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村，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卓著、声名远扬的先进村。
南岭1983年7月建村，前身是宝安县布吉公社沙西大队所属的4个生产队。
南岭建村前，有134户，576人。
当时，南岭的集体财产共有20多头耕牛，10多台打谷机，1个小型粮食加工厂，几间泥砖饭堂改建的生产队仓库，固定资产价值约7万多元，人均年收入100多块钱，农民的劳动日值大约6角钱。每年过了春节，生产队长就必须外出为社员们购买番薯以补充口粮，社员们说生产队长是“番薯队长”。
因为贫穷，南岭村的村容村貌难说整洁美观，曾被人称为“鸭屎围”。
附近村的姑娘不愿嫁到南岭，说“脚趾无爪，莫做南岭阿嫂”。
“文革”后期，南岭一带的农民穷困不堪，农民无奈，到山上捉蚂蚱，卖给香港人养鸟，换一点钱贴补生活。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贫困无奈的做法被上升到“用社会主义的蚂蚱喂资本主义的小鸟”，捉蚂蚱的农民因此而被批斗。
改革开放前，与香港毗邻的广东宝安、潮汕一带，农村经济普遍困难，在香港的对比之下，表现出很大的反差。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加之“左”的政策让人失去信心，邻近香港的农民曾经冒险逃港。
南岭村距香港约十几公里，村民们逃港渐成风气。
当地规模较大的逃港有两次，一次是在“大跃进”结束之后，农村“左”的政策稍有松动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次是在“文革”结束后，农村“左”的政策开始松动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
农民逃港是生死莫测、祸福难定、艰难多端的冒险之举，但只要在香港找到工作，哪怕是最苦最差的工作，总会有一点儿工资收入，这种收入在香港可能是最低的，但对于当时的南岭一带的农民家庭则是求之不得的。一个农民在香港打工一天的工资大约相当于在大陆农村劳动一个月的工值。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南岭逃港的多达500多人，跑出去的人数和留在村里的差不多。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逃港者就超过200人。
个别人甚至说，逃到香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让吹回南岭来。
当时，广东沿海农民逃港，动静不小，影响不小。海外反共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拿这件事做文章，曾向联合国提出议案。
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为广东农民的逃港担虑。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深圳建立“特区”，自然有多方面的考虑，而邻近香港的农民“逃港”问题也是与之相关的因素之一。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南岭一带的农村开始有了转机。
天地有正气。南岭村既有被迫逃港求生存的人，也有为消除逃港现象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共产党员。
当时的沙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第一生产队队长张伟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还有李宏庆、张必清等党员干部。他们憋着一口气，要让村里人富起来，让村里人不再逃港。可是，在改革开放之前，限于当时的环境，他们虽做了许多艰辛的求索，做了许多积极的尝试，但都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有一次，一位从香港回来的村民，找到张伟基，表示愿意出十块钱，请张伟基安排人把村里的厕所打扫干净。
不管这位赴港村民是否有别的意思，这件事对张伟基刺激很深。
张伟基没有收钱，马上组织村里人冲洗厕所。
1980年春节，村民们汇集在村里的球场上，有几个从香港回乡过年的青年，打扮讲究，笔挺挺的西装，笔直的领带，皮鞋擦得发亮，手表闪光，分外引人注目。他们拿出当时在大陆上购买不到的“555”“万宝路”等牌子的香烟，掏出当时在大陆上十分罕见的气体打火机，神气十足地点燃，边抽边吐烟圈。那架势，简直就是在示威。
有人看不上了。另一位回村过节的青年，从口袋拿出一包大陆生产的更高档的“中华”牌精装滤嘴烟，给村干部每人递上一支，说：“争口气，让他们看看。”
张伟基平静地说：“干好了，为南岭人争口气，为社会主义争口气，为共产党争口气。”
南岭村有一棵大榕树，榕树下和树周围像个小广场，是村民们平时聚会活动的场所。
1983年7月3日上午，南岭村在大榕树下召开村民大会。会场上摆着一张从业余学校搬来的书桌，村民们无记名投票选举村干部。选举结果是：张伟基担任村长，张必清负责财务，李宏庆负责治安及水电。
当选的张伟基在大会上表示：只有集体奋斗，才能有集体富裕，从现在起，实行统一生产经营，资金集中使用，年终统一分配。他表示：“我就是拼了命也要领着大家共同富裕。”他向村民庄严承诺：保证十年之内让全体村民吃饱饭，住新房，有钱用。
为发展经济，改善村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实现富裕和文明，南岭村十几年来搞了几项大举措。
村里铺设水泥公路35公里，水泥巷道28条，在村道两旁种植风景树，修建花圃，栽种各类花草。
修建排污下水道2500米，兴建一批无害公厕和垃圾池，保持村里环境清洁卫生。
村里修建3座自来水塔，铺设自来水管3万多米，解决了工厂的用水问题，全体村民都用上自来水。
建设南岭医院，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l.8万平方米，拥有200张病床，配置现代化先进医疗设备，有医务人员100多名。
兴建文体场所。南岭村建设了电影院、图书馆、投影场、篮球场、文体中心、“大家乐”舞台等。
村里办起邮电所、银行营业所、商场、酒楼、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等。
普遍安装程控电话。
村民实行工资制。
村里组建党支部，张伟基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南岭村建立健全了共青团、妇联、工会、民兵等组织。
国家政策好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来了，南岭村要大展宏图发展经济了。可是，起初有些方面力不从心。
1983年秋，村里一台柴油机的轴承出了毛病，不能正常运转，村里人找不出毛病，把整个柴油机人抬车拉弄到深圳市里维修，维修师傅问他们：“蠢吗？”
一家外来企业拟在南岭村招聘一名会计，村里许多人跃跃欲试，但考试结果竟然无一人合格。
一系列类似事件，使张伟基悟出一个道理：要大发展，就必须下大力气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在村民大会上，张伟基语重心长地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没有文化的农民是愚蠢的农民，愚蠢的农民是不能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从那时起，他不遗余力地提高村民文化素质。南岭村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持久发展，除了党的政策好，干部群众干得好，还有一个原因：村民素质高。这个成效，与张伟基的远见卓识分不开。
从那时起，南岭村开始办夜校，给村民们上课，组织村民学文化。村里不惜投资，大量订报刊，买图书，并且建设了颇具规模的图书馆。
1984年，南岭村获得政府补偿的200万元征地费。当时，有些人想把钱分掉，党支部组织村民讨论，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村里把这笔钱集中起来，用于发展生产，然后用赚来的钱，加上银行贷款，兴建了一批标准厂房和职工宿舍，扩大生产规模。
1984年，南岭村跻身广东省文明建设的先进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