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中，“国家—社会”是一个经典的研究框架。毋庸置疑，“国家—社会”研究框架对研究中国社会不可或缺，（1）但是它静态的、结果取向的弊端使得我们在研究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时，需要一种崭新的视角——注重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视角的作用机制在于：重视从底层认识高层，从日常生活认识复杂的权力运作；用类似于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将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历史放在一起认识，去认识现存生活的历史意义。（2）
正如乡村研究学者贺雪峰等人所言，一旦进入实践领域，村民自治制度文本的局限很快就被突破。学界不仅要理解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的命运，而且不得不关注起农村社会本身的运作逻辑，关心农村社会是如何自下而上地去接应那些自上而下的制度的过程及其中发生的意外。（3）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将视角从自上而下转移到自下而上，去发现在日常生活和底层场域中的农民是如何卷入转型期乡村治理的过程的。
一般而言，农村社会转型的机制性动力来自于制约乡村发展所形成的各种参量，如行政指导、市场渗入、传播交往、基层行政的功能、乡村干部、经济生活的组织水平、农民的文化与物质能力及参与合作倾向等。（4）相比之下，学界对于传播交往方面的研究远低于其他方面。从词源上看，传播（communication）与“社区/群（community）”具有天然的联系。社区之中的活动依靠着传播传递信息，而社区中传播的信息同时也对社区的维持以及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居民在社区中生活只有传播才能交互相关的信息得到相互的认同。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人民凭借他们共享的东西在社区里生活。传播是他们的已拥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他们必须共享的事物有目标—信仰—抱负—知识，即一种共同的认识？？这些东西都需要传播。”（5）在一个社区内，认同的形塑过程其实也就是传播的运作过程。人们从社区中吸收和攫取文化特质以形成集体共识，就是透过传播的机制，借由符号的传递与互动而渐次形成。而每一个成员的活动，也经由转换成各类象征符号，传递和储存在社区的集体记忆之中，并形成新的认同。（6）换言之，传播即是一种社会互动，传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是生活于社区中的人们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在乡村传播语境中，农民的传播不仅关乎其价值认同、集体记忆和利益表达，也联结着农村共同体的建构及良好秩序的形成，更关系到社会的治理。
本章所关注的是乡村治理的视野下，乡村内部中农民之间、农民与乡村精英之间、农民与国家之间进行传播的关系和行动的逻辑，所要展示的是底层的传播与基层政权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对乡村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章所欲探究的问题包括：
（1）基于我国农村的传播秩序和权力结构现状，农民有着怎样的传播逻辑？农民之间的传播行动处于何种状态？农民之间有哪些冲突以及如何调解？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传播对乡村治理有何影响路径？
（2）农民对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的传播行为是如何评价并做出反应的？农民与精英的传播影响乡村治理的机制是什么？
（3）农民如何通过国家（包括大众媒介）获取信息？农民通过何种途径向国家进行意见表达？农民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乡村的治理？
（4）如何创造和优化农民的传播环境与传播能力，从而对乡村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一节 疏离与传播：“农民-农民”的互动机制
农民是乡村传播和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构成乡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个因子。“村庄的治理就是公共权力在村庄管理者（即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村民群体之间的结构性分配”。虽然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话语权和传播影响力，但由于农民庞大的基数和其作为乡村传播基本组成元素的地位，农民之间的交际与沟通会对乡村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农民—农民的传播与乡村的治理有着直接而意义深远的关联。
研究农民之间的传播关系首先要了解我国现有内生秩序的变革以及农村社会关联状况，了解农民的认同单位和行为逻辑。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是村庄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因此，本书前一章阐述了乡村精英的传播，而本章将立足于普通农民，建构农民视角的乡村传播图景。
在我国农村熟人化社会向半熟人化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村民次群体进行分化与重新结合，农民之间的传播也面临着全新的话语环境和权力分野。现有的农村基础结构和内生秩序有何变化？在新的结构背景下，农民有着怎样的传播逻辑？农民与农民的关系处于怎样的状态？农民与农民之间有哪些冲突以及这些冲突是通过何种路径得以解决？农民之间的交流状态与矛盾冲突又将如何作用于乡村的治理？
一、农村基础结构与农民的传播逻辑
“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指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基础的农村内生结构，也就是我们所指的村庄社会关联的状况。”（7）内生权力结构是相对于外置权力结构而言的，村庄自产生之初就具有公共性质，在国家权力无法直接渗透到底层的乡村社会的背景下，村庄治理就是建立村庄内生权力结构并以此为据处理村庄公共事务、维系村庄公共关系。因此，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就代表了农村的权力分割，也就决定了农村传播秩序的角色分配。可以说，村庄作为基本的认同和传播单位决定了国家基层治理的效率，而村庄的内生秩序和基础结构则影响了国家底层传播的状态与格局。
1.我国农村基础结构与内生秩序演变
走进乡村场域，便会发现，当代中国农村已从“乡土中国”走向了“离土中国”或“新乡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人口流动限制的降低，使得农村因为出现了庞大的人口流动量而引发了相应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同时，近年来出现的乡村合并，使得行政意义上的村庄加剧了从“熟人社会”转化为“半熟人社会”的速度。国家对个人致富的鼓励和集体经济在农村的消退，使得农民致力于个人利益的获取而日渐缺乏关注公共利益的热情与耐心，这些都对农村的社会互动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民的社会交往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正如案例1和案例2中农民的想法，“都各顾各的”、“很多不在家”、“相安无事就好”，农民之间交往减少，农民与农民的关系处于弱联系状态。
[案例1] D镇Y村村民
大家都忙着自己赚钱，年轻的都到外面去了，好多都不在家，我们年纪大的就在家种种地，也都各顾各的，就住得近的或者地（指家里种的田地）挨着的平时见得到，见了说几句话，其他的都不怎么见。
[案例2] D镇D村村民
现在村与村都并起来了，乡与乡并，大的并小的。同村的都不一定知道谁是谁，有的都不知道村干部是哪个，干部也不跟群众开会了，感觉像是关起门来各过各的。现在留在村里的都是岁数大的，村里贴的材料，我们也看不懂。只要跟别人（包括村干部）相处好就行，不要产生不必要的矛盾。这个就是说，“宁可朝廷负我，我不负朝廷”，相安无事就好。
贺雪峰提出，根据农民组织能力这个维度，我国农村社会形态可以分为三种：存在强有力宗族组织的农村、大型宗族组织已解体但小亲族群体仍然普遍强有力存在的农村以及大型宗族组织解体且小亲族一致行动也很弱的农村。我国农村现在大多介于第二种状态与第三种状态之间，原有的宗族势力衰落，小亲族势力部分存在，超家庭的结构性力量瓦解，基本组织行动单位以家庭为主，而且家庭结构也有核心化倾向，家庭规模有所减小，内生秩序发生变迁，基础结构进行重组。
此外，在回顾我国农村基础结构与内生秩序演变时，我们不得不关注乡村人口的流动性。在古老的乡村社会，农民依田而生，种地收粮，农民收入大都依靠出售粮食或其他作物，农民的职业和生活紧紧锁定在乡间的土地上。而随着工业化进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劳动力出现不平衡，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大量农民离开乡村、离开土地，成为“农民工”，如案例3中，农民提到，“村里年轻人都出去做工了”，“年轻的嘛，都是往外跑”。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对我国农村的内生秩序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农村常住人口基本集中在老年人群体、妇女群体、儿童群体，农村家庭呈现空壳化状态，案例4中颜大爷谈到农村普遍的“老人带小孩”的现象，“像他们这样孩子父母不在身边，而由老人带小孩的家庭在村里很常见”，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和农村家庭的空壳化，农村社会的原子化和疏离感进一步加剧。
[案例3] D镇Y村村民
村里年轻人都出去做工了，现在哪有在家的呀，都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在家，他们有的去外地打工了，有的就在镇上或厂里，白天也都不回来？？旁边家大儿子儿媳妇都半年没回来了，在外地呢，把孩子舍到家里，给爷爷奶奶养。年轻的嘛，都是往外跑，现在还有几个在家种地的呀，能出去就出去了。
[案例4] D镇Q村村民
颜大爷的孙子现在13个月了，颜大爷每天都会带小孩出来玩，小孩子在家里呆不住，孩子的爸爸妈妈到外地打工去了，颜大爷说，像他们这样孩子父母不在身边，而由老人带小孩的家庭在村里很常见。颜大爷的老伴认为小孩还是改由小孩的妈妈带比较好，更有利于小孩子的成长，但现在因为家里年轻人都要忙着赚钱，所以小孩只好由老年人养了。
在走访过程中，农民普遍反映说现在农村中“各家种各家的田”“各人忙着赚钱致富”。面对着公共生活的衰落，贺雪峰等学者指出，农民家庭关系的日益理性化，孝道的日益衰落，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公共生活日益萎缩，公共舆论日趋无力，村庄社会日益灰色化，这些都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8）总之，随着工业化发展、城乡交流日益密切，我国农村基础结构与内生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村组合并、人口流出等现象的出现也推进了农村社会交往的变革。大多数的村庄，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村干部之间产生了一种弱联系的互动。“半熟人社会”、“原子化”、“弱联系”成为构成我国农村的内生秩序与基础结构的要素和关键词，也奠定了农民传播逻辑变革的社会背景。
2.原子化村庄中农民的传播逻辑
（1）农民传播行动单位
“在经济条件、生产和劳动力的社会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民行动单位会有所偏离。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家庭行动会上升为集体行动；在家庭经济条件变好的情况下，个人行动可以独立于家庭行动。”（9）就农民之间的传播而言，农民的传播单位主要有三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村民小群体、家庭、村民个人。
首先，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村民小群体往往形成于村民与乡村精英产生矛盾，处于权利劣势的村民就会由于利益共同点，暂时性地组成统一行动单位，向利益对立方或者利益第三方（如上级纪检部门、媒体等）进行信息传播与对话互动，如案例5中，村组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减少了农民的收益，因此农民成了“三人小组”的村民小群体，试图通过“上访”，希望借助更高级别纪检部门的行政干预，然而，农民还没落实上访，村干部就进行了妥协，村民通过成立小群体组织与乡村精英进行对抗。
[案例5] X镇X村村民
这个是关于村里塘口收益分红的问题。我们村几年前把土地集中起来搞塘口给人承包养殖，但是有几个组在资金投入和效益分成上与其他组不一致。这几个组的村民在分成中只得了小头（拿三成），而组里得了大头（拿了七成），那老百姓就不太满意。后来他们就跟组里的干部谈条件，不是很顺利。后来老百姓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找人就这个事情写了材料，准备去上访。这个事情当然是被组里的干部提前知道了。那他们就继续谈条件，老百姓要求一是分红比例重新调整，二是组里的道路问题要解决。谈完之后，现在是五五分成。
其次，农民以家庭为行动单位是农村现有权力格局下最常见的现象。邓大川认为，“农民以家庭为行动单位，家庭是农民行动的主体单位。农民行动从属于、服务于、独立于家庭行动，各个阶段循环往复，交替前进。”随着农村社会原子化、陌生化的发展，农村里“家庭界限”区隔地越来越明显，农民们都是管自己家内部的事情，而不乐意插手别人家的事务，甚至小亲族内各小家庭之间的关系也相对淡漠。案例6中村民反映，现在邻居不会帮自己家种田，“你家里赚钱，叫我替你打工啊！自己的家是家，别人的家就不是家了”，农民对于“自家”与“他家”进行严格的区别对待，农民获知的有价值信息愿意与自家人分享，而不愿透露给他家人，农户之间的冲突也以家庭为单位，“我家的羊踩了你家的田”“你家盖的房子挡住了我家的采光”，虽然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使得农村家庭成为“空壳家庭”，但“家庭”依旧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传播行动单位。
[案例6] X镇F村村民
我觉得现在农村就是缺少人情味，人情味太淡。我们过去十几年前，像我老公在外面打工，家里田多啊，种不过来就有人帮忙，现在请都请不到，你家里赚钱，叫我替你打工啊！自己的家是家，别人的家就不是家了，都是只顾自己家的事啊，什么要倡导的尊老爱幼啊，互敬互爱、邻里和谐啊，（现在农民之间）都不那么明显了。
第三，农民以个人为行动单位主要在于出现家庭内部矛盾时，在家庭单位内部发生，比如发生婆媳矛盾、子女不赡养引起的两代矛盾、兄弟分家不公引起的矛盾等等，这时农民以个人身份进行传播与反馈，同时往往拉入其他家庭成员站在自己的利益一方。但总体而言，农民以个人为传播行动单位并不是农村传播现象的常态，农民带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传播并未成为主流。
（2）农民人际传播的私利化趋向
贺雪峰曾总结中国农民行动的一般逻辑，“农民的行动一般以家为界线，凡是自家的事情，也就是私人的事情，农民会做得很好，而公家的事情，则与己无关。”费孝通认为，“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就农村人际传播而言，农民会主动接收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村民和亲友进行人际交流，并根据自己的立场作出支持或反对的态度，甚至进行相应的反馈，如案例8中，村里卖地的钱关系到每位村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村民十分关心，认为“安置费”是巧立名目，他就此“问了好多人”，还让村里的大学生帮他们查法律，农民往往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信息进行积极主动的人际传播；而对于那些跟自己私利无关痛痒的信息，农民采取回避或漠然的态度，如案例7中，农民的思维逻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他们不害到我头上，我就不管”，“邻里家的事，我们哪管得过来”，他们不会主动去了解信息，甚至信息传达到自己，也只是表面上的应和而已，一般不会形成有效的人际传播，这种私利化倾向已经成为我国农村人际传播的特点之一。
[案例7] D镇S村村民
现在的干部整天打牌，一个月也就开一两次会，跟我都没什么关系。只要他们不害到我头上，我就不管，现在不都这样嘛。还有邻里家的事啊，我们哪管得过来，都是关上门自个处理，现在农村人也不是很多啦，也没那么多矛盾，各顾各的了。
[案例8] D镇J村村民
村里卖地的钱按人头来分的，户口不在就没有，我们家就我老太婆一个人分到了。这个安置费也不够老百姓生活，说白了一点这个东西就叫做“愚民政策”，这个钱本身就是土地卖的钱，所说的“安置费”就是巧立名目，实际上还是卖田的钱。我问了好多人，就是这么个事，反正是我们老百姓吃亏，我们老百姓都互相说这个事。我觉得挺不公平的，我们让村里大学生帮我们查法律，也没有相关的规定，我看就是他们（村干部）自己瞎搞的。
（3）农村公共空间的传播机制
黄俊华在《乡村传播工具的变迁和乡村意义的解构》一文中提到乡村“话场子”的萎缩，“农民们在吃饭或者是农闲时，聚集在村中某处，围坐在一起聊天，交流一下村里的家长里短、村外的最新消息，北方人把它叫做‘话场子’。”话场子其实可被看做是公共舆论空间，农民在此进行人际交流，这是一种空间公共化的、可自由退出的交流机制。案例9中的“理发店”、案例10中的“村口”、“小卖部”等，都是农村典型的“话场子”。
[案例9] W镇D村村民
村里有一个理发店，但年轻人都在镇上更时尚的理发店理发，外出打工的人都在城市理了，本来经常在村里的人都不多，所以村里的理发店主要是老人小孩去，生意挺清淡的，也很少有村民聚集聊天，理发店经营的也比较自由，有时候老板有事了也不开门，想开门就开门，挺随意的。
[案例10] W镇L村村民
以前的时候，吃完晚饭大家都是到村口那说话的，夏天就拿个蒲扇，冬天就抄个袖子，可热闹了。后来有了电视，好多人到有电视的人家去看电视，后来好多家都有了，都在家看电视的多了，出来玩的少了。现在住在村里的人也少了，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了，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有时候会出来玩玩，就在村口啊，小卖部啊，碰到人说说话，反正说的少了，还是以前热闹。
作为话语传播中介的话场子是农村信息传播的公共空间和话语平台，是村民们交流信息、形成公共舆论的重要语境，也是乡村“熟人社会”的重要体现。而随着大众媒介在乡村的普及和乡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乡村人际交流减少，收看电视节目更多地取代了村民们在村头小卖部、理发店的闲聊，电话和手机的应用减少了村民们互相串门的兴致，“出来玩的少了”、“反正说的少了”，农村话场子的功能日渐衰微，乡村人际关系更加远离“熟人”特征，人际传播活跃程度大大降低。
（4）集体活动：庙会和村民会议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加剧和农村内生文化的衰落，农村集体文化的发展劲头被削减，农民传统的集体活动减少，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也因为缺乏农村中坚力量的参与而在客观层面********，硕果仅存的就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的庙会和以基层权力为基础的村民会议，随着现代性兴起和各村落参差不齐的发展状况，各村庙会和村民会议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案例11] W镇H村庙会会长
SC，WJ镇H村庙会会长，今年67岁。据SC介绍，H村的庙会至今有接近300多年历史（自清朝起）。1958年以前国家反对迷信活动，H村的庙曾经被拆掉.改革开发后——1991年被重新修缮，所有的费用由村民自行筹集。当时成立这个庙会的成员都还在，现在仍然是庙会的成员，年龄都比较大了，七八十岁左右。庙会有会计、有经济报告员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些书面资料。
搞一次庙会可能有上万人来看。一般都是村民，本村的，还有从其他镇赶过来的。主要活动是上香拜佛，念念经文。自己带米带饭，我们不花庙里一分钱。最近两年没有唱戏活动（因为资金不够），以前年年都有的，都是从市里请过来的扬剧团、淮剧团，一般一唱五六天，一天唱两场，每天下午、晚上各一场，听戏的主要还是老年人。庙会的时候在外地的年轻人也都会回来，回来舞龙舞狮的啊，扛大旗的啊，可以说不管有什么事，都会赶回来参加庙会。因为他们觉得要是不回来，心理会不踏实，有牵挂。我们这些群众自发的文艺活动，平时是有训练的，到了重要节日还可以去其他地方表演。
村干部也会参加并支持庙会，主要负责治安方面，防止有人滋事。人一走容易出问题。我们也在培养年轻一代接班的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主要都在外地打工，做这个还是要靠信仰的力量。
[案例12] D镇D村村民
**********的时候，村里庙都拆掉了，但是现在也恢复了一些，村里就有个土地庙，过年过节就去烧烧香。但我们村的庙会不怎么热闹，村民参加的也不是很多，本来在村里的人就不多（很多人外出打工），一开始的时候政府还不是很认可，村民就偷偷搞，这几年政府不反对了，但我们村村民积极性不是很高了，有时就走个形式，办得不好。
庙会最早作为隆重的祭祀活动出现，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为集祭祀、贸易、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农民传播行为。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农村庙会活动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庙会活动十分活跃，庙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举办之频繁，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随着农村内生秩序的变迁，庙会在我国农村的发展出现不同的发展状态。在W镇H村，庙会仍作为重要的集体传播活动：首先，本村的庙会是本村村民的“盛事”，除春节外，庙会成为聚集村民的重要节点，“庙会的时候在外地的年轻人也都会回来”，“可以说不管有什么事，都会赶回来参加庙会，因为他们觉得要是不回来，心理会不踏实，有牵挂”，庙会作为农民的一种文化认同，把本村村民聚合在一起，实现文化、商品和情感的传播；其次，“村干部也会参加并支持庙会，主要负责治安方面”，作为国家基层权力实施者的村干部也参与到这个大型的传播仪式中，并起到监督促进的作用，这无疑从权力结构中保障这一农村集体传播活动的顺畅；第三，庙会作为我国农村标志性文化传播事件，折射出各村的文化发展状况，也成为各村之间互动交流的平台，“还有从其他镇赶过来（看庙会）的，促进了农村文化的村际传播，也由此促进了异村村民的人际沟通。然而，在某些镇村，庙会并不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集体活动，如在D镇D村，庙会并不热闹，村民参与程度低，甚至仅仅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勉强存在。
[案例13] W镇H村村民
“我们村每年的2月26日在华严庵就有庙会，有唱大戏的，从外面请来的扬剧团，很热闹。”
“我觉得他们（庙会）的组织纪律比我们还严格呢，听说前几天，就是那个观音菩萨的生日，他们组织信徒念经，有一个人迟到了，结果被罚款示众。他们也是有组织的。”
“庙会搞了有十几年了。现在这个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它也是经过政府认可的。一开始的时候政府还不是很认可，村民就偷偷搞。这几年就正式了，我们也不会去干预，现在不是提倡人性化管理嘛。”
“但是搞庙会的时候，我们村干部也会介入的，派出所的干部也要到现场维持秩序，主要是为了安全。”
庙会作为我国农村当前集体文化建设与组织传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联结着我国农村日益陌生化的人际关系，但一年一次或两次的举办频率却暗示着其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农村的文化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项固定的文化仪式被传承，并没有改变农民之间传播关联低的现状。此外，由庙会和村民会议的参加度比较而言，传统公共文化（以庙会为代表）对农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权力组织下的集体活动（以村民会议为代表）。在WJ镇H村，每年农历二月二十都有华严庵的庙会，游行的队伍要绕着村子走一圈，有舞龙、挑花担等表演，此外还请扬剧团下来唱戏助兴，对于本村及附近村民来说，实为一大民俗盛事。据说只要到了庙会，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会按时回来，参加各种表演。有很多村民说，庙会很热闹，比村委会搞的一些活动好多了，老百姓参加的积极性很高。然而，对于标志着基层农民权利行使的村民会议而言，农民们的积极性很低，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表示“好久没参加村民会议了，平时又不在家”，部分村民也表示“村民会议没有半点实际用处”、“不愿意参加村民会议”，只有一些村里的老党员、退休干部保持着对村民会议的认同感，总体而言，“村民会议”作为农民一项公共“仪式”已被农民忽视、躲避甚至厌烦，案例14中农民无奈地感叹，“哪个来开会啊？”他们甚至认不得哪个是书记，哪个是主任。由此可见，在农民的视角中，村民会议已不作为农民主要的传播仪式和集体活动。
[案例14] D镇Y村村民
“以前没有合并的时候，村干部还集中开会。现在都没了，哪个来开会啊？认不得哪个是书记，哪个是主任。以前的村部就在附近，找起来方便，办事也好商量。现在搬到另外一个村去了，没事不去找他们。他们这些人就是吃吃喝喝玩玩，谈不通。”
“选举投票就是村干部拿个票箱上门来登记。我们没见过候选人，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候选人名单都是镇上定好的，我们凭感觉画个勾就是了。”
值得关注的是，案例11和案例13中都提及村干部会在庙会中负责维持秩序，在传统民俗活动“办庙会”中，村庄行政权力渗透到这项民间文化传播仪式中，同时基于其政治权力对文化传播活动进行管理，让弱联系状态下的农村文化传播与乡村治理合而为一，共谋于盛大文化仪式，以吸引农民的高度参与，维持乡村治理的稳定秩序，共同构建村庄的集体记忆和共同体意识。同时，W镇H村庙会会长SC表示，他们组织办庙会以来，也曾与乡镇、村干部产生过冲突和“反复的斗争”，说明在文化传播活动和政治权力共谋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力量的博弈和传播的互动，并在最终的文化仪式中达到平衡状态，共同作用于这个特殊的传播语境。
正如贺雪峰的观点，“村民之间由熟识变为认识，由意见总是一致变为总有少数反对派存在”（10），我国农村从“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会”，农村之间呈现弱联系的状态，农民的社会交往呈现出“原子化”的特点，这些构成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内生秩序与基础结构，也决定了农民传播逻辑的变革：农民行动单位不再出现宗族和小亲族，而是基本以家庭和个人为基本单元；农民的人际传播呈现典型的私利化倾向；农村公共空间的传播机制日渐衰微；农民的集体活动减少，村民会议形同虚设，仅有庙会成为参与度较高的文化仪式。此外，乡村中的人情世故由复杂逐渐简化，人情往来由繁频渐减，农村社会交往和传播关系日益陌生化、疏离化，呈现“类城市”状态。
