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会成员林海山的孙子吃大面，家里正在请客。三河县古属东夷，齐鲁之邦西风东渐，渐渐地也重婚丧嫁娶之仪了。那些繁复的礼仪，其实是在对生命表示不厌其烦的膜拜和尊崇。丧葬的生命告别自不必说，就是嫁娶，也直接指向生命的传承，而与****远离，不鼓励纵欲淫奢。婚嫁最简明的结果生育，三河人也忘不了隆重的庆典。吃大面，是孩子生下十二天之后的一种仪式，就是要用长长的面条把孩子缠住，愿他长生，表达的仍然是生命不息的祈愿，它比吹灭蜡烛的生日仪式更简捷，更明了，不必人转个弯，费力去思考蜡烛灭与人不死的相反含义。孙玉娇要回答的问题，不属于文化传统的范畴，只与现实的思想有关。要回答文化问题，她肯定不能及格；是思想，她就绰绰有余了。一进林海山的家门，她不看门旁系的红布，也不看产妇娘家带来的红皮鸡蛋，打眼就看家里摆的酒席，屋子里摆了三桌，两桌妇女，一桌男人，院子里摆了一张饭桌，是长条的矮矮的那种，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家使用了，围着饭桌，小板凳上坐了五个孩子。副总郭立志要问她的，就是这五个孩子怎么办。按照金崮林家村规民约规定，凡结婚、生小孩、孩子看家，请客一律不准超过三桌，谁想耍心眼，利用早、中、晚三顿分开也不行，办一件喜事一共三桌，超过一桌，罚款三百元。孙玉娇把五个小孩用的饭桌再看一眼，那里刚刚端上了四喜丸子，是三河县喜宴中的一道传统名菜，流行于民间。孙玉娇等五个孩子把四个丸子用乱筷子叉开，所有人都得不到囫囵一个的时候，对郭立志说出答案：
“叫他们拿钱吧！”
郭立志问她为什么。
她简单解释：“有一头，算一尾。”
接下来，考官考生互换。三老会成员林海山跟孙玉娇对抗，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免得被罚款。他说屋子里坐不下，他才在院子里摆了一张饭桌，让孩子们坐下。孙玉娇用手指着这个事实，说：
“这还用你说吗？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林海山说，孩子们本来可以坐到他们各人的妈妈身旁，他是嫌太挤了，才又摆了一张饭桌。
孙玉娇表示同情说：“你要是让他们挤挤就好啦。”
林海山说，五个孩子也不能算一桌。
孙玉娇向五个孩子围着的饭桌走近一些，伸出的手指头不指孩子，穿过孩子的空隙指向饭桌，问林海山：“这是什么？”
林海山承认那是饭桌。
孙玉娇把手指收回来说：“这不就行啦？”
林海山辩解说，正儿八经安桌摆酒席，没有人再用这样的桌子。
孙玉娇再一次伸出指头指向五个孩子，问林海山：“他们在干什么？”
五个孩子已经开始吃面条，用这个日子特定的吃饭方式，表示他们对更小的生命美好的祝福。林海山说，他们干什么，你自己能看见。
孙玉娇反问林海山：“不是喂猪吧？”
林海山气愤至极，他把手指向孙玉娇的鼻子，问她是从哪里来的臭嘴。
孙玉娇咧嘴一笑，露出白灿灿的牙齿，得意洋洋宣告：“我就要成为金崮林家的公民郭宝贵的媳妇啦！”
她真的很快就做了金矿小工头郭宝贵的媳妇。她出众的思想才华，令专职思想干部郭立志眼红，可是，副总没有理由把她拒于金崮林家大门之外。郭立志当然还可以随手抓来一些猝不及防的题目，面试孙玉娇，那样做，只不过是为孙玉娇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罢了。孙玉娇与林海山的反复驳难，其实倒恰恰暴露了《村规民约》的漏洞，那么厚厚的一本大书，居然没有写明“嫌挤的孩子围着一张现在不用的饭桌，也算一桌”，“有一头算一尾”的精髓，就在于是桌子就算。还有，孙玉娇与林海山后来的争论更加深入，暴露了条约的不严密不周详，在以后的修订中还应补充写明，所谓摆酒席，不一定就是喝酒，只要你摆开桌子，饭桌旁坐下的，不光是你自己家里的人，你就是喝白水，也算一桌，这仍然是“有一头算一尾”的本质含义。郭立志由孙玉娇的思想天才受得启发，层层发掘自己的思想才能，像会御女的道家高人探幽烛微，阴沉沉发掘女人身体的奥秘，含英咀华，吸摄吮纳，取得补养。到了金矿小工头郭宝贵把孙玉娇娶进门来，郭立志才在闹洞房的明晃晃灯光下发现，孙玉娇长了十七岁男人一样淡淡的小胡子，这倒是郭立志面试她的时候没有注意的。
好豆腐啊
郭立志自己却没有男人应该有的一副好胡子。他也不是像太监一样，长了一个光溜溜的嘴巴，要是真的长成那样，他倒称心如意了，他根本不需要准备任何类型的剃刀，无论是古老的用手执了木把的一种，还是充了电的现代玩艺儿。他的胡子像三河流域没有耐心的女人做的面塑，她们用白面揉出人头，在嘴巴上用大针扎眼，稀稀拉拉地栽上几根猪毛，那就是副总郭立志的胡子模样。郭立志原本也能够长出一副男人的好胡子，是他自己忍痛拔掉了。他十七岁嘴巴上的茸毛开始变黑，听学校里的女老师讲课，女老师嘴巴光洁白净，令人羡慕。女老师用大家舍不得用的白玉牙膏刷牙，唇红齿白，漱口水吐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郭立志在女老师的几何课上，看着女老师背后的墙，上面挂了一排导师图像，他不明白，外国导师留大大的胡子，是不是贪图省力，其实他们省了剃须的工夫，却增添了别的麻烦，他们需要用梳头发一样的梳子梳理胡须，还要按时洗涤才行，否则，他们的胡子真的会像反革命分子说的那样，长了虱子。其时，一个耍巧嘴的反革命分子因为公开说导师的大胡子会长虱子，正在被革命群众拉着到处示众，一示众，就被两条大汉扭着胳膊飞跑上台，一绊子撂倒，鼻口抢地，流出血来，嘴巴上的胡子来不及长出，就被连皮擦掉了。郭立志在有胡子和没有胡子的导师之间游移不定，他不知道应该学习哪一个导师，要不要胡子。他心窍迷塞，去留不定，两只手指捏住夹纸的铁夹子，贴到了自己的嘴巴上，稀里糊涂拔掉了第一根能长成好胡子的茸毛。拔毛的痛楚像一帖清醒剂，贴在他的脑袋瓜上，令他心智清明，他顿然醒悟：跟定距离最近的领袖，修理出一个不长胡子的嘴巴，不需要用梳子梳理按时洗涤，也不必三天两头拿刀子来剃。拔胡子不像真的革命那样，需要流血，疼痛倒是一样的。郭立志在自己的嘴巴上进行连根拔起的革命，忍住了不叫痛，讲课的女老师没予关注，他的父亲倒受不了啦。
“你把个嘴巴拔得光溜溜的，打算唱小旦哪？”
父亲的斥责未免抬高了艺术的地位，戏台子上的艺术从来不伤及皮肉，那些呼天抢地的痛苦都是假的，渗透了白绸子衣衫的鲜血，跟抹在戏子脸上的是同一种油彩；只有政治的创痛是真的皮开肉绽，断胳膊掉头，是真的大刀片砍下去。父亲只要稍微用一点心想一想，就不会说出这种糊涂话来，难道他忘了，安小旦名震三河的演出并没有拔光胡子？有时候偷工减料的安小旦来不及剃胡子，嘴巴上抹的粉老厚，还盖不住青铮铮的底子呢。那时候父亲在台子的一角打小锣，一根指头挑了黄铜小锣边儿，一只手拿了一把刀子似的木片，“台台”地敲打，他应该把小旦的嘴巴看得最清楚。这是真的，父亲的艺术生涯伴着一面小锣度过，长胡子的男人上台，听不见他的敲打，只有不长胡子的角色登台，才听见他敲出“台台”的声音。他“台台”的敲打专门侍候女人和太监，太监的胡子不是长出来拔掉，而是没有能力长出来。儿子用两只手捏住一个铁夹子，把刚刚变黑的胡子拔掉，父亲想到了小旦，却想不到太监，他艺术的眼光根本缺乏政治的远见。
等到郭立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初，办起豆腐坊卖豆腐了，父亲才明白了，儿子早早地拔掉胡子，是多么有远见，胡子只有稀稀朗朗的几根，嘴巴光溜溜地卖豆腐，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叫人放心。女人们真的喜欢郭立志的豆腐，看看他光溜溜的嘴巴，就敢相信，他的豆腐里不会落进别的毛发和秽物，尽管他做的豆腐比别人做的更软，女人们还是愿意买他的，只要他敲响梆子，女人们就闻声而来。他使用自己抠出的梆子，敲出的声音跟别人的不一样。女人们听见他的梆子声，就兴奋，就围过来。他不认为是他拔掉胡子，嘴巴光溜溜的，能让人放心他的豆腐，他归功于他的梆子声，好像他的父亲敲一面小锣，“台台”的声音一响，不长胡子的小旦就花枝招展走上来，脚底下流水，像摇着一床子豆腐。
郭立志的豆腐大受女人们欢迎，小旦的儿子安得林还是从自己的老婆刁金凤那里知道的。刁金凤像金崮林家大多数女人一样，吃郭立志每天做出的第一床子豆腐，第二床子豆腐郭立志推到外村去卖。老总吃出了郭立志的豆腐更软的本质，不明白老婆为什么会热衷于这种硬不起来的东西，刁金凤天性喜好放荡，本不该如此。安得林把他的疑惑说给老婆听，刁金凤不说豆腐硬软，是否会讨女人喜欢，也不说梆子的声音是否像小锣一样，适合女人，她说一个大家都会看见的事实，用女诗人的抒情口气：
“你看看他那嘴巴光溜溜的，多干净啊！”
安得林不相信这是真正的理由，女人们的嘴巴往往与真正的心思并不一致，她们喜欢的是货色，却要把原因推到牌面上。安得林深入调查，要弄清郭立志的豆腐本质上的优秀，他问郭立志，为什么会把豆腐做得比别人的更软。郭立志大为惊讶，老总居然不懂得如此普通的道理，他说话的语调都变得好像惊讶了：
“很简单哪！掺水多嘛！”
在郭立志好像惊讶一样的语调里，安得林呆了一会儿，拿起郭立志的梆子，梆梆地敲了两下，敲出的声音很大，能传出很远，他问郭立志的梆子为什么敲出的声音比别人更大，听上去不一样，郭立志用同样好像惊讶的口气说：
“更简单哪！中间抠得空嘛！”
安得林不再发呆，他把郭立志的梆子放到豆腐上，压塌了一方割下来还没有卖出去的豆腐，说：“你别卖豆腐了。”
郭立志害怕了，他意识到因为得意，说出了老总不懂的话，他吞吞吐吐，怯怯地要求安得林原谅他，让他继续卖豆腐，挣碗饭吃。安得林的脸像刚刚割下的豆腐一样，方方正正，棱角分明，他让郭立志做别的货色挣饭吃。郭立志几乎要哭出来，他摊开沾了豆腐汤的两只手，说：
“我除了做豆腐，还能做什么？”
安得林指着郭立志光溜溜的嘴巴说：“你给我当副总，做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