰辛的路程，他们乘车和步行结合，从新疆省会迪化到哈密，再从哈密经过甘肃省的肃州（即酒泉）到达兰州；
从兰州转到陕西省的咸阳后，坐火车沿着陇海铁路线，经过西安、开封、洛阳到徐州，从徐州坐火车沿着津浦铁路线到南京，再转车沿着京沪铁路线到上海。在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后，义勇军老兵在上海坐轮船，穿过漫漫的东海、黄海、渤海，到达东北的营口，终于再次登上了东北的土地。
前后有五批义勇军老兵从新疆返回东北。第一批865人、第二批1608人、第三批280人、第四批1238人、第五批509人。第五批还乡义勇军老兵是1947年9月19日到达东北的，恰好是九一八事变过去了整整十六年。
第六批还乡义勇军老兵到达陕西省咸阳时，标志着解放军在陕甘宁战场开始内线反攻的沙家店战役取得胜利。忙于内战的胡宗南集团无心关注他们的返乡问题，竟直接就地“资遣”了这一批义勇军老兵。满怀着思乡之情的义勇军老兵们，就这样被丢弃在了陕西省。
返回东北的义勇军老兵，却处在被国民党政府几乎遗弃的状态。当时的媒体说，“他们自己不是不知上进的人，要屯垦，据说员额满了无法收容……要就业，没有机会”。贫困的压迫下，一些义勇军老兵，只好去煤矿背煤。其中已在新疆做到了南疆督粮专员、有少将军衔的董时进，辞去了新疆的公职返回东北。可是，他“回来屡次呈请求录用，但是辗转推托，迄无着落，他也投奔了背煤的一条生路”。
堂堂一个少将，返回东北尚且如此，那些普通的义勇军老兵，在返回东北后的遭遇可想而知了。
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为义勇军悲壮的斗争历史，在结局的地方增添了悲凉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