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他们名义上是让李鸿章购买旗昌的码头跟房产，背地里却是在变相行贿。因为轮船招商局只要收购了旗昌轮船的航运资产，旗昌轮船的码头跟房产就肯定需要一并处置，自然就会以低价卖出。唐廷枢特意禀请李鸿章购买，目的就是希望换取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并购行为的支持。王先谦在反腐报告中说，“李鸿章驳斥不准”。
李鸿章驳斥了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请求后，“盛宣怀往谒前两江督臣沈葆桢，诡词怂恿，沈葆桢欣然允行”。王先谦说，轮船招商局贿赂李鸿章不成，转而找到了沈葆桢，但他们在给北京方面的报告中却说，“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王先谦看来，轮船招商局管理层撒谎的背后另有阴谋。
“旗昌原本约二百二十余万两，已亏大半，唐廷枢等仍按该洋行原本银数开报。”[24]王先谦尖锐地指出，在收购旗昌轮船后期，管理层之所以没有跟李鸿章商量，主要是担心收购价格在商洽的过程中会泄露出去。旗昌轮船亏损到只剩一百多万两，唐廷枢他们又抄底了旗昌轮船股票，导致股价暴涨，如果轮船招商局按照旗昌轮船的资产净值收购，那管理层就不能通过提前抄底的股票来赚钱。
王先谦告诉皇帝，盛宣怀他们到南京后，从沈葆桢那里筹借到百万两财政资金，“作为先付半价”，“实际划归伊等前收股票”。西征军向国际银行借高利贷收复新疆，沈葆桢拆借给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最终却落入唐廷枢他们的腰包。王先谦这一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生生地刺进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心窝。商人居然将帝国的封疆大吏们当猴耍，把国家财政当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主导的改革旗舰，公司的高管却通过资本手段，让紧张的财政资金流入自己的腰包。现在，改革的旗帜企业成了改革者敛财的工具，作为帝国咽喉的两江的财政资金成了敛财者的血库。一直眼睁睁看着汉族武装集团抓走改革大权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在看到王先谦的反腐报告时被气得热血沸腾，商人岂能盗窃国家财富？
王先谦在报告中说，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余下的百万两，才是旗昌轮船真正的资产价值。1878年9月8日，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达文波爵士（Sir Arthur Davenport）在向伦敦方面提交的《领事报告》中嘲笑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的行为：“这个价钱对卖方说，是非常合算的。因为船队中包括一批陈旧过时的船只，其中有四到五只已完全报废。根据外国公众的估计，招商局至少多付了五十万两。”[25]
唐廷枢曾经在港英政府工作，在怡和洋行打工，创办过轮船公司，更不用说徐润还持有旗昌轮船的股份，他们对旗昌轮船真实的资产状况岂能不知？在轮船招商局高价收购的背后，就是为了套现招商局管理层手中的旗昌轮船股票。更为糟糕的是，旗昌轮船被收购之后，“太古、怡和竭力倾挤，船多停歇，岌岌难支”。在经营陷入困难的时候，“幼帅（沈葆桢）早置身事外”，[26]放手不管了。
王先谦嘲笑李鸿章，当初向皇帝打报告说“招商局之设，原以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中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诚恐难以久支，贻笑外人，且堕其把持专利之计”。现在，轮船招商局陷入经营困境，经营监督机制缺失，到底派谁才能重振轮船招商局？连李鸿章自己都很迷茫，“不知天下尚有何员最妥？”[27]
李鸿章的担忧和迷茫成了王先谦的把柄和证据。“该督所论，实已洞见本原。”王先谦相当谨慎地对皇帝说，李鸿章早已知道轮船招商局经营困难，一直依靠财政资金维持，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不过“唐廷枢等人营私肥橐，蒙蔽把持，相距数千里外”，可能身在直隶的李鸿章对唐廷枢他们的“情事或未能深悉”。
“近闻该督复奏请将公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分五年提还后，局务归商而不归官，并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办理洋务之用。”王先谦真正的目的是要修改李鸿章制定的“官督商办”改革路线，他痛心疾首地告诉皇帝：“归商而不归官，则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亏累日增，终于败坏。”
王先谦提醒皇帝注意李鸿章前后的言行，轮船招商局借贷财政资金划归北洋之策，跟之前提出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之语，完全是背道而驰，是一种偷天换日的伎俩。李鸿章的真正目的是要让北洋掌控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这样就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继续推行“官督商办”之策略，有唐廷枢他们的前车之鉴，恐怕财政借款很难从轮船招商局收回。
山西道御史董儁翰曾经提醒过皇帝，要朝廷整顿轮船招商局，李鸿章之后也主动提出让唐廷枢他们整顿，现在王先谦的一番陈词，立即让清政府执政集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王先谦建议皇帝整顿轮船招商局，整顿的第一步就是要“严汰局员”。王先谦抨击李鸿章选定的轮船招商局管理层，“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
两江总督手握尚方宝剑，直刺招商局
由谁出面，整顿轮船招商局？
王先谦向北京方面推荐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因为“刘坤一新任两江，无所用其回护，且见闻切近，访察易周，拟请饬下该督臣，据实查办”。王先谦还向皇帝建议，在调查轮船招商局期间，不能让管理层以及任何第三方“干预局事”，一定要“专派委员总理，以便核定章程”。[28]
清理轮船招商局就意味着要清理掉李鸿章的人。除此之外，王先谦还希望给刘坤一争取更多的利益：“各省借拨库款，南洋居多，专款归库，方为正办。况分年提还之款，亦不足应急切购办之需。即北洋必需此项，而该局余利实敷每年还款，即由南洋扣收拨解，未为不可。”王先谦建议，将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划归南洋管理，一方面是因为轮船招商局在南洋辖区，管理方便，不至于“贻误商局，自属有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省滨海码头，以上海为总汇，滨江码头，亦江南居多。均南洋所辖地面，事权分属，呼应较灵”。
掷地有声的弹劾矛头对准了李鸿章，王先谦为刘坤一夺权夺钱之举措，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王先谦如此急切地向皇帝推荐自己的政治盟友，已经触及到了官场“潜规则”，给反腐弹劾的正当性蒙上了阴影，更何况这一份弹劾报告已经触及李鸿章的底线。
唐廷枢是轮船招商局的民营资本代表，是淮军集团结盟民营资本的标杆，一旦赶走了唐廷枢，民营资本将远离淮军集团主导的改革。同样，失去了民营资本的支持，淮军集团全面改革的宏大计划将成为空谈。更为关键的是，一旦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1872年招募商股时商人们的担忧将成为现实，国家信誉将成为手纸，民营资本会再次依附到洋商羽翼之下。
“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不仅决定着帝国改革的成败，更关系到淮军集团在未来改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胡雪岩通过捐助的方式，获取了西北资源的控股地位，一旦左宗棠在西北的改革试点成功，而轮船招商局却在这期间搞“国进民退”，那么东南的爱国民营资本就会一路西进，投入到左宗棠的阵营。
王先谦的反腐报告令清政府执政精英无比兴奋。“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湘军跟淮军两大军事集团正在向政治军事集团转变，汉族督抚遍布大江南北。因此，分裂两大汉族集团是清政府执政集团一直醉心的平衡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曾很露骨地对军机处的大臣们说：“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29]
刘坤一很快收到了皇帝的命令：“逐项严查，妥筹具奏。”
光绪皇帝的命令犹如刘坤一的一把尚方宝剑，李鸿章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跟刘坤一进行深入的沟通。李鸿章担心自己会在信中措词不当，还专门吩咐幕僚薛福成草拟信函，信中语气相当谦卑，反复强调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不易，管理层们在经营管理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是唐廷枢他们已经进行了内部改革，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业绩可以说明问题。
李鸿章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说，轮船招商局的问题并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严重，希望南北洋和衷共济，乐观其成，使“商局常存，轮船不废，已是张中国体面，而伐洋船横行内地之谋”，这才是“务其大者远者”。[30]刘坤一将李鸿章的信丢在书桌上，向江南制造局的李兴锐、江海关道的刘瑞芬下令，责成两人成立专案组，调查王先谦向皇帝反映的轮船招商局问题。
一次失败的反间计
砍掉李鸿章的“资本之手”
皇帝的命令是清政府执政集团的试金石。
早在咸丰年间，清政府执政精英中的精英、军机首辅肃顺就曾经说：“咱们旗人混蛋多，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31]在剿灭太平军、捻军的战争中，八旗精英不堪一击；而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抬棺出塞，血洒疆场。清政府执政精英相当清楚帝国的权力格局，皇权掌握在爱新觉罗家族手中，国家管理之权虽仍以清政府集团为核心，但地方政务都掌握在汉族武装集团手中。
曾国藩去世后，两江总督一直由淮军集团和其政治盟友出任。李鸿章的谋略是：要让直隶跟两江遥相呼应，在地方政权中形成犄角之势。清政府执政集团相当担心淮军集团会成为地方权力中心。沈葆桢去世后，清政府集团将跟淮军集团有旧怨的刘坤一调任两江，就可以打破淮军集团的权力构架。
董儁翰弹劾轮船招商局的报告提交后，李鸿章的一纸内部改革方案，立即得到沈葆桢的支持，清政府执政集团当时根本找不到另派调查组的理由。现在，王先谦的弹劾报告一提交，皇帝的命令就飞马送抵两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力图打破淮军集团扩权两江的目的昭然若揭。北京方面让湘军集团调查淮军集团，刘坤一岂能放过插手轮船招商局的机会？
为了让北京方面满意，又不给李鸿章留下把柄。刘坤一在专案组人选方面相当谨慎。李兴锐，湖南浏阳市三口镇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是老牌湘军。在出任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之前，一直跟随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刘瑞芬，安徽贵池刘街人，学生时期就加入了李鸿章幕府，可见李鸿章爱其才华。
刘坤一反复权衡，如果专案组全是湘军班底，容易直接跟淮军集团起冲突，而自己在两江根基未稳，一着不慎，淮军集团在两江的大员就会对自己事事掣肘。更重要的一点是，全湘军班底会使调查失去公正性，到时候淮军集团一定会跳出来指控。尽管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喜欢湘军跟淮军没完没了地争斗，但湘军跟淮军两大军事集团的关系事关帝国政局的稳定，一旦争斗升级，北京方面一定会派员再查。
专案组事项安排好后，刘坤一动手给李鸿章写信。
“招商局虽办理未能尽善，致生弊端，然官帑既经分年拨还，业已于公无损。”刘坤一的信还是相当谦和，他在信中说，这一次王先谦弹劾轮船招商局，自己本来想跟北京方面简单汇报一下了事，可是皇帝却下令调查，想必北京方面肯定是因为太多的弹劾，已经不再信任轮船招商局的内部自查了。
刘坤一在信中还介绍了自己的安排，李兴锐、刘瑞芬两位任职的地方距离轮船招商局最近，开展专项调查时非常便利，两人的调查结果出来后，一定会详细向北京方面汇报，“以息群喙”。轮船招商局的问题真如王先谦弹劾的那样吗？刘坤一也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鄙意以被参各款，唯股票一事稍难措词，且俟复到之时详加斟酌。”[32]
唐廷枢一干高管挪用财政资金，抄底旗昌轮船的股票，最终使得轮船招商局向地方财政再度拆借巨款收购旗昌轮船。此事一旦查实，刘坤一就可以砍掉李鸿章改革的“资本之手”。只要以唐廷枢为首的民营资本被赶出轮船招商局，李鸿章的改革远略就将落空。“详加斟酌”一词背后，是刘坤一明显在向李鸿章施压。
财政借款问题事关南、北洋的利益，刘坤一当初给王先谦写信时已经说得很清楚，现在既然皇帝下令调查，那么轮船招商局归还地方财政的“官帑息银”，以及轮船招商局的资产减值问题，都应该严格按照现代公司的治理方式来办，这样才能“服众人之心”。刘坤一在信的末尾问李鸿章，对于自己的调查计划，“以为何如？”
李鸿章射向刘坤一的一颗子弹
李鸿章很是不爽。
刘坤一进京“陛见”，并跟湘军、浙江籍京官结盟，无论是沈桂芬、王文韶，还是翁同龢，这些人就算进入军机处、总理衙门，甚至进入上书房，也都只是恭亲王的幕僚而已。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现在也已经是剑拔弩张，光绪皇帝登基之后，慈禧太后一门心思加强中央集权，她的第一步就是拉拢醇亲王奕，现在恭亲王奕跟奕已是“兄弟阋于墙”。
奕身为光绪皇帝的父亲，在“辛酉政变”中只是慈禧跟奕的配角，在同治皇帝交班之际，慈禧太后一度图谋将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这个第二权力中心一网打尽。没想到日本出兵台湾，日本谈判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又只跟奕谈判，奕这才得以在危机时刻恢复一切职务。光绪皇帝继位后，慈禧太后不断将奕推向前台，试图通过离间兄弟二人来操控皇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