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沈葆桢只有调查现任台湾道夏献纶。一问才知道：夏献纶已经向黎兆棠调查过了，并得知陈言的英文很好，对洋人的情况很熟，黎兆棠就将其借聘了三个月。夏献纶问及至关重要的台湾相关文件有没有被陈言偷看过，黎兆棠的答复是：重要文件自己在家时从没有看过，不存在泄露给陈言的可能，而且在他邀请陈言到台湾之前，报纸就已经刊登了这份军机密件。
真正的泄密者浮出水面
军事机密到底是谁泄露给陈言的？
文绍荣在香港秘密调查期间，虽然挖出了《华字日报》的总经理陈言，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调查出陈言背后那个庞大的广东政商网络。《华字日报》真正的出资人有三位：黄胜、何启、伍廷芳。
在成立《华字日报》的过程中，黄胜、伍廷芳、何启以印刷设备等资产入股，成为股东，他们聘请同为广东人的陈言为总经理。黄胜又聘请王韬为《华字日报》主笔。王韬曾经上书太平军将领刘绍庆，为其出谋划策。淮军进入上海后，搜罗出王韬跟太平军的书信，以“通贼”罪下令通缉王韬，王韬于是流亡到香港。
流亡香港期间，王韬跟英华书院院长合作翻译《尚书》，并因此认识了黄胜。在《尚书》翻译期间，王韬又与黄胜合作翻译有关西方兵器制造的书——《火器说略》。《火器说略》翻译完毕后，黄胜将其进呈广东老乡丁日昌。丁日昌曾经是曾国藩幕僚，后出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成为李鸿章手下的红人。王韬跟李鸿章借此书冰释前嫌，一条香港报业人跟李鸿章之间的民间交流渠道就此打通。
王韬在打通李鸿章这条通道的同时，又强化跟广东商帮的联系。1872年，北京方面出现以宋晋为首的保守派反对改革，以郑观应为首的商界精英不断地通过舆论支援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计划。郑观应每次写了文章，都会将底稿誊抄一份寄给王韬，甚至在出版新书之前，还邀请王韬撰写序言。[14]王韬也不吝笔墨，十分赞誉郑观应的文章。由此可见，王韬跟广东商帮关系非同一般。
黄胜聘请王韬为《华字日报》主笔，一方面因为王韬的才华，另一方面考虑到王韬在华人跟洋人中的影响力。1874年6月，以唐廷枢、容闳为首的一帮广东商人，在跟江浙商帮打杨月楼案口水仗期间，创办了《汇报》。由于两家报纸的出资人关系密切，因此《汇报》跟《华字日报》便在内容上进行战略合作，约定报道内容可以相互摘录刊登。
文绍荣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远隔千里的两家报纸背后，有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沈葆桢还是李鹤年，他们最终也未能查出到底是谁将机密泄露给《华字日报》的。
历史总爱开玩笑，谁承想唐廷枢给李鸿章的一份电报会泄露出有关军机密案的蛛丝马迹。1874年5月13日，唐廷枢从上海到天津面见李鸿章。唐廷枢跟李鸿章说，自己当天收到一份日本电报，内容是日本已经从英国商人那里订购了两艘轮船，还托人在上海购买轮船，招募欧美流浪在上海的无赖之徒，打算让这些人搭乘新购买的轮船赴长崎当雇佣兵。
唐廷枢认为，日本人如果不是计划运送兵马粮饷，为何要急于加价收购上海旧船？而且日本横滨的报纸上说，日本要兵发朝鲜，这就更加反常了。
李鸿章跟唐廷枢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兴兵局势，他们认为如果日本真要向朝鲜发兵，那么日军应该在日本西北之对马岛济渡，不应由西南之长崎征发。李鸿章跟唐廷枢的看法一致，判断日本将兵发台湾，因为长崎与台湾东面相对，日本政客们向报刊透露出征伐朝鲜的虚假消息，意在声东击西，麻痹清政府，消解中国备战之心。
在与唐廷枢一番分析之后，李鸿章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将日本电报以及台湾形势向皇帝进行了汇报。他向皇帝建议，一定要快速向福州方面传达日本军界的动向。福州军界跟政界一定要进行军事和外交筹划，如果日本兵船开到，福州军区台湾部队应第一时间狙击日军，给福州以及北京留出更多筹划时间。[15]
李鸿章的报告以六百里加急送抵北京。第二天，同治皇帝就召开了御前会议，军机处、总理衙门的一干中央领导干部参加讨论。当天，同治皇帝就向军机处发出谕旨，令沈葆桢以巡阅之名，带兵赴台。那时，唐廷枢还在天津，有关李鸿章的汇报，以及5月14日北京御前会议的内容，他都可以从李鸿章处详细了解到。更为重要的是，李鸿章跟沈葆桢在书信中反复磋商用轮船招商局船只运送淮军入台的事宜。唐廷枢站在商人的角度，不断跟沈葆桢讨价还价，自然洞悉沈葆桢赴台的部署。
《华字日报》与《汇报》刊发的报道不仅有5月14日御前会议讨论的内容，还有沈葆桢防卫台湾的详细部署，尤其是购买铁甲船的计划。李鸿章跟沈葆桢在书信中多次讨论铁甲船采购的想法，甚至提出向英法银行贷款购船的计划。沈葆桢派出特使赴上海跟英国、德国商人商洽购船。身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同时身兼多家外资公司董事之职，对洋商的情报了如指掌，李鸿章自然委托其协助沈葆桢所派特使购船。
唐廷枢在协助特使购船期间，容闳正在跟华盛顿方面交涉。中美双方相互沟通台湾方面的情况原本在情理之中，但沈葆桢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即陈言离开台湾的时候，黎兆棠让陈言到上海打探日本方面的情报，这个完全违背常理的举动背后隐藏着什么？陈言在去台湾之前的五六月到底在哪里？期间跟谁接触？都干了什么？
日本进兵台湾之前，由于在代理台湾行政长官期间没有通过吏部考核，黎兆棠不再担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一职。这给原本在官场顺风顺水的黎兆棠造成前所未有的打击。黎兆棠与广东政商界，尤其是李鸿章身边的人走动，图谋东山再起，这亦在情理之中。黎兆棠进入台湾期间，唐廷枢主管的轮船招商局已经开通了长崎、旧金山等国际航线，黎兆棠自然希望陈言能够到上海打探更多日本方面的消息，为自己在台应对日军提供更多的情报。
唐廷枢真的泄露了军机吗？
无论是闽浙还是两江政界跟军界，没有任何人将目光投向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汇报》为了跟当时上海报纸老大《申报》争夺话语权，在摘录了《华字日报》的军机泄密文章后，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风头盖过《申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政客商人，都将《汇报》视为圭臬，《汇报》成为上海滩了解北京政府的窗口。
广东商帮创办《汇报》，一方面是为商人争取话语权，更重要的是通过舆论阵地影响政府。通过舆论的公开透明，让行政阳光化，政府的信用才得以监督。从以李鸿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摸索国有资本改革，到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改革，资本成为权力的附庸，商人犹如摇尾乞食的乞丐。军机泄密案只是商人的敲山震虎，意在警告北京政府，由商人控制的舆论可以影响政府，甚至引发战争。
商人们的计划逐渐变成现实。北京朝廷跟各地督抚也正不断地通过报刊了解战争，掌握世界局势的变化。日本进兵台湾后，皇帝的谕旨、军机处的密令、总理衙门的报告，以及封疆大吏们的六百里加急，经常会援引新闻纸的消息。舆论的隐权力开始向中央及地方渗透，进而影响政治、军事、外交的权力生态系统，最终推动了政治清明的改革，在制度上确保商人的利益。
广东商帮控制的《汇报》泄露了军机，这娄子捅得实在太大了。慈禧太后的盛怒、专案组的调查、督抚们的汇报，这些都意味着爱新觉罗王朝已经意识到舆论的力量，一旦这种隐权力无节制地膨胀，那阳光化的监督将会约束皇室的威权，甚至会动摇帝国的体制。皇帝彻查军机泄密案的真正目的是：通过皇权打压舆论隐权力。广东商帮是幸运的，因为在军机处成立调查专案组之时，北京政局就开始变得更加惊心动魄。
朝廷放空炮，泄密案不了了之
由于没有子嗣，所以接班人问题令病重的同治皇帝相当痛苦。当时宗人府对奕的调查也才刚刚开始。同治皇帝听说日本军队计划拿下台湾后挥师北上，意图囚禁大清皇帝，当时就给吓蒙了，立即恢复了奕军机大臣的职务。到了1874年9月10日，日本钦差大臣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要跟总理衙门谈判。同治皇帝悬着的心立即放松下来，当天就准备以“朋比为奸，图谋不轨”的罪名革除以奕为首的十重臣的所有职务。
日本谈判代表团到了北京，直接就找到总理衙门，可是奕还在接受调查，总理衙门没有人跟日本人谈判。慈禧太后一看大事不好，马上发话，“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已撤销”，[16]赏还奕爵秩。
奕恢复了恭亲王爵位，连同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一干职务也全部恢复。大久保利通开始和奕坐下来谈判。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看见台湾问题都上桌谈判了，于是决定将军机泄密案推向广东方面。因为陈言在香港，按照中英引渡条约，广东方面可以照会英国，将陈言引渡到广东，最后送抵北京审讯。
1875年1月12日，文煜等官员的报告以六百里加急送抵北京。福州的信使一到北京，只见整个北京城愁云惨雾，挂满了白幡。到了军机处，信使才知道同治皇帝已经死了。身染梅毒的小皇帝死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床上。当大家在东暖阁忙着装殓同治皇帝遗体的同时，养心殿的大殿上正在庄严地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大清帝国迎来了又一位小皇帝——光绪。
闽浙政界跟军界的报告送到了奕手上，奕真是哭笑不得。因为，在1874年的12月20日，西乡从道已经拿着五十五万两白银赔款回日本了，沈葆桢他们正忙着台湾的海防跟经济建设。文煜他们的报告既然送来了，北京朝廷必须应当有所回应。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两广代理总督张兆栋下谕旨，让张兆栋设法抓捕陈言。
张兆栋当时是代理总督，一直盼望能够转正。他非常清楚，一旦抓住陈言，以沈葆桢为首的汉族集团将难逃干系，甚至会查出广东商帮的后台李鸿章。沈葆桢处理台湾军务有功，李鸿章又在奏请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这两位同科正利用北京清政府执政精英内部的分化谋划一场更大的棋局。张兆栋心知肚明，如果真的将陈言抓捕，自己就成了军机泄密案真正的牺牲品。最终，这桩泄密案就不了了之了。
文祥的政改，为富国图强还是留名千古
“官督商办”的改革困难重重
文祥的身体看上去相当糟糕。
李鸿章想过去扶文祥一把，可是在同治皇帝的灵柩前，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文祥的身体就这么颤抖着。文祥现在是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奕遭遇免官削爵的时候，文祥同样遭遇免官调查。身为清政府高级官员，文祥是以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推动改革的中央支持者。
文祥刚刚结束跟大清帝国总税务司赫德的会面，赫德信心满满地承诺：一定要为大清搞到最先进的铁甲战舰。[17]对于赫德的承诺，文祥心里还是很不踏实，因为早在十年前赫德就跟奕拍过胸脯，要帮大清买舰队，结果却是胎死腹中。这一次，赫德会不会又重玩儿十年前的把戏？文祥希望赫德能够拿出一个详细透明的采购清单。
大久保利通的北京谈判令文祥相当无奈，日本政客将北京朝廷信奉的“天下观”玩弄于股掌之间，将西方的“世界观”视为他们窃取台湾的王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外交准则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现在的西方国家将《万国公法》奉为外交经典。一直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身上全然没了东方的影子，文祥对此很是好奇，一场国内政治改革真能令日本脱胎换骨？
文祥跟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会晤的时候，日本的内政改革已经完成。内务省成为日本新的权力中心，内设警保、劝业、户籍、驿递（即邮政）、土木、地理等部门，各府县的地方长官直接听命于内务省。大久保利通亲自担任内务卿。为了推动商业发展和维护政治改革的稳定，大久保利通将劝业跟警保两个部门的行政级别提升为国家部委级。[18]
在大清帝国，对“改革”的争议已经超过十年了。当年，奕把将军权收归爱新觉罗皇族，图谋打造帝国海军舰队，直捣南京，剿灭太平军。遗憾的是，当时的谋划落入伦敦政客的圈套之中，最后不了了之。随后，在不动摇政治根基的前提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开始尝试军事工业改革。国家资本在官僚化的衙门运作模式下，渐渐成为汉族武装集团改革的工具。
文祥曾经在给同治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感叹：“十余年来，迄无成效，其故由于鄙弃洋务者，讬空言而无实际。”[19]在文祥看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国有资本改革路线已经成为空言。与此同时，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则是想方设法要将民营资本引入改革之中。文祥对汉族武装集团的如意算盘非常清楚，他们是要通过民间资本改革来接盘脆弱的国有资本改革，在没有解决国有资本存在的腐败跟低效率等根本问题之前，用民间资本改革来搁置改革争议。最终，李鸿章通过设立轮船招商局化解了国有资本的反腐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