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胡先生 整理 曹晓波
1976年的9月20日，我走在哈尔滨的街上，寒风凛冽——能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我去大连的那一天，正好开毛主席的追悼会。海轮开出上海港没多久，又返了回来。海上信号不好，看不成电视。那一天，这是整个国家最大的大事。
我也有自己的大事，在哈尔滨找一个能决定我命运的人。我想得简单，三个月，办好户口转移，回杭州过一个舒舒畅畅的春节。黑龙江军区大门口的警卫拨了电话，有人出来，带我到了一个办公室。他说周政委去北京了，问我是特意来的，还是顺路。我想了想，说是顺路。秘书留下了我的信，留下了给周政委的茶叶，一杯水都没让我喝。
哈尔滨城内朔风四起，我一下子掉进了冰缸，我是特地来找周政委的。七年了，鱼有鱼路，虾有虾缝，我下乡的依兰农村，大多数知青都返回了浙江。我的亲戚要我找省军区的周政委，先调到黑龙江地质队，通过关系再把户口转回杭州。不知道周政委什么时候回来，我只能先回依兰。我像一只反季的候鸟，人家冬天往南，我却回到了东北。杭州的九月暖如初夏，哈尔滨已经开始飘雪花了，我脚上的皮鞋，像是一双套鞋，挡不住地上的寒气。
在依兰县城的饭店，我叫了几个菜，要了一盅白酒。
窗外，饭馆的幌子在风中“啪啦啦”地飘，越看越像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啊？户口，对于当年的我，是一切都能够定下来的灵魂。离开杭州以后，我还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我是讲究吃的，同桌的一个人，不知道在等什么，瞪着眼把当我阔佬看。他也不怕陌生，拿起我放在桌上的眼镜，反反复复研究。
当年，这叫蛤蟆眼镜，在杭州的年轻人中也刚刚时兴，镜片上的商标都还在。这老兄放不落手，我看了戳啊。我说：“你要喜欢，拿去，送给你。”那人捏牢眼镜笑得合不拢嘴，他说：“兄弟是老浙？”他说他是赶马车的，又问我晚上住哪。我说：“没想好。”他说：“你要是不嫌弃，住到我家去，离县城不远。”
去就去吧，我这个人也是蛮要朋友的，就叫服务员再添一只酒杯。
那天晚上，在他家的热炕上，我讲了大冬天回来的原因。他一听乐了，说：“老弟你别愁，撞在枪口上了，你们公社的翟书记，和我铁了，每年我都要给他送煤去的，过几天，我和他讲一声。”
这种人我也是见多了，小酒盅一捏，把所有问题自己扛。第二天，我回到阔别四年的大队，这事就扔到了脑子后头。老乡们谁也弄不懂我大冷天回来干啥，大队支书姓刘，他说：“小胡，你回来干啥呢？知青那屋，炕也没整，墙也没糊，又没现存的柴禾，要冻坏人的。这么着，你要不嫌弃，睡大队部吧。吃，就上我家，大叔家有啥你吃啥。”
东北人的热情，没说的，那几天，老乡接二连三地叫我去吃饭，没人叫的日子，我都懒得起来。
记得下乡的第一年，也是这个季节，我勤快啊——
秋收以后就参加打场，大豆、谷子堆满了一场地，整天赶着毛驴拖碾子。那时候，都说知识青年大公无私，晚上在场地上看管粮食的，往往也是我们。有一天我看上半班，也就是九点来钟交接，我往村里走。这一天刮“大烟泡”——去过东北的人都知道，漫天盖地的风啊，呜呜的，卷着大雪。雪又干又硬，打在脸上，鞭子抽一样，火辣辣，走路都不敢睁大眼睛。
场地在村东，不到一里地，我顶着大烟泡往回走。后来越走越慌，十多分钟的路，我走了几十分钟，还没看见村子的影儿。鬼打墙了？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完了，我连连叫自己的名字，我告诉自己不能停，一停就要冻坏的。我仔细辨认了方向，继续走，走得筋疲力尽，两腿发软，身上都忘了寒冷。
这时我看见了一个草垛，秋天老乡打草时留下的，也顾不得死活了，背着风，钻了进去。我哪里敢睡觉哦，眼看着大烟泡呼呼地在地上滚，一直滚到东方发白。听到鸡叫，我腿都直不起来了。抬头一看，村子就在眼前！
整整七年过去了，其中的三年，我在浙江农村的社办企业里混。现在要想再回到做知青时的干劲，不可能了。有一天傍晚，我在炕上，支书老刘一进来就蛮激动地看着我，他说：“小陈，你和翟书记是什么关系？”我看着他的老脸，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老刘说：“翟书记打电话来，要你去一趟呢。”我这才想起那个赶马车的。那时候我有多呆都不晓得，我们这个大队离公社最远，十八里路，我等不到第二天了，赶紧上路。两只脚拖到公社，天都黑了。
翟书记还在开会，后来我才晓得，他以前是县委宣传部的干事，三十出头，来公社才两年。他问我：“回到大队想干点啥？”我说：“想迁户口。”他说：“迁啥户口？你看，不少知青在这里都干得好好的，回去干啥呢？好好干，入个党，提个干吧。迁户口，我还真没辙。”
我说：“入党不行啊，家里成分高了一点。”翟书记说：“那先找点事吧，人武部，怎么样？”
他拨了一个电话，来了一个人，他说：“邱部长，这是杭州知青小胡，你看有啥合适的，让他干起来。”
就这么简单，我就在公社留下了，吃食堂饭，住招待所。第二天起来，就去人武部。哪里晓得这姓邱的对我不冷不热，只打了个招呼：“喔，来了。”接下去，没下文了，也不说具体干啥。没招，只好在公社大院里瞎转。那时候，在公社混饭吃的杭州知青还有几个——广播站的、水电站的、学校的、给翟书记当通讯员的，还有民兵队的。到了年底，都拿着出公差的条子，回大队算工分，算得比种地的“全劳力”还要高。大家见了面都说，在这里混一天算一天。
我们大队还有一个杭州知青，也在民兵队。民兵队好像不归人武部管，有点公安的味道，专对付那些摘瓜偷粮、赌博、上别人老婆炕但够不上犯罪的“刁民”。民兵们晚上出去巡逻，专溜人家墙根，哪家窗帘没拉严实瞅哪家。东北人睡觉好光屁股裸身，头冲里，脚朝着窗户。还真逮着上别人老婆炕的汉子，抓回来，面朝着墙站立。老乡们称民兵是“虎×”，真的是六亲不认，想到打了，脱了裤子，光屁股摁在墩子上抽板子，嗷嗷直叫，白花花的屁股，一下子红不溜秋。后来还当真打死过一个。
我这个人心太软，干不了这一行，遇到这种事，我看都不忍心看，哪里有牌局我就钻哪里。邱部长常在翟书记面前说我，有事找不着，没事总在眼皮底下瞎晃悠。后来我才知道，这家伙一直以为我在翟书记身上下了工夫，见我屁都不给他朝贡一个，就把我晾起来了。
我又不想当官，你不要我干，我还不想干呢。有一次赌了一口气，我连招呼都没和翟书记打，回了生产大队。回到大队后，看见亲戚寄来的信，要我不要再去哈尔滨找周政委了，自从他到北京去开会，一直没回来过，据说他卷进了当时的政治漩涡，被押起来了。读完这信，我呆了半天，迁户口的这一条路，就这么死了？
闲着没事，我想四处走走，看看附近几个大队留着的杭州知青。那天我刚走出村口，正巧刘支书陪公社的干部沿村道走来。翟书记晃晃悠悠走在前面，他老远看见我了，说：“小胡啊，你怎么回来住了？”我说：“我不干了，老邱总让我待着，没我事啊。”
这一天，翟书记叫我和他一起回到了公社。下了车，他就把姓邱的叫来了，板着脸说：“邱部长，难道我们这么大一个公社，还容不下一个杭州知青？一个孩子，千里迢迢来我们这儿，也不容易啊。”老邱听了这一顿训，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叫我管“犯人”去了。
关“犯人”的院子离公社有两里多地，在一个路口，孤零零的两间房子。关在里面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够不上蹲县里的大狱，又不是民兵队里的“虎×”打一顿就可以放走的。十几个“犯人”，大半是外地的盲流，戴着铐子。白天有人做饭，晚上由我负责带人守夜看管。去那以后，我的心压根儿也没放在那里，整天在公社里瞎混，有时也和翟书记打打牌，喝喝酒。翟书记和那些没文化的土干部不同，谈古说今，还蛮合得来。说实在，翟书记也因为我们这些老浙，吃到了不少杭州的东西，没我们，有些烟酒，他听都没听说过。
混的时间一长，公社的干部，只要好说，我多少也送他们一点杭州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喜欢交朋友，这一辈子，成也成在朋友上，败也败在朋友上——公社有一个民政助理，我给他一瓶西凤酒，他高兴得不得了，说自己手上也没什么权，只管一点补助布票和粮票。抽屉一拉开，乖乖，都是整本的，全国通用，随我撕。我寄到杭州，要是卖钱，一次都能卖上好几十块。
日子长了，大家都混熟了。你要是一本正经地做人，人家都防着你，你活得越随便，越吃得开。我也成老油条了，天天去值班，谁受得了？我说人手不够，想找个帮手。翟书记说，找一个就找一个呗。我又找了一个杭州知青，也不用老邱付工资，他也吃不落得罪我。我找来这人叫老虎，家里也是没门没路，七年了，还在地里混，顶老实的，办事认真。有时候我陪翟书记打牌，深更半夜，也就不回去值班了，“监狱”交给了老虎，蛮放心。
有一天，陪书记连喝酒带打牌，又搞得很迟。我懒得去值班，在招待所里找了一个铺，刚摆平，迷迷糊糊就听到有人在敲窗玻璃。我眯眼一看，是老虎。我以为他要叫我去调班，假装睡熟，不响。哪里晓得他穷凶极恶地敲，开了门，他一进来就说：“不好了，不好了，犯人逃掉了。”我一听吓坏了，问逃了几个？他说：“一个。那家伙半夜叫肚皮疼，要拉屎，我给他开了铐子。”东北那地方，哪怕是冰天雪地，拉屎都要出门，也没厕所，房子的北面，除了墙根就是墙角。这家伙一去就不回了，黑灯瞎火荒郊野外，到哪里去找？
我说马上找交换台，交换台就是公社的电话总机，电话进出全靠这门机子。交换台有人值班，女的。我说：“马上通知各大队，派民兵守住路口，有一个反革命正在逃窜。”那个时候形势好像很紧张，战备抓得很紧。一到晚上，每个大队的电话，都连着大队部的喇叭，一个一个叫开了：“各大队请注意！各大队请注意！……”
翟书记的家属还在县城，他一个人也住公社招待所。我到他屋里，叫道：“翟书记！翟书记！”他很不情愿地张开眼睛，说：“怎么啦？”我说：“不好了，出事了。”他一个激灵起来，问出什么事了？我说：“犯人跑了！”哪里晓得他眼睛一闭，头往枕头上一倒，说：“跑就跑呗。”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说啥也不干了。我说：“翟书记，我真的不想干了。”翟书记说：“你想干点啥？”我说：“我还是回大队。”“回去干啥呢？”他想了一想，说：“那你回去当副大队长吧，大队长要管生产，你干不了的。”第二天，我回到大队，支书老刘为此还开了一个干部会，会后又通过广播向全村宣布了我的职务。他说，小胡这次回来，是我们公社，也是县里在我们大队的办公室主任，这是我们大队的光荣。后来日子一长，村里的老乡都知道我了，官儿不大，级别不小，是上面来的干部。
我有时想想还是蛮得意的，有人说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混得不好，依我看，还是没有跟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打成一片，真的是吃香的，喝辣的。辣的是什么？就是白酒。那时候的人，活着的要求真的很低。有心计的，想往上挠的，后来不少都成了气候，当了大干部。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太少了，满脑门子想的就是迁户口，回杭州。
其实我们这个大队一点都不穷，一马平川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除了旱作物，还种水稻。出的单季大米，日照长，吃起来又香又软。据说八百多年前，金兀术打过长江，吃不惯南方的大米，专门派人从这里运。金兀术的出生地就在这附近，“演武基”这个地名，就是他从小练武的遗址。村子的北面是倭肯河，从东往西，十里河套。再往西，松花江，幽禁过“徽钦”两个皇帝的枯井，至今仍在江边。有时候我在河套边走，突然会想起这两个倒霉蛋，有家回不了，比比他们，自己的命也没好多少。
我到河套去的日子，往往是上面有干部来了。河套有渔晾子，就是打鱼人设下的芦苇篓子，这也算是倭肯河的一大特色。鱼晾子的鱼大半是给我留下的，鲜龙活跳，白水煮煮都鲜极了，一般的农民哪有闲钱吃。我一去，打鱼人准保会问，谁来了啊？是县里的还是公社的？从我回到大队，翟书记经常在这里召开公社的会议，有事没事总往我这里跑，后来他干脆“蹲点”了。县里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凡是想得出的现场会，都跑这里来开了。从县城来我们公社，这是第一个大队。村子不在公路边，下了官道还有一里多地的村道。哪怕喝得吆五喝六，不省人事，公社的人看不见，县里人的耳朵也传不到。
这大队除了位置的优势，还有自己的榨油厂，大豆现榨的，香。这豆油我也是随便拿，拿多少记一个账，年底折工分。供销社拿酒、拿糖也是记账。上面来的干部喝多了要住下，供销社还得拿被单。大米白面更方便，仓库钥匙就在我手上。队上杀个羊杀个猪，留多少肉也是我说了算，大冬天一放，能吃到来年开春。没肉的日子，上面来了人，我就挨家抓鸡抓鸭收鸡蛋，给钱？没有，夏天亚麻收割的时候算一次，再就是秋后算总账了。
当时的农民，大米白面豆油猪肉，放开肚皮吃，想都不敢想。我手上的肉、油，那一年春节，就是吃不光。要说当时的杭州，最吃香的“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也不过如此。就是这样，我满脑门盘算的，还是户口。有时候我在村里走，后面就有娘儿们在嘀咕，好好一个孩子，“白瞎”了。“白瞎”就是糟蹋，地道的东北方言，她们可惜我，可是她们哪里知道，我根本就没留恋过这种生活。
几年前有个乡党委书记给朱镕基写信，说农民苦，负担太重。他只说了一层，人为的这一层其实更重。黑黝黝的土地，扔一把豆子都能长出一大片苗来，农民的日子却好不到哪里去。我肥啊，陪吃陪喝不算，哪一个干部想要一点什么，还得冲我说小话。
公社知青办的吴主任，要过年了就来找我，他说：“小胡啊，搞一点大米。”我才不理他——公社这么多干部，就这小子没少喝杭州知青的血。你知道赵国华怎么死的？就这小子害的，他嫌赵国华给他的香烟太差，当着面就扔地上了。国华在金华老家办好了户口迁移证明，他就卡着不放。赵国华也是想不通，回去了以后，没几天，上吊死了。
姓吴的去找翟书记，老翟打电话给我，他说：“小胡，给他扛一点算了。”扛一点是多少？起码五十斤。一到年底，翟书记还要我押着马车往县里送豆油送大米。几个局几个科哪儿都不能拉下。哪个局长家里缺饲料了，一个电话，赶紧得送。一马车的玉米，一头猪都能吃上一整年。不过送也有送的好处，农业局一个电话打来，要我去领拖拉机，大型的，手扶的，我给队里一共开回来两台。支书乐得闭不上嘴，这两台拖拉机，都不用大队掏一分钱。
支书老刘一高兴就瞎嚷嚷，大会上称我是“合江地区驻我们村的办事处主任”。这回搞大了，一个妇女主任，一个大队副支书，负责我的个人生活，轮流给我的屋子打扫卫生。妇女主任是个小媳妇儿，贼白，比我大一点，火热的炕上穿一件薄衫，胡哥胡哥地直撩我。我一脑门子想的就是户口，对女人的事，只要有一点兴趣，肯定前功尽弃。
老刘就不同，看见像样一点的女人，小眼睛都直了。村里的娘儿们，他看中了，有招，一声通知，男人就支去上水利工地了，几天不回。大冬天的，好差啊，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男人乐呵呵地还要谢他，这娘儿就遭殃了。时间长了，也有明白的，可支书是村里的“大门闩”啊，谁敢得罪？支书老婆也不傻，老刘就推说在我这里打牌。“小胡啊，你刘叔昨儿晚上在你这旮打牌啊？”我说：“是的，是的，玩得很迟啊。”以前村里玩的牌都是手工做的，一手指宽，画上几万几筒。后来玩的是我带去的扑克牌，老刘玩上瘾倒是真的，但这家伙爱江山更爱女人。他常说：“小胡，留这里吧，啥不都是现成的？”
翟书记不回公社的时候，和我睡一铺炕。一喝酒话就多了，但不沾女人，他还想着往上升呢。五六十度的白酒，扯着扯着就喝大了。公社的通讯员赶来汇报工作，他睡着了，叫起来，眼睛还没睁开，嘴里在说：“说吧，说吧，我听着呢。”通讯员在念，他在被窝里又吱呼吱呼鼾上了。这通讯员也是杭州知青，后来翟书记调到县农业局，到老还是一个县局的官。这通讯员倒是做大了，当了省里的大官。
冬去春回，春去夏来，在东北，只有夏天才像真正的春天。一个冬天，夜长日短，和翟书记的交往，打牌唠嗑倒是占去了一半的时间。不过，迁户口的点子，翟书记也开始帮我想了，托人打听知青病退的门道，我也让家里想法子给我办理医疗证明。
松花江开冻了，大地返绿了，一年一度的杭州知青慰问团也来到了佳木斯。慰问团来这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身体不好的知青确诊病情，办理病退。消息传到我的耳朵，已经迟了。我赶紧找翟书记，他出面，医院给我出了证明，再到县知青办办理相关手续。这时候的县里，已不是一年前了，差不多的部门，我熟门熟路，只要嘴一开，什么事都能办。身体复查，可有可无。从大队到县里，一切水到渠成。一辆吉普车，把我的材料直接送到了佳木斯合江地区知青办。期间的经过，几乎没有什么好说的故事。
两个月后，当我接到杭州知青办寄来的准迁证时，一时间，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这一年里，我说，何尝不是功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