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前已“最流行”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催生了一首以“义勇军”作为名称的进行曲。
到全面抗战的第三个年头，1939年，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当年写成的《人民之战》一书里以这样的言辞形容这首抗日歌曲的流行程度：
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下，产生了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
《人民之战》一书写成十年后，1949年的9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报道，《义勇军进行曲》从此成为了新中国的国歌。当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以“新华社答读者问”的方式回答为什么采用这首歌为国歌时，用了个简洁的说法：“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
成为国歌前，这首歌就已是最流行的歌曲了吗？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史册，寻找当年的史实记录——
同样是在1939年，著名音乐家李抱忱先生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约，主持编辑了英文版的《中国抗战歌曲集》。他于次年写了《编辑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的经过》的文章，发表于桂林版《新音乐》1940年4月1卷4期。文中指出了编此歌集的目的是“使外人知道我们广大的民众都在唱些什么歌”，“选择的条件主要有两个：第一必须流行，第二必须优良”。
那么，这本歌集选出的“广大的民众都在唱”的多首歌里面，是否注明了哪首最流行呢？答案正是《义勇军进行曲》。歌集的注解是这样写的：
此歌原用作电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激动人心的“痛苦和愤怒的呐喊”像大火席卷全国，现在仍然是中国最流行的抗战歌曲。
而《义勇军进行曲》甚至还成为别歌集里的抗战歌曲流行程度的标杆，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注解是这样写道：“此歌的普及程度可能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如果套用时下的网络语句，这句话的意思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已是“最普及的歌曲”，是“没有之一”的。
实际上，《人民之战》的书里说人人会唱《义勇军进行曲》，此记录在当时并不是孤证。就在此前一年的1938年，著名的教育家丰子恺写出了《谈抗战歌曲》，其文中的精彩描述就可以成为一个佐证：
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也成为了国民党军队的军歌。曾在远征军担任上尉参谋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回忆道：
取用为国歌之前，早经国军选用为标准军歌之一；我们在成都草堂寺青羊宫做军官的年代也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其音节劲拔铿锵，至今听来还令人想念当日抗战时的气魄。
诗人孙贻荪在他的回忆文章关于“我的抗战经历”里，也提到了如此的细节：
国军一来，学校开朝会朗诵“总理遗嘱”，唱《义勇军进行曲》……
而根据远征军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少校作战秘书的张家福回忆，著名的二〇〇师的军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时在中国如此深入人心的歌曲，抗战时期在别国盟友心中，也成为代表中国军民抗战形象的歌曲。1944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种》（英文名Dragon，影片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提名、最佳摄影奖提名）。《龙种》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得过4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凯瑟琳·赫本是影片的女主角。《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插曲。
到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时，国人欣喜发现新国歌是人人能唱的歌曲。1989年9月15日的《人民政协报》刊登了曾担任粤桂边纵队参谋长的杨应彬回忆开国庆祝的文章，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他回忆1949年9月底，在深圳东南部大鹏半岛的王母圩，参加接管广州的工作的近千名干部筹备开国的庆祝活动。庆祝活动“少不了国旗和国歌”。大家“头疼的是国旗样式”，9月30日新华社才发出样式，“由于没有传真照片，不知怎么设计，只能按新华社的电稿说明，仔细绘图，然后缝制”，而“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会唱”，庆祝活动上唱国歌是丝毫不成问题的。而即使是开国大典举行时尚未解放的地区，在其解放的时候，人民也可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例如：1949年12月1日《大公报》的报道《重庆解放了》有一段关于“满街人民群众同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描述：
昨晚当一队解放军在炮竹欢呼声里行抵校场口、上武巷口时，街口一家“良友乐队”奏起《义勇军进行曲》，满街人民同时随声合唱，那雄壮的歌声，表现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高昂斗志是多么坚强。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前作为主旋律奏响，其实并不是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此前7月7日晚8时，北平市二十万群众举行“七七”抗战12周年集会，大会就是在《义勇军进行曲》军乐声中开始的。
“巨大的礼炮声中，主席台上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每个人都激动地紧张地回忆起十二年来的斗争……”
只有当时国人心中最熟悉的歌曲，才能作为“抗战之声”的最杰出代表成为此仪式的主题曲。而这首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事迹里产生、成为国歌前已是最流行的歌曲，将永远激励国人们从危难中“起来”，向胜利“前进”。
在五星红旗下听为自己创作的歌
中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是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而作的，这首歌不仅在建国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而且曾随着戴安澜的二〇〇师步出国门，战斗在缅甸。《义勇军进行曲》出自电影《风云儿女》，四个极为普通的汉字组合起来，成就了一个难以超越的名字。就个人意见，自这部电影诞生之后，近80年内中国还没有哪一部电影的名字能够如此大气。
新中国成立之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在开国大典上奏响。有一批曾在东北参加过抗日义勇军的红色干部，会带着激动的心情，听这首为他们参与的义勇军斗争事业谱写的歌曲。他们在义勇军失利时，不屈不挠转移到关内，后来在红色抗日根据地继续抗日斗争。当1949年“十一”那一天的国歌奏响时，他们为了这个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新中国的建立，在红旗下已努力奋斗了很多年。
同时，在神州大地上，有四个义勇军的老将领和他们成建制从东北撤退、在辗转流离中幸存下来的义勇军部下们，听到这已成为了国歌的歌声之时，心情也都会和别人有一些不同。
这四位老人分别是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和冯占海，他们是东北义勇军最早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义勇军失利后退入苏联或关内。他们四个人都幸存到了建国，也都走到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下。他们的部下，是一些撤退到苏联后，又被苏联遣送到新疆的义勇军余部。
九一八事变之前马占山是他们这四个人中职位最高的，是黑龙江省的代理省主席和军事总指挥，当时黑龙江的省会不是哈尔滨，是齐齐哈尔。1931年“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之后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日军事行动，共坚持14天，杀伤日伪军共1000余人。此后又在东北坚持抗日，1932年退往苏联，1933年从苏联返回中国，向******请缨抗日不得批准。“七七事变”后他前往绥远组织抗日，第二年去延安治病。平津战役期间帮傅作义定下和平起义的决心，当然他也有这个能力，傅作义的手下有三个师的师长是他的原部下，都会是听从他的号令的。
李杜在九一八事变之前镇守吉林，后来他组织的义勇军也主要在吉林抗日，1933年退入苏联。李杜是这四个人中和共产党走的最近的，马占山1938年去过延安，但1937年之前李杜就已经是特别党员了。《李杜将军传》中说他是1945年入党，但是1936年5月冯雪峰给******写的汇报材料中就明确提到了“李杜已入党，并计划经苏联进入东北组织抗日”的事情；6月份他再次给******汇报李杜入党问题，并表示最后的批准留给莫斯科的王明。1936年8月延安给冯雪峰回电中提到了一些人因为身份关系，从一般党员转变成特别党员。李杜的党性非常强，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李杜因历史上和******发生关系曾经被错误逮捕，险些被判处死刑。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李杜依然没有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
苏炳文，“九一八”抗战之前是哈满护路司令兼黑龙江边防第二旅旅长，第二年因为粮弹不继退入苏联。此后苏炳文多次请求抗战，但都被搁置了起来。1946年被命令退休，1948年被卫立煌聘任为东北剿总参议。在辽沈战役中他举义旗，向解放军投诚，****、罗荣桓亲自设宴招待他。1955年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体育委员会主任。
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从一个勤务兵干到吉林的一个中级军官。张作相和张作霖不是一家人，只是曾经两次结拜为兄弟。冯占海在吉林抗战之后转入热河入关，所部在1938年的武汉抗战中消耗殆尽，于是离开部队，经营生意。1946年迁入北平继续做生意，后迎来北平的和平解放。1955年被任命为吉林省体育委员会主任，算是让这位老军人重新回到了部队（当时体委属于部队）。
苏炳文和冯占海都在五星红旗下的东北，担任过一个省体委主任。于是，此时新中国东三省有两个省的体委主任是前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担任。他们曾在东三省的土地上率部为抗御敌寇而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开始为国民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而努力了。
他们部下的义勇军战士和下级军官们的经历则要坎坷的多。
1932年底到1933年初，马占山、李杜、苏炳文部义勇军分别进入苏联，总人数为将士三万余人，家属一万余人。一年多以来，他们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今天他们却从抗战的前线离开。前方将会是什么在等待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果他们能够预知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也许每一个人都会杀回去，宁可死在敌人的炮火下，也不愿过这种口吟满江红、身似满江红的日子。
1933年的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中国人的春节。在这个浪漫与团圆的日子里，在孤独与无奈中，义勇军们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异域春节，对有些人也是最后一个春节。
过了没几天，他们得到了回国的命令，这让他们欢欣鼓舞。虽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但是至少有了回家的念想。具体安排是：高级将领和部分随从军官绕道欧洲回国；家属绕道日本经天津回国，其余人绕道哈萨克斯坦去新疆。
收到命令的第二天深夜，全体义勇军登上了前往阿牙古斯的火车。那里，他们将离开火车，回到中国，到达新疆的巴克图，再前往塔城集合。在阿牙古斯，苏军发给了他们四天的口粮，然后大家坐上苏联人的卡车，在漫天大雪中出发。
苏联人不提供饮水，他们就吃雪解渴，走了没多久，卡车就陷在雪里走不动了，只能靠两条腿。每走到牧民的毡房，一方面是牧民为接近饿死的他们煮上一锅燕麦粥，取暖兼保命；一方面体力尚好的还要借牧民的雪橇等回去搜索掉队的战友。就这样，还有很多身体较弱的，再也没能回到祖国，一路上，弃尸累累。
越过雪原，走过戈壁，义勇军们互相扶持，走到了新疆的巴克图。
新疆军阀盛世才却又请求南京，让回到祖国的义勇军留在新疆。南京政府派了李杜的副官来宣布义勇军要留在新疆这一不幸的消息。盛世才也是东北人，但是这个东北人对自己老乡下手毫不留情。不久，心狠手辣的盛世才以作战不利为借口秘密逮捕诛杀了14名义勇军高级军官。至此义勇军彻底群龙无首，沦为鱼肉，义勇军部队被重新编制。值得注意的一个事情是本来这些重新编制的部队，东北人占80%，待到盛世才离开新疆，东北人的比例下降到了不足20%，总人数不及5000，而退役淘汰下来的才不过2000余人。新疆并没有直接抗日战事，除了为他四处征战的损失，有上万的义勇军被盛世才秘密杀害，一说一万多人，一说两万多人。等到抗战胜利时，留在新疆的义勇军官兵有很多几经波折返回家乡，到了家乡却又落得衣食无着的局面。只有更少的义勇军官兵幸存到了1949年——这个乱世结束、新中国建国的时候。
他们终究是作为一个群体目睹了时代的变化，另有冯占海部义勇军一直坚持在国境之中，1932年底撤退到了热河省。该部义勇军被编为第六十三军，以中央军眼里“杂牌”的身份，继续在困境里坚持抗日斗争。1936年取消军的番号，缩编成第九十一师转隶第五十三军。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冯占海率第九十一师多次立下功勋，义勇军老兵多殉国。但是这样有战绩部队却逐步被中央军分化控制，冯占海等义勇军原先军官离开了部队（该部名义上延续的九十一师的番号，作为炮灰湮没在内战的战场）。在这个中央军夺权过程里，该部曾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义勇军老兵渐渐散佚，再不成一个完整群体了。
新疆地区除了这些义勇军，还有后来赵尚志部的一些退入苏联境内抗联战士，后来也被送往新疆和之前的义勇军官兵一起工作在天山脚下的土地上。屡经磨难后也有一些人幸存到了建国，如赵尚志的爱将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师长蔡近葵。
在1949年10月1日，这些义勇军老人们，他们在战火硝烟里历经了沧桑，受尽了艰辛，终于和国人们一起见证了一个没有战乱的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选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为义勇军战士们的英勇斗争而谱写的。当这些幸存下来的老人们，在五星红旗下听为自己创作的歌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国歌时，一定又会想起自己曾经为国拼杀的经历。而在这首歌曲作为了国歌奏响时，一个新的时代也已经开启，中华民族任人欺侮的时代从此一去不会再复返。
首战中的首战：十四年抗战里的第一次胜利
1939年12月，******主席在延安欢迎马占山的大会上致词说：“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情欢迎。”
有关于抗日战争的史册上，马占山的名字和首战江桥是连在一起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登上了历史舞台。9月下旬起，辽西民众自发武装开始兴起与战斗，随之辽宁部分地区的义勇军队伍在10月、11月间逐步组织起来；而主要是以“驻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吉林省的抗日义勇军，也在此一个时期逐步成型。吉辽二省的义勇军队伍，到1931年年底时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而在黑龙江省，马占山部抗日义勇军，则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刚刚一个多月，即以江桥抗战率先拉开了义勇军大规模抗日斗争的序幕。这是东北抗战史得到广泛共识的一页。《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编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记载早期东北抗战时，即评价江桥抗战为“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我东北爱国官兵的一次大规模的抵抗”，且又称：“黑龙江省的抗日义勇军，是以驻黑龙江省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抗日武装。其斗争以嫩江桥抗战为起点。”
1986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65周年，《东北民兵》杂志从当年第一期起开辟了《东北义勇军史话》专栏，陆续介绍“东北义勇军斗争始末”，开篇介绍的史实就是《马占山江桥抗战，义勇军锋芒初露》，以其为义勇军斗争之始。
江桥抗战是一次由多次战斗组成的战役，那么“首战江桥”之中的首次战斗，是哪一位将领指挥发起的？具体是什么的战况？其又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
曾任伪满军政部参谋司宣传部长王之佑，在1954年8月8日的笔供中提到：
一九三二年十月，我以军政部嘱托的身分来到长春，受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的命令，任军政部参谋司宣传部部长职务……在一九三四年的“亲授军旗”、“秋季大演习”、一九三五年的“大典观舰式”、“秋季大演习”中，我都领导宣传部职员办理了宣传工作。更由我主办一次“慰灵祭”在长春大同公园由张景惠主祭，祭典历年战死的官兵徐景隆少将以下一千余人。我将这些材料编辑起来，曾刊印一本《大典画报》特刊。
这个把“徐景隆少将”作为其“伪满国军”里有记载战死第一人的“慰灵祭”，是1935年3月8日举办的，祭祀的有名有姓的伪满军战死的官兵，其实不止是“一千余人”。吉林省档案馆关于溥仪宫廷活动的档案记录：“1935年3月8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皇帝陛下临幸大同公园内建国慰灵大祭，亲祭日满战死者，十一时零四分还宫。”而且，作为伪满洲国的“建国慰灵大祭”，场面很是隆重，据伪皇宫陈列馆《伪满宫廷秘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有这样的记载：
伪满在新京市大同公园祭场为在围剿东北抗日军民而毙命的日伪军政人员举行建国慰灵大祭，溥仪前往亲祭。受祭死者有伪满方面的3131人，日本方面的有3409人。上午10时30分，大祭仪式开始，鸣祭礼炮后，溥仪临祭坛，全体敬礼，溥仪就位，赐奠爵，赐读祭文，赐拜，全体人员也一起向灵位敬礼。继之，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南次郎和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致祭词后，日本、伪满各界参拜，在灵位前陈放溥仪及日本天皇的赐花及日伪朝野献的花圈。
日本天皇为此甚至当天专门致电溥仪：“新京满洲国皇帝陛下：在新京举行慰灵祭之际，对为贵国建国殉难之我官民，陛下表明恳笃之吊意，朕所不胜感铭。朕亦遥对贵我两国民之英灵，敬致吊意。”溥仪也于当天即回电给日本天皇：“东京宫内省大日本皇帝陛下：本日为建国以来日满之死事官民设慰灵祭，朕心极为感枪，承陛下赐以恳笃之亲电，不胜感谢之至。”
就是在这次建国慰灵大祭上，伪满军明确了其有记载战死第一人是“徐景隆少将”。这个伪满军的少将其实即被义勇军击毙于“首战江桥”之中的首次战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景隆是十四年抗战里面击毙的第一个敌军的将领。徐景隆在东北军中从军的年头很长，他于民国三年（1914年）1月21日就已被授予骑兵上尉的军衔（见当年1月22日北洋政府公报）。其后不到四年，他又实现了从尉官到校官的晋升，据笔者查到的史料的影印件，“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十二月十四日”那一天颁布的“大总统令”之中，“陆军总长王士珍呈请授”一批军官的军衔，总统（当时是冯国璋代理）批“均照准此令”，其中有徐景隆加“陆军骑兵少校衔”。
成为了校官的徐景隆在一年半多之后才拥有了与军衔更匹配的营长官职，于民国八年（1919年）的6月21日，担任陆军第二十八师五十五旅一一〇团的三营营长（见当年6月22日北洋政府公报）——从民国成立，清军左路协防队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二十八师，张海鹏即任五十五旅的旅长——可见，徐景隆于九一八事变多年前已是张海鹏的部下了。
从此后一段两个人的任职部队变化的史实来看，徐景隆不仅仅是张海鹏的普通部下，更是追随张海鹏的心腹干将。
张海鹏曾参与张勋复辟，据《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十八辑的记录：
1917年6月，冯德麟突接张勋电报，召他进京密谋复辟大计。张、冯得电大喜，下令调28师部分官兵准备进京“赞襄复辟，保卫皇室”。张海鹏带先遣队200人，先期入京……岂知好景不长，复辟失败……冯德麟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彻底失势，28师师长的军权被褫夺。张海鹏对此十分不服，因其素日里就非常看不起汲金纯。所以，当汲金纯继任28师师长后，张海鹏对28师的工作处处掣肘，弄得汲金纯无可奈何，屡向张作霖诉苦也无济于事。张海鹏与黑龙江省督军孙烈臣关系密切。孙烈臣以为张海鹏这样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于是在张作霖面前为之缓颊，请将张海鹏调往黑龙江省，任第4混成旅旅长。
查询北洋政府的公报，张海鹏是于1920年1月28日调任奉天暂编第四混成旅旅长（29日公报颁布），徐景隆也于1920年5月2日调任奉天暂编第四混成旅第二团三营营长。这就明显表明：曾参与张勋复辟张海鹏刚离开中央陆军第二十八师，徐景隆也追随张海鹏到混成旅任职了。
过了几个月，奉天暂编第四混成旅改编为黑龙江陆军第四混成旅，根据当时委任令（随番号的变化由前转任）的原文的影印件，“骑兵少校”徐景隆似乎有一个时期是当着步兵营的营长——“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二月二十三日”当天的颁布“大总统令”里面，“兼署陆军总长靳云鹏呈请任命”“黑龙江陆军第四混成旅”一批军官的职务，总统（当时是徐世昌担任）批“均照准此令”，其中有徐景隆为“黑龙江陆军第四混成旅步兵第二团）第三营营长”。
而徐景隆首次成为骑兵营长，应也是在张海鹏的手下。长期在张海鹏手下任职、九一八事变时正给张海鹏当副官的伪满军将领富璇善回忆：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奉直战起来，张作霖因为要增厚兵力，令他成立部队，他在新立屯一带招了四营骑兵，编成及营长的姓名如下：奉天第一游击队统领官张海鹏，骑兵第一营（营长徐景隆）……
张海鹏率这一部人马，进到滦州。在奉军退回关外以后，他受命率所部驻在洮南、安广、镇东、突泉一带，担任这个地区剿匪。一九二四年八月，第二次奉直战，张海鹏的部队编入第五军，他的部队随着第五军部进到赤峰，没有作战，战局就结束了。以后他率领部队归还洮南。一九二五年三月，张海鹏由张作霖任命为洮辽镇守使。在一九二六年，又把他隶下部队扩编。编成如下：骑兵第二团（团长徐景隆）……
徐景隆从1924年起到九一八事变这近七年里，都是率领着张海鹏麾下的一支骑兵部队驻守于洮南镇守使管辖区的白城（今天属于吉林省）。这里大体上是长春平原区域，很是适宜骑兵的行动。《白城市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驻军”的篇章，记录有徐景隆部骑兵建制变化的情况：“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驻有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张海鹏部第一营（称马二营），辖4个连600人，营长徐景隆。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还驻有奉天第三十二师第一团（原为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改编），师长张海鹏兼任，团长徐景隆。”此处关于番号的记载是有缺漏的，根据《辽宁省志·军事志》的记录，“第三十二师”的番号只用了一年，到1928年已撤销了：“民国16年，第一游击队改为东北陆军第三十二师，民国17年该师撤销，改编为奉天省防军3个骑兵团。”
1927年到白城子的警察所当雇员的王六离，曾回忆了由徐景隆骑兵营扩编而成的的骑兵第二团的情况：
当时（白城）城内有县公署、警察所（后改公安局），骑兵二团。……骑兵二团原是奉天省骑兵第一游击队的第二团，是省防军，归省发军饷。由张海鹏管辖。骑兵第二团团长叫徐景隆，他来白城子很久了。我来时，他就是二团团长。他是张海鹏的老朋友。二团编制不满……实有兵力才一个营多点，是个架子团，空额不少。
徐景隆民国六年获得少校军衔的，到民国十六年整整十年后，终于升为了团长。那么，先是担任第三十二师第一团团长，接着是奉天陆军骑兵第二团团长徐景隆（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后，该团改名称为辽宁陆军骑兵第二团），究竟是什么军衔呢？
根据1929年5月20日下达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命令》（衡字第三十六号），1929年4月26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委任“徐景隆为辽宁陆军骑兵第2团上校团长”。
那么，徐景隆军衔是如何又升了一级，到1931年10月中旬首战江桥时，已成为了张海鹏部伪军的“少将”的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9月下旬开始拉拢洮南镇守使张海鹏。1931年10月4日前（有回忆明确说是10月1日），张海鹏宣布“独立自治”，自封“边境保安司令”。日本人在沈阳办的报纸《盛京时报》，于10月4日发出报道《洮南地方现亦宣布独立，张海鹏任边境保安司令》，称其“所部一个旅三个团，分配各地，担任四洮沿线之警备”。此时，“为了稳住张海鹏，张学良于10月初决定将蒙边三县四旗与洮辽七县合并为蒙边地区，成立蒙边督办公署，电令张海鹏为蒙边督办”（见《长春文史资料》第39辑的记载）。张海鹏此时公开表现出来了“脚踏两条船”的情况——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务卿指派美国驻******二等秘书劳伦斯、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等组成了调查组，经日本外务大臣保证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后，从1931年10月4日起在东北地区开始进行实地调查。10月12日早上，劳伦斯等到达洮南，首先走访了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张海鹏不但告诉美国调查组说，日军在洮南表现很好，没有制造事端，而且还介绍说，10月15日，他将就任张学良所任命的蒙边督办一职。他宣布独立，完全是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做的。
这个蒙边督办的职务，张海鹏在1931年底彻底公开投敌时，仍是没有表示“放弃”。1932年3月9日，溥仪成为伪满洲国“执政”的就职典礼，伪满洲国分成五个区域（黑吉辽三省、哈尔滨特别区、蒙古）布置参加人员。其中，各个区域的“首席代表”有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吉林省“省长官”熙洽、哈尔滨特别区代表“东北行政委员长”张景惠、虚与委蛇的黑龙江省“省长官”马占山，而张海鹏即是以“蒙边督办”的身份成为“蒙古区域”的首席代表。
九一八事变前军衔还只是“陆军上将待遇”的张海鹏，成为了“上将督办”，有了上将的军衔。而即将在黑龙江省率部与张海鹏部下伪军作战的马占山，此时都还没有获得“陆军上将待遇”。
带着“上将”的军衔率部成为了伪军将领前，其麾下即将成为伪军的主要军官的军衔，也跟着张海鹏得以顺势升了一级。富璇善的供述即有记录：“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当时，我正当东北洮辽镇守使署少校副官。于十月中旬，张学良任命张海鹏为蒙边督办，组织了蒙边督办公署，我被任为蒙边督办公署中校副官。”
1929年才获得上校军衔的徐景隆，随着蒙边督办公署的成立，又晋升为“少将”，终于成为了将军。就在10月上旬这个时期，富璇善回忆“听说日寇关东军给张海鹏三千支步枪、二十万元钞票，劝诱他投降。张海鹏把三千支枪、二十万元钞票拿到手里，就大行扩编军队，改编了洮南附近各县的警甲及收降土匪”。徐景隆随之也从辽宁陆军骑兵第2团上校团长，一下成为了伪“洮辽骑兵第一支队（旅一级的编制）”的少将支队长。
需特别指出的是，张海鹏是1931年10月15日正式就任蒙边督办一职的，蒙边督办公署的军官们若是也在这一天才晋升军衔，那么徐景隆或只正式当了一天的将军（次日与之作战的义勇军也称之为“少将”的），即在第二天（10月16日）带着少将的军衔为其附逆叛国的行径受到了义勇军的惩罚。
一方面表示乐于担任“蒙边上将督办”的张海鹏，另一方面仍继续紧锣密鼓准备着叛国投敌。富璇善的多次笔供里供述了商议投敌的过程，择其叙述较具体的部分细节展示如下：
张海鹏即时召集蒙边督办公署主要人员及各支队长，把关东军要求的三个条件向大家宣布：一、正式表明和关东军合作，与张学良断绝关系；二、许可日本军队进驻洮南一带；三、关东军支援洮辽军攻取黑龙江，把军政大权交给张海鹏。接着张海鹏向大家表示“为洮辽军的存在及前途发展必须按这个条件去做”。
在会议席上，徐景隆、鹏飞、刘茂义、傅铭勋几个支队长，副官处长张锡铭及我，反对这样去做。张海鹏拍案大叫：“你们都跟我当了大官，现在有事都不肯干，好！瞧姓张的小子自己去干。”这时参谋长李盛唐在旁边助纣为虐，愤然地说：“我们受张家父子（指张作霖、张学良）这些年的压制，现在不干，还等什么时候？”在不可开交的情势下，由徐景隆、鹏飞等给他跪下赔了罪……
徐景隆这帮人都在旧军阀时代的思想支配下，为全私谊只得顺从地向他表示：“我们既然沐你老的恩，你老说怎样干，我们就跟着怎么干呗。”
由于这个会议的决定，使洮辽军发生了叛国投敌一个重大转变，更影响洮辽地区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
从富璇善的回忆看，徐景隆也曾一度不同意投敌，但是在“旧军阀时代的思想支配下”，终于也“附逆”而成为了伪军的将领。这样只知服从军阀而不知国家大义的行为，使刚刚成为少将的徐景隆也沦落为了汉奸。
张海鹏10月上旬最终决定叛国投敌后，旋即被日军当作了进攻黑龙江省的前锋部队。作为日方喉舌之一的《盛京时报》，于1931年10月10日即发出报道《张海鹏率麾下已向龙江进发》，称这一行动“致齐齐哈尔城内顿呈动摇”。10月12日，《盛京时报》又发出报道：《龙江城危如累卵，洮昂沿线势即烽火告警》，称：“张海鹏军一万五千名，已向齐齐哈尔开始进击。”
实际上，根据美国调查组的报告，张海鹏在10月12日当天还和调查组见了面，也有过交流。此时张海鹏明显还没有离开洮南。《盛京时报》发出这些气势汹汹的报道，或有提前制造紧张空气的阴险企图。
当时黑龙江省的局势也确实紧张了起来。义勇军斗争失利后，马占山撤出国境经欧洲归国，在上海的欢迎大会发表讲话时，还如此回忆了当时的局势：
日人既下辽吉，曾有不向北满之宣言。而包藏祸心，显非真意。盖以中东路有苏俄关系，若由正面进兵，难免别生枝节，不如利用张海鹏，由洮昂线往取黑垣入手，则哈尔滨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复有张景惠供其驱策，于攫取该处之政权、路权，可以事半功倍，而祸遂及于黑矣！……
张海鹏部伪军是沿着洮昂铁路进军的。洮昂铁路自洮南一直通到黑龙江省昂昂溪附近的三间房，长220公里，1925年5月28日开工，1926年7月15日竣工。关于洮昂铁路有这样的说法，1927年铁路修到泰来县时，“日本人提出中国违反了中东铁路沿线30里不得修筑铁路的条约，表示强硬抗议”，铁路被迫停止了修筑，这里距昂昂溪尚有的一段路程，只能以公路上的汽车运输进行补充了。
洮昂铁路通过嫩江的铁路大桥，当时是一座木桥，当时称为哈尔葛（或称哈拉尔葛）江桥。“哈尔葛”、“哈拉尔葛”都是蒙古语的译音，意为“黑色的崖岸”。1931年10月15日，徐景隆率部到达了江桥一带的嫩江之滨。于是，在这嫩江的黑色崖岸边，以“江桥”作为名称的抗战即将就此展开。
10月15日这一天，就张海鹏来说，是洋洋得意的一天：一是他的先锋部队在得力干将徐景隆率领下已进逼齐齐哈尔城下，日军当天也出动飞机恐吓齐齐哈尔军民；二是他当天正式就任了“蒙边督办”的职务。大概是为了显示不是接受张学良的委任才担任此职务，张海鹏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受到蒙边地区各地“拥戴”，他无法推辞的丑剧。《盛京时报》为此发出报道《十旗十县所公举镇帅敦蒙边司令》，不过刻意把张学良委任的“蒙边督办”的职务改称“蒙边保安司令”，以和张海鹏宣布“独立自治”时的“边境保安司令”混淆：
洮南自辽省发生事变后，蒙古十旗王公及辽北十县代表，均行莅洮，大开会议，公举张仙涛镇帅为蒙边保安司令，却之不可，遂于十月十五号就职视事矣。
实际上到了10月15日，东北军上层也发觉“脚踏两条船”的张海鹏已投敌了，驻北平副司令行营情报处长沈能毅当天发出的电报记载：
日通信社宣传，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今率部至黑龙江宣布独立，因电信均为日方破坏，一时尚难证实。惟昨日哈埠来电谓，张以七十老翁受日人黄恿利诱胁迫，又受恭王封号为黑龙江将军，遂在日军枪尖下偕日本政客黄恿等率部向卜奎（注：卜奎为齐齐哈尔旧称）进发……
到1931年10月16日，该情报处长又在电报里通告了前一天日军飞机给张海鹏助阵的情况，其中已明确使用了“张海鹏叛军”的提法：
本日下午一时有日军飞机一架由洮南出发，旋向泰来掷弹二枚，复到省城旋转数周而去。查日军掩蔽张海鹏叛军进取黑龙江省城，飞机并越过中东路向泰来镇掷炸弹，其居心可见，上电足为铁证。
也正是在日本飞机来助阵的次日（10月16日），当张海鹏部伪军的先锋部队在徐景隆的率领下，沿着洮昂铁路进抵嫩江南岸的时候，代表日本人立场的《盛京时报》，以这样明目张胆的“嚣张”标题，“欢呼”张海鹏部伪军的进军——《张军振旅进逼，齐齐哈尔休矣》。报道里竟狂妄地宣称：“观其形势，张军于十五日中即可进占该城（指黑龙江省的省会齐齐哈尔）。”
但是10月16日在沈阳出的《盛京时报》，没有及时得到张海鹏部伪军与黑龙江省省防军交战的消息。在《盛京时报》代表日方发出“齐齐哈尔休矣”的欢叫时，抗击伪军的战斗，其实在嫩江岸边的铁路桥附近打响了，著名的江桥抗战也从此揭开了帷幕。
而在10月17日此战斗打响的消息从哈尔滨发到了沈阳时，当天《盛京时报》已排版完成，大概已在等待印刷了。在不知道黑龙江省省防军已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盛京时报》在其印好的版面上，紧急补印新闻的方式，发出了这样的消息：
（哈尔滨十六日电）张海鹏军与黑龙江军在齐齐哈尔城外开始战斗，形势激烈，胜负未分。
其实，当《盛京时报》的读者看到这个紧急补发的新闻，此时的胜负早已是见分晓了。作为江桥抗战的第一仗，这一次战斗已成功挫败了张海鹏部伪军的进犯。马占山日后在上海的演说里，正是把“首挫张海鹏”作为江桥抗战的第一仗：
占山以为不抵抗主义，无殊拱手让人。若积极抗战，尽我全力，尚有几希挽回之望。敌以谲，我以正，敌以暴，我以忠，如此相持，或能得最后之胜利，博列国之同情，目此际敌势凭陵，战机勃发，已到间不容发之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并以尽天职！由是而首挫张海鹏，而江桥，而大兴，与敌以炮火同旋者二周有余。虽终以实力悬殊，退守海伦，而日人打此数次战争，亦颇受重创，深知我民气军心，固未可轻侮也……
不过，江桥抗战的第一仗“首挫张海鹏”发生时，马占山尚未到达黑龙江省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率部抗击伪军进犯的，是时任“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官公署参谋长”（一些书籍称之为“黑龙江省省防军参谋长”，这不是其职务的具体名称）的谢珂。
谢珂就战前的紧张局面及这一次战斗过程有具体的回忆：
10月中旬，张海鹏闻黑省已派马占山为主席，图黑的空气日益紧张。我即电北平副司令行营，报告日军援助张逆图黑的情形，并请示方略。复电大意谓：“如张海鹏进军图黑，应予以讨伐，但对于日军务须避免直接冲突”云云。
10月15日上午，省政府召集各厅长，委员、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员和地方士绅等约五十余人开会，军署由我参加，讨论应付当前局势问题。北平来电内容，由我报告。会上大部人员认为张海鹏图黑难以抗拒，其中以劣绅李维周、赵仲仁为代表。窦联芳认为日军支援张海鹏，黑省兵单，抵抗非常不利。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吴焕章认为可以抵抗，但响应的太少。会议未能作出决定而散。
以后，由我召集各处处长唐风甲、王诒澜、李冠三、金希均、蔡亚民、李鸿逵等，及部队方面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炮兵团长朴炳珊等二十余人，开会讨论对张海鹏进犯黑省的对策。各人均以北平既有电令指示，应遵照电令施行，最后决议准备即时迎击，并饬军需处发饷一个月，借支一个月，安置家眷。
我随即下令即日夜间卫队团全部出发。工兵营两连、辎重兵一连，炮兵一营归徐宝珍团长指挥，开赴嫩江桥北岸构筑阵地。并令军务、军医两处迅速筹设运输、救护机构。并将库存的99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有l00挺，有一挺拿去作模型仿造）发到卫队团使用。
张海鹏于10月13日派少将徐景隆带三个团为前锋进犯黑省，15日开到泰来，同时有日军飞机两架到龙江附近上空示威。16日拂晓，张前锋进抵江桥南端，我军开炮迎击。伪司令徐景隆误触我驻守江桥工兵埋在南岸的地雷阵亡。我军当即齐出阵地进行袭击，把张逆三个团一齐击溃，四散逃走。同时我军把江桥破坏三孔，阻止敌军再犯。
曾任洮辽镇守使署军法处上尉军法官的黄显升，他的回忆则更具体叙述了击溃徐景隆部伪军的情形：
1931年10月1日，张海鹏在洮南正式发表伪独立宣言，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要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谋求建立一个新国家。随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今田太郎大尉又督促张海鹏出兵黑龙江省。黑龙江省督军一职是张海鹏觊觎已久的。如能打进齐齐哈尔，在日军的主持下，黑省督军（省长或主席）非他莫属。而要打进齐齐哈尔，必首先突破江桥防线，必得挑选武器精良，战斗力强的部队去打头阵才行。新扩编的五个旅都不行。如彭金山的第6旅，彭虽是行伍出身，富有战斗经验，但他的旅两个团，一个团是自卫团拼凑起来的，没有战斗力；另一个团是个团架子，只有那么几个人，临时招了一些兵，也没有经过训练。挑来挑去，就选到徐景隆第1旅来了。徐旅原有的兵一分为三，编了三个团，比其他旅战斗力强得多，况且都配备一色的新武器。
黑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得知张海鹏要调动军队北犯，急调卫队团在徐宝珍团长的指挥下，赴泰来一线，并派工兵营两个连、辎重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归卫队团团长徐宝珍指挥，开赴嫩江桥北岸构筑阵地，加强嫩江桥北岸的防守。
10月13日，张海鹏在日本关东军指示下，派骑兵第1旅向黑龙江省进犯。15日开到泰来，并有两架日军飞机到龙江上空助威。……16日拂晓，徐景隆少将旅长率三个骑兵团向江桥奔来，先头部队抵达嫩江桥南，见江桥北端有兵阻截，就开了火，黑龙江省抗日部队原以为开来的是日本军队，并未还击，后隔桥看清了原来是张海鹏的汉奸队伍，向徐宝珍团长报告之后，徐团长立刻下令：“打！”士兵们无所顾忌，立刻还击，桥上双方枪弹互射。北岸的大炮这时也响起来了，打得张伪军后续部队不敢前进。
徐景隆几次下令要不惜伤亡冲过江桥，可江桥北岸猛烈的炮火，使张伪军不能近桥上一步。徐景隆旅长任军官多年，富有战斗经验，在张海鹏手下几名将领中，他也是一名佼佼者，深得张海鹏的信任，在这次北犯黑龙江省，对这位徐旅长也抱着很大期望。徐景隆得知先头部队已造成很大伤亡，为了扭转战局，他想要到前沿看个究竟。就在他观察前沿形势，寻找突破环节的时候，在走动中，误触黑省工兵埋在南岸的一颗地雷上，炸掉了一条腿，当时死亡。
徐景隆一死，张伪军一时乱了起来。黑省抗日军队趁乱冲出阵地，齐向南岸袭击。徐宝珍指挥的卫队团是由精悍士兵组成的，又有战斗素养。而徐旅的三个团，只有一个团的战斗力，且第1团在战斗中伤亡很大，抵挡不住北岸的反攻，其他两个团多数是由自卫团组成的。在黑省军队打击下，前头一乱，后续部队立时溃散，四处逃亡，各奔他乡。刚开到的第3支队的迫击炮连，在前面溃军的冲击下，没放一发炮弹，也随同溃军四散逃走。
击溃这一路作为日军先锋的伪军，成为了从九一八事变起的十四年抗战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在这一次战斗里击毙了徐景隆，也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战绩：如前文已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首次击毙敌军的将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时伪满洲国还没有成立，虽然徐景隆的“少将”军衔是张海鹏封给他的，日后的伪满洲国政府却也是承认此军衔的，且将其作为“战死第一人”。于是，徐景隆的伪满军“少将”军衔是伪满洲国成立前几个月已“获得”的了，他可以说是伪满洲国的第一个“少将”。而他的上司张海鹏虽是带着“上将”的军衔率部投敌，其伪满洲国陆军上将的军衔，却还是得在伪满建国后才正式授予的。徐景隆也带着伪满军第一个“少将”的身份，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面。
消灭伪军的少将，打垮一路伪军，首战告捷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主席，其宣言的词句之间已多了一份刚刚得胜的豪迈：
当此国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而张逆海鹏，年逾衰老，不知自爱，乘满洲事变，乃借外人势力，兴兵北犯，窥视龙江，伪造旗帜服装，以施恫吓手段，幸我军上下一心，将士用命，遂最后决心，誓以拼死，敌军遂未克如愿……
马占山悬赏缉拿张海鹏的文告里，更深字字如掷：“张贼海鹏，老迈昏聩，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夺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
张海鹏本来已彻底投敌叛国，在遭遇此次惨重的失败后，也不得不又立即使出了“脚踏两只船”的手段。
当时东北报界的名人陈觉在《日军侵占黑龙江之经过》有记载：
张（海鹏）见事机益危、日人终不可恃，颇悔此次出兵之孟浪，乃又电致北平张副司令，大要诉明“此次事变，系受日人压迫，不得已拟赴江省暂避，嗣得同意，方始出发。不料行至江桥，遽遭于旅截击，现在整队待命，仰祈指示屯驻地点。至本人决无其他野心”等语。
张海鹏这种主动示好的表现，致使张学良也产生了不与其决裂的想法。10月22日，张学良向各处发出保护外国侨民的电报，这一封电报的抬头是“北平省政府、副司令官公署、长官公署、东省铁路督办公署、护路军丁总司令、张蒙边督办转兴安屯垦署高代督办、苑旅长均鉴”，多天前已率部成为日军侵略前锋的“张蒙边督办”竟也名列了其中。在实际上张海鹏已彻底投敌叛国的历史背景之下，这实在可以说是一桩历史笑谈了。不过这样的情况也只是昙花一现，25日再次致电各个军政长官的电报即已看不见“张蒙边督办”了。
而江桥附近的中国老百姓，也给此次胜利编出了民谣：“马军长真不善，一心就跟日本战，徐司令去验桥，崩死一对半，日本见了可叹又可叹，拉着大板车，载到泰来县。”（老百姓认为是马占山直接率部作战的）根据地方史志的记载，这首民谣至今仍流传在泰来县江桥、汤池一带。
首战告捷的影响，更是深远绵长的。
东北研究社1933年9月出版发行的《东北现状》一书里，回顾黑龙江省抗战历程的内容，曾这样评述首战击退张海鹏“逆军”的意义：
是役也，虽未战死日军几许，然而供给东北半壁山河之影响颇大，同时民气之激昂，军心醒悟振作，继此而起的抗日血战，不知凡几？反正杀敌的军队，不知若干？以致东北义军纷纷而起讨逆，投笔从戎、遗书殊死者，又何所计也。就以学生军来说，自开始招募以来，不十数日，约得四千余众。我东北三十万义军，未常不是此役之结果也。此役之余烕，至今尚在，热边（热河省边界地区）等处，不绝的张显……
江桥抗战里的两个“第一次”战绩
首挫伪军张海鹏部的战斗胜利，使得日军的侵略图谋受了一大打击。1931年10月26日，中方哈尔滨特区电信局长徐箴、副司令行营情报处处长沈能毅向荣臻等报告日军动向，即指出日方的图谋是“指使张海鹏扰黑，俾东三省尽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而日人心目中之傀儡政府亦可实现”，接着又评论日军图谋的下场：“不料张海鹏一战而败”，日军唯有寻求别的途径了。前述陈觉的文章里同样以豪迈的口气评论了“张部不值一击，溃不成军，致使日本所图谋者，受一挫折”。
但是，日本侵略军的图谋是于10月中旬受到挫折，其一举将中国东三省鲸吞的野心，却不会随着其驱使着的伪军遭遇了惨败而有一丝一毫的收敛。黑龙江省防军为了阻挡伪军一举渡过嫩江而破坏的铁路桥，成为了日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借口。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恰好第五十天，1931年11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接到了落款是“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的电报：
（日人）竟于江日（指11月3日）起具然出首，藉口修理嫩江江桥，以日兵掩护洮南张海鹏军过江压迫我防地，开始攻击，并于昨今两日日方利用飞机八架、炮廿余门猛烈环攻，势非直捣江省省垣不可……江省处于愤不得已地位，为迫切自卫起见，已与武力周旋。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属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务恳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胜愤激之至。
这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五十天以来，国民党中央接到的第一封不是报告丧城失地、避免冲突，而是报告“誓死力抗”的电报。
当******等看到这封电报时，马占山已经亲赴一线督战。就当天督战的情况，马占山有回忆：
占山以此役胜负为国家荣辱，东北存亡关头，非具有坚强无畏精神与夫杀敌致果勇气，不能灭其凶焰。因于（11月6日）早八时亲到前线督师，一面通知各部队，此次日军本其侵略主义强来侵我土地，即是辱我国家，戕我生命，我军人以卫国守土为天职，宜敌忾同仇，誓死抵抗，保我疆圉。
日军直接进攻江桥前，江桥前线的中国官兵已接马占山令：“前线各部严加防范，倘敌来攻，即开始射击，誓死抵抗，以歼敌军，而保国土为要。”
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明令抵抗日军进攻。
日军悍然发动侵占东三省的事变，在东三省攻城略地，到处遇到的都是“不抵抗”的中国军队。然而此次就在江桥的战场，继击溃伪军的胜利之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直接抵抗日军的战斗，也终于开始了。
马占山的结拜兄弟尹秀峰，“根据黑龙江省党部委员王宪章、军需处处长田庆功、交际主任张庆禄等人当年的记载与回忆整理而成”的《江桥抗战日记》，记叙了十四年抗战里中国正规军第一次直接抗击日军的情景：
四日拂晓，敌小部队，袭入我左翼步哨线，乘机将陈家窝铺一组三人哨兵捕去，大部队旋即前进，将军用电话令卫队团长徐宝珍、步二旅吴德林团长云：“务要保持镇静诱敌前进，候敌到百米极有效射程内，给以严重之打击，务将敌军全部歼灭。如无我之命令，擅自退却，致失一寸土地者，即以军法从事。”
旋见敌进至百米，我军异常愤慨，一齐射击，战至七时左右，战事异常激烈，将军手握电话，随时指示，鏖战至近午，敌伤亡甚重，纷纷溃退南岸。
国人应当谨记，上述场景就是十四年抗战里中国的军队第一次依据“抵抗”的事先预想，有组织的抗击日军的侵略。持续了一个半月的“不抵抗”政策，此时终于是在一省之地给彻底抛弃了。
马占山部义勇军在江桥直接打击日军，不仅仅迟滞了日军的侵略野心，至少另取得了两个应载入史册的“第一次”战绩：
其一，十四年抗战史上第一次击落日军的飞机。当时的报纸报道和很多回忆录都明确记录了曾击落日军军机。《江桥抗战日记》里面“11月7日”的情况有如下的记录：
是日敌机七八架向我阵地投弹，我因无高射炮，以20人为一组，仰卧地上，用步枪向上射击，今日击落敌飞机一架，检查两翼有26个子弹洞。
实际上，若是这个记载属实，即也是日军有航空兵以来，其军机在战斗里面第一次被击落。据陈立华著《血染黑土地》（大连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记叙，被击落的是日军第六航空兵联队第107轰炸大队第204中队清水义友中尉。
另一个战绩，11月18日，恰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个月的那一天，十四年抗战史上第一次成建制歼灭日军的战绩，也是在江桥前线的三间房一带取得的。满铁密档里面的日军《步兵第30联队情报由吉林省向尔尔洽方面出击后的状况（第一报）》记录：“在乌诺头站遭敌骑兵袭击的水口冈村主计及须藤工长等17名官兵，据逃回的一兵士言称，似为全部壮烈战死。”
依据日军官方档案《出納官吏保管現金亡失の件》的更具体记载，是日军步兵三十联队经理部及监视小队一部成建制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骑兵团的袭击而被几乎歼灭，同时损失了很多军饷钱款。
中日史料对照，可以看到此次歼灭战的不同侧面——《江桥抗战日记》11月18日的日记里即确实有一个缴获“金票十余万元”，“敌兵少数防守壕内……全部溃灭”的记录——
是役也，因我涂全胜奉令迁回大兴，于午12时绕至敌后，将敌司令部包围，出敌不意，击敌军官30余，掳获多门所乘之汽车，车内有金票十余万元。敌兵少数防守壕内，被我英勇将士以刺刀枪柄砍杀，全部溃灭，收获极大。所以达成此伟大任务者，皆出奇计之致。
依据这一段记录查询军史沿革，发起袭击的中国军队的骑兵团，其番号是陆军独立骑兵第八旅第五十四团。
此前一天的战斗，骑兵第五十四团也是有上佳表现，当时，哈尔滨市区发行的，颇有名气的民营报纸《滨江时报》，曾于报道11月17日的战况时提到：
（十七日）三时后，敌之坦克车已驶进我战壕，掩护步兵机关枪队，弹发如雨，壕外木桩铁网悉为所毁，战壕多为冲塌。各团、营队，为机枪炮火所逼，断为数十处。同时，日骑兵自左后方包围而至，我军不能再立足战壑，四时后乃出壑应战，但队伍已散，马匹大半炸死，而涂全胜团长，犹奋勇喊杀，率所部骑兵两连，步兵一队，冲锋陷阵者五次之多，敌骑为避遁者数次……
骑兵第五十四团是在损失大半的情况下，于11月18日又发起奇袭的。这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整整两个月时给予日军的迎头痛击。
马占山于此战也有印象，于1934年回忆（他误记是17日的战事）：
因侦知敌军司令部设在大兴屯附近，当派涂团长全胜率所部由翼侧迂回向该司令部袭击，敌人因其后方感受威胁，遂撤兵救援，以之正面火力稍减，我步兵乃乘机出击，猛冲数次……
这一仗，取得首次成建制歼灭日军的战果，是江桥抗战谢幕时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让日军在占领齐齐哈尔前，又付出了一次代价。
江桥抗战虽然最后以失利而告终，但其仍是无愧于国人瞩目与厚望的一次战役，当时的报纸曾经以这样的标题，报道江桥抗战期间多次战斗的经过：
百年来最光荣的一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