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蔡宗齐，首先不得不提他所主编的《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造和修辞》（A Chinese Literary Mind: Culture, Creativity, and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一书。此书其实是一本论文集，因为收录的所有论文均和《文心雕龙》研究有关，故放在专著这一章来讨论。早在1997年，蔡宗齐就对《文心雕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时，伊利诺伊大学在其东亚及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文理学院的资助下举办了一次《文心雕龙》国际会议，对西方《文心雕龙》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会上不少汉学家发表了见解。会后，蔡宗齐提出，《文心雕龙》在亚洲已成为显学，在西方却波澜方兴。自从施友忠翻译问世以来，逐渐有更多的学者投入《文心雕龙》研究，但专著还鲜见，很有必要填补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这个空白。因此，他将会议论文整理成书出版。本书共收录了10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批评传统”，主要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理论、概念进行阐释，包括孙康宜《刘勰的经典观念》（“Liu Xies Idea of Canonicity”）和蔡宗齐《批评体系的建立：〈文心雕龙〉及早期文本中的文学概念》（“The Making of a Critical System: Concepts of Literature”）；第二部分“理论基础”，以《文心雕龙》创作的理论源泉为主要话题，讨论了佛家与儒家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包括梅维恒（Victor H. Mair）《〈文心雕龙〉中的佛教思想》（“Buddhism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Ornate Rhetoric”）和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王弼与刘勰〈文心雕龙〉：术语与概念，影响与联系》（“Wang Bi and Liu Xies Wenxin diaolong: Terms and Concepts, Influence and Affiliations”）；第三部分“创造过程”，对《文心雕龙》单篇作具体的分析，主要讨论了刘勰对文学创作与想象的看法，包括艾朗诺（Ronald Egan）《诗人，诗心和世界：再论〈文心雕龙〉的神思篇》（“Poet, Mind, and World: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hensi” Chapter of Wenxin diaolong”）和林顺夫《刘勰论想象》（“Liu Xie on Imagination”）；第四部分“修辞艺术”则涉及《文心雕龙》的结构、话语等，包括浦安迪（Andrew H. Plaks）《〈文心雕龙〉排比修辞之骨》（“The Bones of Parallel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宇文所安《刘勰与话语机器》（“Liu Xie and the Discourse Machine”）、李慧怡（Waiyee Li）《文心与雕龙之间：〈文心雕龙〉中的有序与过度》（“Between ‘literary Mind’ and‘Carving Dragons’: Order and Excess in Wenxin diaolong”）以及张少康《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的〈文心雕龙〉研究概况》（“A Survey of Studies on Wenxin diaolong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最后这篇张少康教授的文章概述了中国及东亚地区《文心雕龙》研究的主要成果及侧重点，放在这本西方《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中显得很有意思。将此文的概述与全书的构成两相比较，立时能看到中西《文心雕龙》研究的重叠与差异之处。《中国文心》一书所收的论文覆盖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方方面面，且均为名家对《文心雕龙》的审视，在西方汉学界有重要的影响。
蔡宗齐先生对《文心雕龙》的兴趣，早在他1996年的著作《抒情诗转变的母体：中国古代五言诗的模式和自我再现》（The Matrix of Lyric Transformation: Poetic Modes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Early Chinese Pentasyllabic Poetry）中就初见端倪。该书主要从汉乐府、汉古诗、曹植和阮籍等个例出发，讨论中国早期五言诗主题、形式等各个方面的转变和发展，是一部关于中国诗歌流变的专著。在此书中，蔡宗齐数次引用《文心雕龙》以说明古人对五言诗的看法，并探讨了刘勰和其他批评家对五言诗的崛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全书共有7处提到刘勰及其文学批评思想。
蔡宗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比较诗学》（Configurat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也对《文心雕龙》特别关注。此书中，他对中西诗学分别寻根溯源，随后进行宏微观比较，厘清了中西诗学的差异和共性。书中，蔡宗齐对刘若愚四分中国文论的方法表示不能完全认同。他指出，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实际上建立在西方诗学传统的发展与流变之上，是先有事实，后有理论，因此对西方文论而言等于量体裁衣，在西方文论界虽然也受到批评，仍然是主流理论。刘若愚将中国文论四分的方法虽然对我们很有启发，却忽略了中国文论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因此，在以西方的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文论时，难免出现不少牵强之处。蔡宗齐认为中国文论的划分应该根据中国传统文论本身的特点来进行，介绍中国文论时，他本人更倾向于在解释中国文论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概括归类的方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文心雕龙》是继《尚书》宗教性的文学观、《左传》与《国语》人性的文学观和《毛诗序》说教的文学观后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集大成者。他从《文心雕龙》与“诗言志”观念的联系出发，认为刘勰创作的框架实际上仍然继承于传统，但是刘勰在创作过程中，重写了传统观念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的性质、起源、形成和功能等。通过对《原道》、《物色》、《知音》、《神思》等篇的分析，蔡宗齐发现，刘勰巧妙地将传统与有些背离传统的己见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后来的文人提供新传统。本书第二部分对中西文论进行微观的比较分析，作者再次对《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义给予特殊的关注。在第六章中，他将华兹华斯和刘勰相比较，论述中西文学理论中有关创造想象的问题。蔡宗齐认为，华兹华斯在西方最早将创作的重心放在作者上，其对作者的特别重视和刘勰颇有可比之处。在蔡宗齐的对比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位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作者对创造过程的看法确实十分接近，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又是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之中的，因此同中又有异。此外，在第七章中，蔡宗齐又把刘勰对文字的看法与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对汉字的看法相比较，认为二者都对汉字的字形有所重视。蔡宗齐把《文心雕龙》放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中来研究，拓宽了传统龙学研究的狭小视野；与西方文学观念的对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我国古代文论的源流和特征。
四、其他涉及《文心雕龙》研究的英语专著
除以上所述的一些重要著作，其他不少论述中国诗文的著作中也多有提及《文心雕龙》之处，引用更是随处所见。以下择要说明。
宇文所安所著的《中国传统诗歌及诗学——世界的征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是一本介绍中国诗词艺术的专著。作者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多不定的因素，其特色难以用确定的语言来形容、名状，故作者用随笔的形式在中西诗学之间跳跃转换，试图捕捉这种不确定性。在文中，《文心雕龙》多次作为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参考资料出现。第一章《世界的征兆：中国诗词的含义》里，宇文所安引用了《文心雕龙》的《原道》篇，阐述“文”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含义。他认为“文”是潜在秩序的外在表现，体现在“心”中。他又引用了《物色》、《知音》等章节来阐释中国诗歌中的感应理论、人称变化等。可以推测，宇文所安十分推重《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把刘勰的论点作为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文献。
孙筑瑾在《中诗探骊》（Pearl from the Dragons MouthEvocation of Scene and Feeling in Chinese Poetry）中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分成实用（Pragmatic）、重情(Affective)、审美(Aesthetic)和综合(Synthesis)四个阶段。在她看来，《文心雕龙》所处的时代正属于中国诗歌发展中的重情时代，其中对于“心”“物”关系及诗人与外界互动的看法明显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其美学思想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内省和自觉的时代有着重要意义。
吴伏生的《颓废诗——南朝和晚唐诗歌》（The Poetics of Decadence—Chinese Poet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Late Tang Periods）中，也借刘勰来解释南朝诗风变化的背景。吴伏生指出，中国早期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与道的分野是文衰落的表现，也就是后来的文人所说的“变”。儒家认为诗要“发乎情”，承认诗文起源的自发性，但同时又强调要“止乎礼义”，则此自发之情实有所约束。总的来说，诗必须真，且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否则，“雕”只是“雕虫小技”，不足为道。道家则认为原始状态是最和谐、最健康的，因此“璞”不雕才最完美，自然也不会赞成对诗文的雕琢。而刘勰则将一贯带有贬义的“雕”字大写在正题，显然有为之正名的意思。大多数学者认为《原道》肯定反映了刘勰的尊儒思想，吴伏生却在其中发现了刘勰的矛盾之处。他认为，刘勰一边以天地万物之道来引出他所谓“文”的概念，从而证明文非外饰，“盖自然尔”，一边却用种种非自然的动词来形容达到自然之文顶峰的圣人文章，比如他使用的“斧藻群言”、“镕钧六经”、“雕琢情性”等，明显都带有人工修饰的意义。吴伏生提出，刘勰在《原道》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正说明了“文”与“质”之间的张力。确实，刘勰笔端欲写自然，但他所用的方式以及他所探讨的做法却常常是反自然的。此书中吴伏生对《文心雕龙》的探讨虽然着墨不多，却很有启发性。
顾明栋《中国阅读及书写理论：通向阐释学与开放诗学之路》（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A Route to Hermeneutics and Open Poetics）试图从阐释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读写观念作系统的研究，以验证建立跨文化的开放诗学体系的可行性。此书中也不乏对《文心雕龙》的引用和阐述。比如，他引用《神思》篇来讨论言意关系；认为《体性》开篇“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的说法可与胡塞尔“意向性对象”（intentional object）的说法遥相呼应；《知音》更使刘勰对“从读者返溯作者的意向”成为可能。总的来看，本书共有10处引用或提及《文心雕龙》。
另外，闵福德（John Minford）、刘绍铭（Joseph S. M. Lau）合编的《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部十分独特的文集。编者结合纵向的时间顺序和横向的文类顺序，收录了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只有第一章单独讨论汉以前的中国文字，主要收录海外汉学家关于文字、甲骨、金文、书法、文字符号等内容的论文。这部分的第一篇选择的是施友忠翻译的《文心雕龙?原道》的前半部分。由此可以看出，编者认为《原道》是讨论中国文字历史起源的重要篇章，故借《原道》来论汉字的起源和意义。该书第十五章为早期中国文论，编者以“文心雕龙”为章名，同时选录了黄兆杰翻译的《神思》篇，可见刘勰《文心雕龙》在编者心中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第二节 关于《文心雕龙》的学术论文
除了专著之外，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也不少，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
一、以《文心雕龙》或刘勰为主题的论文
最早一篇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要算施友忠发表在《亚洲学刊》（Asiatische Studien）1953年第7期上的《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 in Liu Hsiehs Wenhsin Tiaolung”）。此文通过分析刘勰对儒家的态度，来说明刘勰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1973年，他又在《淡江评论》上发表了《刘勰的有机整体观》（“Liu Hsiehs Conception of Organic Unity”）。文中提出刘勰在构建自己的文学体系时，使用了一些贯穿全书的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将文学创造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施友忠通过对《附会》、《总术》、《神思》等篇章的分析，指明有机观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指导，对“风骨”这样有争议的重要范畴进行解释。
同年，《淡江评论》上还刊载了另一篇有关刘勰和《文心雕龙》的论文，题为《经（古）典主义者刘勰和他的通变思想》（“Liu Hsieh as a Classicist and His Concepts of Tradition and Change”）。作者纪秋郎指出，他所说的古典主义与韩愈之古文运动的古典主义是不一样的。刘勰溯古的主要动机是审美的，而非教化的，他虽然原道、征圣、宗经，所关注的却是圣人经典中的文学因素。因此称刘勰是古典主义者并不意味着说他是复古主义者。纪秋郎指出，前人解释《通变》时常常忽略“变”，把刘勰当成不折不扣的复古主义者，实际上刘勰的通变思想衍自《易经》，尽管他处处标榜承袭经典，他在关心经典存留的同时，也强调自由和变化。后来，纪秋郎又发表了《风骨：跨越历史和读者的桥梁》（“The Concept of FengKu: A Bridge Across History and the Reader”）和《刘勰“神思”的积极和消极力量》（“Liu Hsiehs Shensi: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pability”），对《文心雕龙》中“风骨”和“神思”概念有较详细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