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间评法批儒运动中，曹操得到了一个很冠冕的称呼——“法家”。
所谓法家，乃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一门，其始作俑者乃商鞅、李悝、申不害等人，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就像当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那个年代，有人为了其特殊的政治目的，拼命批儒尊法，把法家人物捧上天，几乎说成是“几千年前的革命者”了。曹操于是也红极一时，这恐怕是曹阿瞒自己也万万想不到的。
其实，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昌明，各派始肇，大家界限清楚、壁垒分明外，到了后来，各种思想已是融会贯通，互相影响。汉武帝虽说独尊儒术，他的思想难道就一定是儒家的了？观其行事，恐怕还是法家的成分多一些吧。所以后来汉宣帝很老实，坦白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资政通鉴》）同样，魏武好法术，曹操的行为、手段多是法家的那一套，但你若硬说他是法家人物，恐怕他自己也不肯承认。
儒家讲仁政，寄希望的是统治者个人的秉质，归根到底是一种人治的思想；而法家重法术，说透彻点就是权谋和手腕，离法治更是相差得远。中国之所以经过几千年演变仍要重新谈法制建设，并非因为独尊儒术，而是因为儒法并行，其中法家对法制建设的障碍恐怕更甚于儒家。
以韩非的思想来说明之。前期法家当中商君言法，申不害言术，慎到言势，而韩非集其大成，首倡法、术、势三结合理论。所谓的法即法规；术即权变；势即权势。韩非尤喜言“术”，他的“术”，是君王充分运用“势”的术，也就是权谋和手腕。另外，他还十分崇尚“力”，以为“当今争于气力”（《五蠹》）。韩非的学说归纳起来似乎不外乎两点：（1）主阴险残酷的御下之术；（2）君主有权为所欲为的说教。
这显然与我们今天谈的法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韩非子》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徙木立信。说的是名将吴起驻守西河时的一件事。
吴起驻守西河，为了使当地的民众树立起对法令的信任，想出一个办法。他让人将一根木头放在南门外，并发布一道命令：谁能将这根木头扛到西门外，便能得到上等的田地和宅院的赏赐。西河的老百姓围观的很多，议论纷纷，都以为没有这等的好事，谁也不敢相信。有一个人觉得好玩，站出来说：“我来试试。”于是他就将木头扛到了指定的地点。吴起当即将田地住宅赏给了他。
一直以来，这则故事都是被作为令行禁止的佳话传颂的。《史记·商君列传》把这个故事照搬到了商鞅的身上。但是我却要说，众多老百姓“不敢相信”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你这个法令太离谱了，毫无道理。法治的前提和关键是立法的科学性，赏罚都应有科学的依据而非为了权谋御术而随心所欲地任意施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当年读这则“徙木立信”的故事也大不以为然，他在《湘江评论》上撰文认为“若令彼西方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咋舌而讥矣”。
再来说说那个被捧为“法家”的曹操。曹操一生中的很多法令都属于叫现代人“捧腹而笑，咋舌而讥”的范畴。
曹操年轻的时候受司马懿的老子司马防推荐，担任洛阳北部尉。为了整肃法令，他造五色棒，悬于城门左右，有犯禁者一律棒杀之。恰巧汉灵帝宠信的宦官（不能称太监，太监的称谓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小黄门蹇硕的叔父提刀夜行。曹操把他抓起来，立即棒杀了。我一直纳闷：当时国家并未实行兵器管制，提刀夜行难道就犯了死罪？何况当时又非非常时期，何以实行宵禁？我于此每每不解，后来才明白，正因为他是蹇硕的叔父，曹操才要杀他，杀他一人足可以儆百！在这里，蹇硕的叔父成了曹操推行自己法令的一件道具，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着人权的人的存在。这难道是人道的法制吗？还有，曹操的一个宠姬因为曹操睡午觉睡得很香而不忍叫醒他，曹操醒来第一件事不是表示对她体贴的感激，而是处死了她（《三国志·曹瞒传》）；曹植的妻子穿着锦绣的衣裳，被曹操登台时看到了，大概此时他刚刚发布过“节约闹革命”的命令，所以对儿媳妇不给自己面子的铺张浪费很恼火，回家即将她赐死了。这些例子更是刻薄寡恩、草菅人命了。几千年后，人们仍然为孔融、杨修等人叫屈，也是因为他们罪不当诛，却偏偏成了曹操法术的牺牲品。
一项法律如果想恒久地维持其尊严和权威，除了立法的科学性外，还必须在执法过程中一以贯之。“不存在任何人是高于法律之上的”（卢梭《山中书简》），这是我们今天的法制观念。然而曹操本人又是怎样遵循他自己的法令的呢？今天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是那个“割发代首”的故事。
那是建安二年（197）发生在曹操征讨张绣途中的事。当时曹军经过一片麦田，曹操为示他治军严明秋毫无犯之意，下令马踏麦田者斩。于是众军士个个小心翼翼，如同今天的侦察兵过雷场一般。偏偏老天爷要出出曹操的洋相，个中就他自己的坐骑受惊后腾起，踏坏了一大片麦田。这下可难坏了军法官！最后，毕竟是曹操，想出个割发代首的妙计来，割下自己的一束头发传示三军，算是军纪执行过了。小时候听这个故事就在想：要是其他人的马踏坏了麦田是否也能割发代首呢？一束头发难道真的就能代表脑袋了吗？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社会，曹操能这样做已属了不起了，但这桩事放在今天是无论如何都不值得传为美谈的，因为这完全是对法律平等性的公然亵渎，要么就是这道法律本身就不尽合理，两者必居其一。
所以我说古代社会鲜有法制，有的只是法术。法弊所及，在今天的法制建设中，法术的行为仍在悄然施行着它的影响力，而且为人们所熟视无睹。严格来讲，我们今天所说的“从严处理”“从宽处理”都有旧时法术的影子在那里，而非昌明的法制。从前我每每笑话西方社会对罪犯的判决，判入监324年、236年，这样的判决老早超出了一个人的正常寿命，有什么意思？现在却大以为然：一罪即一罪，数罪合起来该是多少年就应当是多少年，这比一个笼统的“无期徒刑”其实要科学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讲，曹操的法术和他所师承的韩非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点积极的作用，除了对一些心术不正者的影响之外，他们的理论在道义上也一无可取之处。
行文至此，我又从那则徙木立信的故事联想到：法制的基础是要人们都清楚地明了他们应该知道的一切，并有所依据地判断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法术的基础则是愚民的政策。在那则故事中，那些未去搬木头的老百姓是尚未被愚化的人民，而当他们看到那个搬木头的人轻而易举、莫名其妙地得到大量赏赐后，我敢肯定，他们中大多数人下次也一定乐于去做类似搬木头的事了。于是，一群愚民便产生了。
几千年来，民智不开，到了近世，国几于沦亡，法家之罪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