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沙祖康 整理 宗道一 朱礼盈 傅铮铮
沙祖康，江苏宜兴人，生于1947年，1965年考入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1970年分配至外交部，1971年赴英国伦敦留学。现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2002年以来担任第58、59、60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出席第55、56、57届世界卫生组织（WHO）大会（WHA），有力击败了西方国家的反华人权提案和涉台提案。人称“沙铁嘴”。
我妈一听，脸色就变了：“我怎么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呢？”——我一急，就想起了伟大的党
在我高考之前，母亲烧香向祖宗祈祷，千万保佑啊，不要让孩子考上大学啊。我们家里实在太穷了，孩子要真考上，就没法过日子了。
考试那天早上，我就吃了一块老南瓜，母亲用宜兴陶罐装了几片南瓜，给我带去吃，然后给了我几毛钱当来回路费。临出家门的时候，还递给我一双新鞋，说，第一次进城嘛，穿个鞋子，别让人家看不起。
我哪舍得穿这鞋啊，就光着脚丫子，在身上绑一根稻草绳，把两只鞋子扎上去，手里提个陶罐，背个破书包，步行到宜兴一中考试。等考试完了这鞋都没敢穿。怕穿了，今后就没了。
我们村有四个高中生去考大学，全都考上了。张志忠考上了苏州师范学院，史宪甫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还有一个姓蒋的考上了江苏的一个师范学院。我是考上了正宗的重点大学南京大学。当时，我妈一听，脸色就变了，一脸痛苦。“我怎么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呢？”但是我父亲很高兴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说：“小瘪三，还真行。”
痛苦和麻烦也随之而来了。入学通知书上说学费要九块钱，每个月伙食费要十三块五毛。还要自己带蚊帐、被子和一年四季的衣服。这下完了，全家六七个人就睡一张床，盖一条被子，你说到哪儿去弄条被子啊？所以，一接到通知，我母亲讲话就更粗鲁了：“毛主席，我们穷成这个样子，孩子上不起大学，要上毛主席自个去上吧。这个大学我们不上了！”完了以后，她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给撕了。幸亏没撕碎，还能拼起来，所以我特庆幸。
当时确实是很困难。我一急，就想起了伟大的党。
那时候，我们的人民公社书记叫吴海清。他说：“老嫂子，你什么事，这么难过？”我母亲就说：“这个小瘪三不知道怎么搞的，给他蒙上个大学，要筹那么多钱，怎么办？”我们这个公社书记，自己是给地主当长工出身的，当书记以后，深感自己没有文化，所以积极地支持农村的孩子上学。他现在还活着呢！他说：嫂子啊，别着急，贫下中农的第一代大学生，我们出点力吧，说什么也要帮助他。结果，通过他的努力，我借到了第一个月的伙食费十三块五毛，书费九块，还有我的路费。我就这样上大学了。
夜里我冷得睡不着觉，就起来做俯卧撑——为了省钱就不吃菜啦，就买两分钱的酱油汤——老师讲到“为资产阶级大开绿灯”，我就问：“老师，什么叫绿灯？”
那时候我睡觉是绝对没有垫被的，我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有一条被子。可南京最冷达到零下十一、十二度啊，夜里我冷得睡不着觉，就起来做俯卧撑，啪啪啪，做几个俯卧撑、仰卧起坐，打哑铃，热乎热乎地装进被子里，到天亮的时候几乎都是被冻醒的。后来，跟同宿舍里的同学熟了以后，晚上他们就把棉袄给我，喊一声，“小鬼，接住！”一件件棉袄就扔过来了。但你不能垫到下面去啊，只能盖在上面。第二天早上，他们起身全到我床上拿衣服。
到第二年，我有一点钱了，就花五毛钱买了一条草席。五毛钱对我来说，也是很重大的“政治决定”。第一年冬天，我是睡木板床的。
我每天早上起来跑步，跑了两年多，从南京大学过去的五台山体育场，跑上去再跑下来，完了以后再做俯卧撑、引体向上、爬竿，锻炼出一块块的肌肉。这样，我第一个学期就长了十一厘米，该发育了。十七岁，上大学还能“重生”呢！
起先，在食堂里排队买饭吃的时候，那个厨师看见我，说，哪家的孩子，瞎凑什么热闹啊？我说，我是大学生。他说，别胡闹。我那时候，小矮个，只有一米四十几，七十来斤，头发黄黄的，你说这哪像大学生啊，根本不像。一看就是个小学生，现在幼儿园的有些小孩都比我高了。过了一年以后，我就厉害了，谁还敢把我当小鬼啊？
那时我饭量特大，两碗饭都吃不饱。我现在的老婆，当年的同学，就吃二两，我是六七个馒头照样吃下去。吃完以后，冷水澡一洗，肚子又饿了。冬天我还洗冷水澡呢！我很能吃，没有油水。我为了省钱就不吃菜啦，就买两分钱的酱油汤。哗哗，葱花一放，几点油一飘，用酱油汤拌米饭吃下去。那时开始长身体了，个子“哗哗”就上来了。
我买了两本字典，英英辞典和英汉辞典，就是A 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和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花了九块多钱，不到十块钱，都是自己从伙食费里省下来的。
我这人上大学的时候用脑也是玩命的。在大学里，就学生的总体水平来说，上海的比较好。因此上海来的学生有时候不自觉地就流露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对农村里来的孩子不是很客气——穿着个破袍子，补起来的，背面还是花的，穷啊，成绩能好到哪里去？但是我在心里说：上海小瘪三，侬走着瞧，半年之内我不超过你，我就不姓沙！不就是26个字母吗，排来排去，有什么难的！我不服气，就把上海小瘪三统统比下去了。
我成绩很好，身体也不错。咱又不是笨的人，就是在农村里不用功了点，开发得比较晚了一点，红绿灯没见过。上毛主席的文选课的时候，老师讲到“为资产阶级大开绿灯”，我就问：“老师，什么叫绿灯？”老师给我讲了半天，城里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灯不能进，绿灯才能进，开绿灯就是放行，为资产阶级开路、放行。“那干嘛要红绿灯呢？”老师讲半天红绿灯，农村孩子还是不懂啊。那时候就那么孤陋寡闻，但是看书很用功，一看就懂。讲历史那是一套套的，什么书都看，红黄蓝白什么都看，但没看过红绿灯。
学英文，你还不能看英国人写的书，谁要看英文，就是不关心政治——背毛主席英文语录本，从第一条背到最后一条——上面在开批斗会，下面我就给他翻译过来
我上大学时成绩不错，但是很遗憾，才上了八个月，“文革”就开始了。那时候政治学习，整天要讲政治，《人民日报》社论一论突出政治，二论突出政治……给人的感觉就是学习成绩好的，肯定是“白专”，像我这样的人自然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幸好我家里成分好，世代贫下中农，所以政治上还抓不住我什么。但是那时候的学习气氛很不好，绝对不能看英文，谁要看英文，就是不关心政治。
怎么办啊？学英文，你还不能看英国人写的书。书店里有的就是《北京周报》翻译的文章，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是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还有张春桥写的一些书，以及一些文件，像“五一六”《通知》啊，包括后来林彪的九大报告啊。那些东西我都背啊，通过中英文对照看。
那时候我看过两本英文书，一本是越南的《南方来信》，Andony Strong写的，那英文是比较好的。还有一本是澳大利亚的共产党人写的。这都是要自己花钱去买的，钱哪里来？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北京周报》要好多钱，每周都要订，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够得到的学习资料，书店都没有书了。
后来，我开始背毛主席英文语录本。在我的印象中，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我都会背。有一句很难的英文，我到最后才明白：“We must see to it that …”这是非常难的。“共产党人务必什么什么。”这句英文非常漂亮，“We must see to it that…”翻译出来就是：“我们务必要，我们要确保要，我们要尽量努力使之成为……”这句话翻译很多，但是这个味道，英文味道重，它味道越重越懂。
我又自己考验自己：绝不用英汉字典查英文，全部得用英文查英文。整本毛主席语录全凭英文查英文查出来，完全是自学的，我基本上都记住。反正那时候就学习这些玩意。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是学英文，但学的是《毛主席语录》，看的是革命的报刊《北京周报》啊。你总不能说我是“白专”吧？
所以我开始学英文是这样的：广播节目讲中文，我就翻英文，“老中青”、“三结合”、“革命领导班子”，那些词汇熟了。“组织部”、“当权派”，那些词汇特熟了。那时候要当翻译，我一出来就能当翻译，特灵啊，这些词我早就背得烂熟了。政治书又特别熟悉。当时我看了中苏边界的情况介绍，边界的词汇也就会了，什么国际法啊、主航道啊，全会了。这为我后来当翻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练口语呢，那时两个人进行英语对话是犯法，是犯错误的，那就自己对自己讲吧。晚上，我一个人到操场四百米的跑道转圈，在月光下，用英文把一天所经历的事说出来，包括见到的人，和谁的对话。还有批判大会，会上谁发言了。比如今天张春桥到南京大学发言，会上他讲了哪几点，我就用英文归纳出来，自己来复述。还包括在食堂里碰到什么事、吃了什么菜。哎哟，这个菜名不会，赶紧查字典。今天去打球，和谁打，打了几分，输了，这比分怎么讲。尽量把自己一天的活动用英文陈述出来。自己对自己讲，放开讲，就这样自个儿练。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啊，很苦的，就这么自学。
学英文，将来肯定要搞翻译，我那时也没什么伟大抱负，冀朝铸就是我崇拜的对象了。一进大学看纪录片，就是陈老总1962年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冀朝铸做翻译，他声音很洪亮。嗨，那时我就下决心要成为冀朝铸似的翻译，我就要当这样的翻译。于是我就偷偷摸摸地自己学上了。上面在开批斗会，下面我就给发言人做翻译，发言人讲什么我就翻译过来，翻不对的就拿出字典来看看。我的英文就是这么学出来的，学得还比较扎实，兴趣也有，但更主要是考虑将来的工作。
我们那时候学打字，没有打字机。就在一张纸上画个键盘，自己背，背了以后在肚子上打，躺在床上打。《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啊，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等到大学快毕业，1968年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给班里的同学上英文课了，给他们讲报纸文章啊。复课闹革命嘛，红卫兵要请人来上课。因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全都被打倒了，不能用了，那就只好自己来教，那就是看谁学得好，谁就负责给学生上课。因为我是自己查字典查出来的，自己背出来的，所以我的学习体会很深刻，给大家讲课，他们特理解，课上得比老师都好。
有一位秘书就是这样，学了四年，成绩还不错，可是起草的英文恐怕得从头改到底——“三农问题”，我就翻作“farm、farmer、farming”，不是特地道吗？
学英文很痛苦啊。那时候学习英文都是“政治错误”啊。现在学习条件多好啊！我就不明白这些孩子们，整天让你学习，有录音带、录音机，还有课本，可是英文学得还是不行，最起码的东西都不行。
像我们这些人，正式上课就八个月，有谁教呀？都是自学的！英文最难的就是虚拟语态，那绝对都是自学的。我们的语法是非常严谨的，每一个动名词、副词概念解释都记得非常清楚，在什么场合下使用，都是自己硬记的。所以，写出来的文章绝对是规范的。
可是现在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说他不会吧，他也能讲，平时也挺溜，看看电影也能懂，但是一到文字上，特别是做非常严谨的法律文书、公文，就不太行了。文字的准确，法律、政治的敏感性，句子和一些副词的使用，我觉得比较差。尤其是对外交文书、正式场合用语这些方面，缺乏研究。可他胆子还贼大，感觉还特好。有一位秘书就是这样，学了四年，成绩还不错，可是起草的英文恐怕得从头改到底。他弄出来的东西，我一看就撕掉了。到现在，我还得自己审稿、定稿。
我们没什么条件，完全是“处理品”再“加工”的呀。但越是在刻苦的条件下就越是想学习。条件好了也容易松懈，就没这个精神了。我也不算是最好的，但至少英文对话、电视现场采访、任何地方发言，我都不用稿子的，全用英文。我现在看电视看到好的句子，还要背两句——哎，这个说法好，这个用法比较好。
比如“三农问题”，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的。那天记者招待会，我也听听“三农问题”是怎么讲的。翻译室翻出来的嘛，说是“agriculture issues（农业问题）”。那“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怎么讲呢，很难翻。我就翻作“farm、farmer、farming”，“farm”不是农村吗？“farmer”不是农民吗？“farming”不是农业吗？这么翻译，不是特地道吗？
我和她很长时间没见面，碰面的时候，目露凶光——“你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就不老实呢？自己不好好反省，还穿针引线当红娘。不对啊！”——我们俩解放军书包一背，红卫兵帽子一戴，军装一穿，皮鞋一套——啊，大学毕业了
那时候，我们同学之间，有所谓的“一帮一、一对红”，什么叫“一帮一、一对红”呢？从学习上讲，我们叫speaking pair，练口语的。我学习成绩还可以，是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之一。因为我的中学老师非常好，所以我的发音很准。我夫人刘谨凤是南京人，这个L和N分不清。她老是把“南京”念成“兰京”，把“南方”念成“兰方”。所以，组织上就安排我给她纠正一下发音，她呢，就在政治上帮助我，帮助我入团。组织上说，我这个学生就只知道学习，不关心政治。你说农村孩子关心什么政治啊？一进大学，老师问，你长大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的理想就是把Radio Beijing听懂，学好英文就行了，没什么其他的理想。
这样一来，我和她就有比较多的接触机会。她从小就是干部，小学里就开始当干部，中学在女中也一直是干部，大学也是，天生就是当官的料。我呢，天生就是搞学习的。她在大学里是宣传委员，负责帮助政治落后的学生。我觉得我这个人挺“红”的，她老觉得我是“白”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没谈什么恋爱。
“文革”开始，学生分成两派。刘谨凤是“红总”的，我是“八二七”的。开始她是保守派，当干部的，看《人民日报》长大的，基本上都是保皇派嘛；像我这种人呢，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天生就造反。所以参加了“八二七”，还当了红卫兵小头目。这里的界限非常清楚，我夫人跟我是对立的。
尽管我们没有谈过恋爱，但是曾经“一帮一、一对红”，有很好的友谊基础啊。很长时间没见面，碰面的时候，目露凶光，两条路线是阶级斗争的对立，没有调和的余地。一个是革命路线，一个是错误路线，只有斗争，哪能投降呢？后来我发现简直就是瞎扯，是不对的。
当时我已经当上了我们外语系学生一派组织的头头了，负责去查1921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所有国民党的报纸，一份一份查那些叛党声明，剪下来，审查那些老干部。就是那段时间，我把南京大学图书馆里的书翻了个遍。整天就看参考书，我有个特权，是领导啊。就是看书，偷书不算偷，拿回家就看呗，管他什么书。所以那些苏联的书乘机全看了，批判什么看什么，结果看了很多很多书。
我和夫人就是因为批斗才接近起来的。原来是对立派，后来就好了，界限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后来我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南京大学外文系党总支书记叫蒋克，他给我们讲过课。现在八十四岁了。我们认为他是“走资派”，就把他关押了起来。关押以后，要派个红卫兵看守他啊，就派我夫人去了。
蒋克人挺好的，对刘谨凤说：“你觉得小沙怎么样？”“小沙挺好的。”“这小伙子挺有出息的，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也给我通气，说：“你大学快毕业了，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我说：“我没空，你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就不老实呢？你自己不好好反省，还穿针引线当红娘。这个不对啊！”但是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觉得还不错，刘谨凤本来就挺好的。我后来说，可以考虑考虑，无非是大家见个面嘛。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谈恋爱，首先讲究历史清白，我们俩家庭出身没问题。至于个人表现嘛，大家在一起也都很清楚。我就跟她讲，行不行，一个星期之内答复我，我还要学习呢。结果人家同意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你爱我、我爱你，没有那种表白，那时候都不好意思说。我也搞不清楚那时候我们有没有一起看过电影。
我们俩解放军书包一背，红卫兵帽子一戴，军装一穿，皮鞋一套——啊，大学毕业了。
（参加采访和整理的还有：徐苗、袁红、金筱、孙芳、郭凡凡、倪钰和朱娜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